1919年11月16日清晨，一名身穿长衫的青年骑自行车独自来到了北京西城的万牲园。这天是星期日，街上来去匆匆的行人和车辆比平日稀少很多，万牲园门前也显得有些寥落。青年入园后径直走向又被称为“三贝子花园”的“环溪别墅”。如果是夏天这里本该荷花盛开，清幽宜人，但现在水里只剩了根根枯茎。青年在池水边小坐片刻，终于除下鞋袜，又脱下身上的长衫，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岸边青石上，心想：“这就是自己在人间做的最后一件事了。”这时已是农历九月下旬，初冬的北京冷风刺骨。青年拖着病弱的身体试探着步入水中，立刻被水中的寒意激得一阵战栗，不住地咳嗽，多少天来这声音让他自己都感到厌恶，于是青年终于不再犹豫，全力投入深水，淹没其中，周围又归于平静了。
自杀的青年是北京大学法科三年级的学生林德扬，在结束自己生命之前，他仍没有忘记将“北大”校徽挂在贴身衣服上。当日下午四点，他的尸体被发现时，园丁根据这校徽判断出了他的身份，于是电话通知北大，由同学前来收殓。
这时距五四学潮仅有半年。10月，在北大任教的蒋梦麟正在上海和几个外国朋友讨论五四学潮后的青年心理，他把当时中国青年的心理状况归纳为三个特点：（1）对事事都要问为什么，对事事都怀疑；（2）思想自由；（3）人生观发生改变。一个外国人听后便说：“好危险，将来恐怕有很多青年要自杀。”11月蒋回到北京，见到正在北大作演讲的美国教育家杜威，又重提这个话题，两人都认为“中国思想改变的时候，必演成青年自杀的现象”。杜威夫人在一旁说：“我不自杀。若是我自杀，必须先用手枪打死两个该死的人。”
结果第二天便传来了林德扬投水自杀的消息。当人们在报纸刊物上读到这样的巧合时，很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强烈感受，即似乎青年学生纷纷自杀的时代果然来临了。林死后的第三天，《晨报》七版就刊登了一篇题为《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的文章，作者是林的同学、北京大学文科三年级的学生罗家伦，署名“志希”。此后，《晨报》上又相继刊登了蒋梦麟、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文章，纷纷对此事发表看法。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也发表了题为《自杀论》的长文。讨论的范围很快扩大到了《时事新报》、《新潮》、《曙光》、《新社会》、《新生命》等刊物，一时在教育界掀起了一股讨论自杀问题的热潮。
林德扬和他的“五四”
林德扬是四川华阳人，自幼体弱，14岁才入蒙塾，17岁入本县中学校习科。第一次报考北京大学未录取，揭榜时当场昏倒。次年考入北大理科化学门，课程繁重，林用功过度，很快开始吐血。后来转入课业稍轻的法律门。
当时学生中体弱的很多。一位教育界人士曾气愤地说：“我们试想想看，每年之中，有几个学堂不开追悼会的么？据我所知，有一个学堂每年开三四次追悼会的，有一次追悼两三个人的……其余身体柔弱及常患病的学生更不计其数。”接着他总结了十余条学生体弱的原因，其中包括吃零食、宿舍空气恶浊、烟酒嫖赌、看淫书淫画等等，也包括用功过度、不注重身体锻炼等方面。当时的北京大学，每学期都有若干学生因病请求休学，或者退学，有的在休学一年之后再申请复学。
林君是个固执的人，开始吐血时亲友劝他休学养病，他执意不肯。日久身体渐渐不支，吐血症状更加严重，不得已赴西山看病调养。医生建议他回家疗养，以防复发，林君还是不听。五四运动爆发时，林正在西山养病，精神颇委顿，听到消息，大为振奋，说：“此岂林某卧病时耶？”立刻回到学校，在国货维持股办事，并且每天送一篇白话文到罗家伦所在的新闻股，劝人使用国货。
五四后的暑假对林德扬而言是沉重的。他没有回家，而是开始实施一个计划：召集一些同学组织“北京第一国货店”。当时很多学生在街头卖国货，林觉得此举事倍功半，遂有此决定。大家都认为集资困难，不易实行，林不以为然，“反覆申譬，义正词严，众悉为动”，计划终于开始实行。但招股依然是个最大的问题，林德扬为此求助于一个做京官的同乡，那同乡答应了几千股而事后变更，林大受刺激，最后自己拿了七百多元出来，国货店终于赖以开张。
林死后，为他的追悼会而准备的“行状”对国货店的交代语焉不详，只说“国货店既开幕，营业殊佳”，因为林君“平生壮志仅仅表见于是，心血亦吐几尽矣”。林自杀前嘱托朋友好好经营国货店，自己将从此不问世事；林死后，同学在他的住处找到他留给母亲及兄弟的三封信，托嘱身后家事，另外有一纸账单，将自己所欠账目详细开出，数目不得而知。
五四期间，卖国货是与演讲并行的一项活动。学生手提布袋，上面写着“国货”或“提倡国货”之类的字样，到“新世界”等娱乐场所，先向游人鞠躬，然后态度谦和地讲提倡国货的道理，劝人购买。所卖的货物，不外牙粉、肥皂、手巾、香水、纸烟一类，有时也有学生自办的杂志《国民》或《国体与青年》等。游客中十有七八会掏钱购买。
对学生卖国货是否赢利有不同的说法。国货的来源是学校周围的铺户，有的学生自陈原价买来原价卖出，只为了增进国人使用国货的观念，也有学生说“可以赚几个钱贴补日用”，也有人说赚得的钱用作学校联合会会费。
在林德扬选定的店址东安市场，还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北大学生刘仁静等到市场卖国货，警察上前阻止，学生大呼“警察阻止人民买卖自由！”引起周围一阵喧哗。被带到警署后，几名学生坚持说警察是不法干涉，既被巡警送来，便不能离开。解劝之间，又有两三批学生因类似的情况被送到警署，而且都坚持说如果警署不能给出稳妥的答复绝不肯离开。
这件事发生在1919年6月2日，七名学生因卖国货被警署逮捕。这在五四运动中是一条著名新闻，在《晨报》和《每周评论》上都有报道。张国焘是七人之一，因为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尝到铁窗风味”，所以多年后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然而他是这样回忆这一事件的：
6月2日，我所主持的讲演部职员会议通过决议，不服从禁令，恢复大张旗鼓的讲演活动。这决议立即得到评议会的认可，讲演部立即执行这个决议，发挥以身作则的精神，首先由我和十几位本部的重要职员出发，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这一带中心城区高举旗帜恢复讲演。我们不顾警察的制止，向听众大声疾呼，终于与警察发生冲突。我和其他六位同学当日下午六时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监房里。
显然，在张的回忆中，被捕的原因是演讲而不是卖国货。这种隐瞒可能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学生卖国货的动机有时会受人怀疑，然而更主要的，在学生心中，肩挎布袋、手提“国货一览表”、乞讨般地向人鞠躬请求的形象，比起慷慨激昂、大声疾呼的演讲实在逊色太多。
其实从20世纪初，中国就开始频繁发生抵制洋货的运动。辛亥革命以来，由民间会馆、公所发起的一些国货团体，也一直通过各种调查、宣传活动推行国货。以生产者和商人为主体的国货运动虽然一开始就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但仍是以自身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一些洋货在质量和价格上占很大优势，在市场上远比国货受人青睐，为之贩运销售的一直大有人在。在有洋货可买的时候，使用同类国货是一种损失，因此人们才将维持国货视为“良心问题”。至1915年日本侵占胶州湾，进而有“五九”国耻，“排斥日货”、“劝用国货”和“毋忘国耻”一起成为国民愤怒情绪的表达。
在五四运动中，由学生倡导的国货运动一直是商学关系中的微妙衔接点。学生提倡国货是商人支持学生的原因之一，然而当时日货也是很多商家的经营项目，学生进入店铺检查日货，不仅影响生意，更因查到日货而引发商学冲突。五四过后，学生一直把抵制日货作为长期坚持的活动之一，认为抵制日货是“不流滴血而必得胜利的战争”，最终形成对商人的强力干涉，很快造成商学关系的破裂。面对激烈的国货声浪，商业公团公开声明，劝人们“勿逞一时血气以致逾越范围”，明确表示对学生查货的反感。
罢市、抵制日货这些行动对商人而言意味着实际利益的牺牲，使商人和学生的道义立场形成了直接冲突。从这个角度看，开办国货店的想法体现了学生渴望从事切实爱国举动的意图。在一名上海学生的回忆中，他参加五四运动就是从拟定一份“抵制日货”决议案开始的，其中有“让上海学生每人担任十元的股本，去开办一个不求赚钱的国货公司”一项。时过境迁，他感到自己当时的想法“有些可笑”：“要人家的钱，岂是这样容易的么？真是太踌躇满志了！无怪其没有结果。”而在北京大学的林德扬这里，这件“有些可笑”的事通过借款而实现，产生了“北京第一国货店”，结果却证明这是他短暂生命中最具毁灭性的一件事。
职业革命家的过去和现在
不知是出于有意的选择还是纯属偶然，林德扬自杀的万牲园，正是个凭吊革命烈士的极好去处。
这座园林本来历史悠久，原为明代皇室御园，清乾隆年间重新修葺。慈禧太后当政时欣赏园中景致，拨银二百五十万两，修建为御园。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农事试验场，内设植物园、动物园、农业学堂等很多机构。后来农事试验场的动物园从德国进购了狮、虎、象、斑马、黑天鹅、鹦鹉等珍稀动物，对外售票开放，称为“万牲园”，作为中国第一座向民众开放的西式动物园，也可算是清廷大臣出使西方诸国考察先进经验的成果之一。
园中鬯春堂后面有“宋教仁纪念塔”，为纪念1912年宋教仁在园中住过四个月，而次年3月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即被刺杀于沪宁车站。在会芳轩附近，有1912年8月所建的“辛亥四烈士墓”。1912年1月16日，北京客籍学堂学生张先培、北京陆军测量学堂学生黄之萌、北京清河陆军中学教习杨禹昌等十八人，分为四组，各挟手枪炸弹，埋伏于北京东华门外丁字街三义茶药店楼上，欲伺袁世凯早朝后回车邸寓时弹击杀之。适时袁车马自楼下经过，众人掷弹，无一命中袁所乘马车，结果有十人被擒，三日后其中七人被英人保释，张、黄、杨三人遇害。死时分别是24岁、25岁、27岁。1912年1月26日，同盟会北方暗杀部负责人彭家珍于北京西四大红罗厂胡同炸死阻挠清帝退位的宗社党首领良弼，自己当场中弹而死，年25岁。四人遗骨相继葬于万牲园。胡适为此曾作《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
他们是谁？
三个失败的英雄，
一个成功的好汉！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他们干了些什么？
一弹使奸雄破胆！
一弹把帝制推翻！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他们不能咬文嚼字，
他们不肯痛苦流涕，
他们更不屑长吁短叹！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他们用不着纪功碑，
他们用不着墓志铭：——
死文字赞不了不死汉！
他们的纪功碑：
炸弹！炸弹！
他们的墓志铭：
干！干！干！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人觉得这些浅显直露、充满了惊叹号的句子，就像一颗颗炸弹一样，毫无美感可言，且与作者谦谦君子的形象颇不相符。但是无法否认，这是胡适流传最广的白话诗之一。诗的写作时间是1921年5月2日凌晨一点，当时胡适在天津客旅，白天携友兴致勃勃地赏过了春雨后北郊的野景，晚间到“江南第一楼”赴友人之宴，席后大谈时事。回到寓所，心中仍感慨不已，“梦中似游北京万牲园中的四烈士墓，大哭而醒”，打开台灯在枕上奋笔写下此诗，方才安睡。
很难推测林德扬选择在万牲园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否意欲传达某种心意，但林的自杀却把校长蔡元培的思绪带回了他曾经历的“暗杀时代”。他主张将林的遗体葬在万牲园，可能并不是无意识的。林死后约一个月（12月14日），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了追悼会，到场的人并不多，大概因为此君性格颇执拗，生前好与人辩论，又常常当众揭人短处，所以人缘并不甚佳。蔡元培在散会前匆匆赶来，作了简短的发言。蔡并不认识这个自杀的学生，但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读了他的“行状”，觉得“可怜”，他说中外自杀的人很多，但林德扬的自杀使他想到了“两位中国人”。
这“两位中国人”其实都曾是蔡元培的熟人。其中之一正是投江自杀的姚宏业，他筹办中国公学时，蔡元培也在上海，公学经费枯竭之时姚曾去找蔡商量办法。另一位是杨笃生，更是蔡的亲密同事和朋友。东京同盟会成立后，杨笃生、何海樵、苏凤初等人，就“立志从暗杀下手”，后来蔡元培也加入了同盟会和暗杀团，并为租房，介绍精通化学的钟宪鬯入会。“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
吴樾正是由杨笃生介绍入暗杀团，并引见给蔡元培的。“未久而中国第一炸弹，发于考察宪政五大臣车上。”蔡元培等均知制炸弹者正是杨笃生。蔡元培曾作文记述杨的事迹，开篇即说“先生以革命为唯一之宗旨，以制造炸弹为唯一之事业”。因而蔡对杨的叙述也是围绕着“炸弹”二字进行的。杨认为“暗杀必在北京”，必须就地制造炸弹，免于途中检查的麻烦。后来一次练药引爆受轻伤，受到满人的怀疑和监视，觉得无望再行暗杀，遂离京。此后赴英国，“习英文，自言欲以拉丁字母造中国新字，又言欲研究社会主义，然于研究炸弹之初志，仍持之不懈”。
对杨笃生的自杀，有一种解释说，当时误传黄克强战死广州，杨闻此凶讯，忧伤过度，后来“复闻列强有实行瓜分中国之说，神气沮丧，旧疾复发”，是年（1911）6月13日于利物浦投海自杀。死前留遗书，托友人将其积蓄100英镑做革命军费，另外30英镑寄其老母。
杨笃生自杀之时蔡元培在德国，后来由吴稚晖等人料理了杨的后事。两个月后，蔡元培作《杨笃生先生蹈海记》，从杨的遗书中解读出了别样的含义。在蔡看来，“患急性脑炎”、“好作繁思”、“感触时事、脑病时发”等因素固然都致使杨义无反顾地选择死亡，然而，引发杨自杀的直接事件是死前一周他参加了一个新式机器展览会，杨以为“会中机器必有可供研究触发之事，乃徘徊其中”，然而最终“感愤科学根柢不可追捕，在寓彻夜不成眠”。多年之后在林德扬的追悼会上，蔡元培更是一语道破姚宏业、杨笃生二人都是因“奋斗失败而自杀”，其中的沉痛凄凉溢于言表。
自戊戌至辛亥的十余年间，激进革命者以牺牲个体生命为代价塑造了一系列满怀豪情的英雄形象，表达了职业革命者的理想。从陈姚二人公葬“观者倾城塞路，或相与叹息，又以为异事”的时录，以及对秋瑾“擅口才，每登演说台，雄辩恣肆，往往倾动众耳，掌声如同白日春雷”的赞扬中，可以看到，这一理想形式与社会对接时所迸射出的辉煌色彩，并且经过整个革命时代的打磨，这种形式成为一种渐趋完备的生存态度，在有志救国的青年群体中产生了相当的感召力。
鲁迅也曾是这激进理想辐射下的青年之一。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参加了光复会的活动，并且被命令去暗杀，鲁迅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此说是否确实仍有待考察，但鲁迅的确多次表示过自己对暗杀的看法：“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是最不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1924年，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说：“……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则以三数人之牺牲，即足以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这种想法可能正反映了当时青年心目中最具魅力的理想革命者形象。而鲁迅回答说，自己对这种行为“不赞成”：“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似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
鲁迅说暗杀是“自己没有做的事”，可以说是回避了自己想做而又最终没有去做这一心态的转变，在他以后的思考中，有时亦会隐约传达出他对革命暴力的评价已经不似当年。1927年鲁迅到中山大学，“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鲁迅在文章中调侃说：“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不料这“战士”之名被“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做定了，遂让鲁迅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这时鲁迅的言辞已近乎刻薄，却道出了当时知识分子心中，职业革命家的理想经历了种种社会现实之后所呈现出的最荒诞形式。
如果说鲁迅在革命暴力面前有一种天然的犹豫和质疑，那么在蔡元培那里，激情澎湃的革命理想是经过了种种切身体验之后才消退了辉煌色彩的。蔡元培不像鲁迅那样远离革命活动现场，那些后来纷纷成为传奇英雄的恐怖人物都曾是他生活中活灵活现的身影，吴樾就是其中之一。在上海爱国女校时，杨笃生曾关照说吴樾准备送其妹入校，后来吴写信说有事不能即来，以后蔡再得到吴樾的消息，恐怕只能是在报纸上看到五大臣遇刺的报道以及吴樾被炸得支离破碎的照片了。面对这些热血同人，蔡元培难以作出像鲁迅那样直接的反省性批评，然而，对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及其成果的确定性，蔡元培的想法确实发生了很大改变。
蔡元培对以个人或小团体从事革命的设想亦曾虔心信仰，他曾说，“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是在自己负责的爱国女校中，“预备下暗杀的种子”。在蒋梦麟的描述中，蔡元培“年轻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直到民国之后，时人眼中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胡适等新派知识分子相比，在气质上仍然是“激烈”的，甚至在社会中人看来，是“提倡‘公妻公产’大逆不道的草寇”。
然而，在激进风潮中从事革命活动有其内在的行为逻辑，压抑甚至完全抛弃个人兴趣和幸福就是其中之一。自称“激烈派第一人”的刘师培对所谓“平和党”最尖刻的指责就在于后者“又获名，又获利，又能保全身家妻子”，刘因此担心“从前激烈不过的人，到现在都变成平和一派，再过两年，我恐怕这一种激烈的人，一个都没有了”。刘师培的议论是针对中国变法失败后社会精英各谋出路、人心涣散、缺乏革命生力军的状态而言，然而其中暗含着明确的道德立场，认为执著于个人的生命幸福而产生的“希恋心”是革命成功的最大障碍，这种想法在当时有志革命的知识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蔡元培说自己“当时并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可见对此也相当认同。为此，吴樾、杨笃生等人都以书生之躯制炸弹、行暗杀。尤其是蔡元培所熟悉的杨笃生，叹息自己“少年精力徒费于国学之一隅”，到了英国后，习英文、欲创拉丁化汉字、研究社会主义，这些文化方面的追求也大致出于改造中国社会的时代使命感，然而与平生所学却是风马牛不相及，加上年长精力不济，无所成就，终致脑力枯竭，以磷酸补品维持，日久毒发，终于再也无法承受此身心痛苦，等不及回国就投海自杀。
在林德扬的追悼会上回顾同事的这些经历，蔡元培的语气应是极为动情的。他在学生面前举杨、姚二人的事迹为例，意在说明，奋斗目标看似遥远，但最终总还是会达到，毕竟在杨笃生之后，终于有人研制出了精巧的炸弹，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而姚宏业之死，确实激励了不少同人，“中国公学”也办成了。但在蔡元培的脑海中，最鲜明地浮现出的却不是这些成功的景象，而是杨笃生屡次试验不成，因脑病发作头上缠着一块布，形容枯槁，徘徊在异国他乡的街头，姚宏业为筹款连连碰壁，在黄浦江边万念俱灰，以及林德扬一意孤行办国货店，床头摆着账单和血迹斑斑的盆盂。这三个形象重合在一起，都是因“奋斗”所致，但蔡对这些行动的最终评价，却是“失败”二字。
民国元年，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特别区分了以个人衣食享受为主要内容的“现世幸福”和另一种具有超验价值的幸福。在蔡看来，前者是属于现象世界的、可以经验的幸福，而后者的存在“全恃直观”，却属于真正不可消亡的“实体世界”。从这一德国古典哲学思路中折射出来的其实正是蔡元培历经了革命时代之后的亲身感受，可以说终其一生都对这不可言说的实体幸福深怀敬畏，所以他认为“以现世幸福为鹄的者，政治家也；教育家则否”。然而这时的蔡元培已经感到，教育只能尽量为这一价值形态提供存在空间，而不可能将它普遍化而湮没了其他选择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利主义教育”才是维系国计民生的当务之急。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发起“进德会”，规定“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其旨趣，也就是在人欲横流的社会状况下，通过这些否定式的限制，对幸福的内容和实现手段加以框范。这时的蔡元培对牺牲生命以从事革命的理想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怀疑甚至反感，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已经隐讳地传达了这种心态。
1919年5月4日的示威游行之后，有三十余名学生被捕。北京大学里弥漫着学生们的愤怒情绪，布告栏上贴满了打杀曹、陆、章的标语。有时学生们会看到蔡元培站在布告栏前，亲手将这些标语扯去，并对学生说这种举动毫无用处，徒增保释被捕学生的困难。然而青年的情绪常常难以克制，5月6日，北京大学各斋室门前都挂起了上书“校长布告”的牌子，口气强硬决断：“为要求释出被拘留诸同学，鄙人愿负完全责任，但诸生必需严守冷静态度，万勿再有何等轻率之举动为要。”
第二天被捕学生果然被释放。5月7日清晨，蔡元培和学生们一起等候在北大文科操场，蔡命人排长凳一列，预备让归校同学站立，使众人容易看到。等到被捕学生登上长凳的时候，均泣不成声，众同学也跟着大哭不止。蔡元培说：“今天被捕同学释回，大家应该高兴，请不要哭。”说罢，他自己亦潸然泪下。
几天过后，学生们就在布告栏上看到了蔡元培的“告别学生文”：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少休。我愿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这篇文字在当时非常著名，在《北京大学日刊》、《晨报》、《时报》等都有转载，短短几十字含义暧昧难测，当时流传着多种解释。尤其是“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句，格外令人疑惑：难道校长在责怪学生们的示威行动吗？蔡元培深知自己留书出走在学生中可能引起的反应，当时他已离京赴苏，在途中写信寄回学校，说“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一年后蔡又对“杀君马”一句加以解释：“但取积劳致死一义，别无他意。”后来蔡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治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言语中已经现出对“政治”、“纠纷”以及“运动”的疏离。对照其前后的言行和决断，“杀君马者道旁儿”的隐语其实与鲁迅所说“被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颇有异曲同工的意味。
“新青年”的人生观
林德扬的自杀成为黑暗现实的又一个例证，再一次引发了激烈的社会批判。学生对此的反应最为激烈，认为“林君的自杀，原来不是自己杀自己，乃是社会杀了他。社会不能做彻底的改革，恐怕热心的青年，将要一个一个的自杀干净啊！”但人们的看法并没有完全因循五四以来的思维方式，也正因为如此，林德扬的死没能使他像其他青年一样享受“烈士”的顶礼，反而在教育界引发了一场广泛的讨论。
自杀的原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罗家伦总结了致使中国学生自杀的三种原因：（1）没有美术的生活；（2）没有社交的生活，更没有男女交际的生活；（3）人生观的变动。他在文章中说：“我们一天到夜的奋斗，同机器一样，总是这样转动，实在令人厌烦。”这几乎是五四以来学生第一次强调生活乐趣的重要，而且这种乐趣，显然与组织学联、街头演讲这些爱国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当李大钊认为林德扬自杀的原因“是病苦，烦闷，救国运动的积劳，境遇的压迫种种”的时候，显然他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然而生活的乐趣是什么？无论是罗家伦还是李大钊都没有言明。李大钊在他的长文《青年厌世自杀问题》中，搜集了许多研究资料，有人类学考察，也有社会学的数据分析，以及宗教、哲学等各类观点，力图对自杀原因提出客观的社会学解释。这时的李大钊仍然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出发，呼吁补救自杀背后的社会缺陷。同时他感到，辛亥以来爱国自杀造成的模仿风气依然在青年中发挥作用。
一个月以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比李文更长、包含的数据分析更多、也更加学理化的文章。但文章认为因“厌世”而自杀“是最高等的自杀，是哲学的自杀……这种对于人生根本上怀疑的自杀，决非单是改良社会制度减轻压迫所可救济”。而导致青年厌世的最重要因素却是“新思潮”，因为青年人即使受到社会中陈旧的习俗、制度的压迫，也可以仗着信仰继续奋斗，然而新思潮却使一切信仰都失去了权威，“这种新思潮，从他扫荡古代思潮底虚伪，空洞，迷妄的功用上看起来，自然不可轻视了他，但是要晓得他的缺点，会造成青年对于世界人生发动无价值无兴趣的感想。这种感想自然会造成空虚，黑暗，怀疑，悲观，厌世，极危险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能够杀人呵！”
陈独秀没有在文章中说明“信仰”的内涵。其实林德扬自杀后，舆论并没有将此罪过加在新思潮上，而陈独秀却先行暗示新思潮应该对青年自杀负一部分责任，但终又语焉不详：“但是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却不可因此气馁，这是思想变动底必经的阶级，况且最近代的最新的思潮，并不危险，并无恐怖性，岂可因噎废食？”四个月之后，陈独秀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反思：“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而这时的陈独秀，已经因为同北京政府的纠纷而离开北京，也从此结束了学院中的教授生活。他到上海后，以专职报人为公开职业，用胡适的话说，与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而在上海编辑出版的《新青年》，也就不再是那个提倡新文化、鼓吹文学革命的《新青年》，也不再是专业学者发表言论的阵地，而成为一个政党的机关刊物了。
虽然人们对自杀众说纷纭，但开出的药方却是一模一样的。在林德扬自杀之前，罗家伦写过《出世》一文，一直认为青年首先应当“奋斗”，“若是奋斗得筋疲力尽，智绝谋穷，再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作了，而于此世仍无一丝一毫的补助，然后自杀。像这样的自杀真是世间最有荣誉的事，惟有最高尚的人格，方才可以办到”。这时的青年学生对壮烈之死仍然充满崇拜，并且认为，“中国自杀之风稀少，正是中国人心气薄弱的一种表现”，“曾国藩以后成功，未始不由于以前几次投江的自杀决心”。
蒋梦麟立刻感到了这种观点的危险，他反驳说曾国藩后来“成了大功”，但若是当时不幸死了，“这大功岂不是同葬土穴之中么？”文章同时列举西方法律、宗教、风俗中的观念，认为自杀同杀人一样，以此劝告青年：“自杀是一个大罪恶！”“我们奋斗到极点，还要奋斗。”
林德扬自杀次日，《曙光》杂志的主编宋介到北大见到罗家伦，两人“畅谈自杀问题”。宋很快也写成一篇文章，大体上追随了罗家伦的观点，再次强调“自杀是社会造成的一种罪恶”，“吾人和恶社会决斗，要坚持到底……一息尚存，还是奋斗”。
在众多的“奋斗”呼声中体现了共同的思维方式。当人们将自杀的原因归于社会罪恶的时候，对“奋斗”的倡导也同样是在社会中继续寻求价值认同，这正是新文化运动主将对青年人生观的一贯倡导方式。1919年2月，《新青年》上发表了胡适的文章《不朽：我的宗教》。胡适在文章附注中将自己此文同陈独秀的《人生真义》、陶孟和的《新青年之新道德》、李大钊的《今》三篇放在一起，算做“代表《新青年》的人生观的文字”。文章否定了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说”，提出“社会的不朽论”，将它作为“我的宗教”加以提倡：
我的宗教的教旨是：
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无穷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大我”就是社会。胡适认为，这种说法“其实只是把那‘三不朽说’的范围更推广了”。在后者的解说中真正得以不朽的只是极少数人，而在“社会的不朽论”中，个体因与社会衔接具有相同的有机价值，“无量平常人”都有不朽的希望。
这种禅宗色彩浓重的平等观念经胡适的解释的确带有了“宗教”的特性。宗教本性的优势正在于将瞬息消亡的个体生命与绝对事物相关联而产生“不朽”的感受，这一绝对事物在基督教中是上帝，在佛教中是“空”，在胡适那里则是“社会”；面对这一绝对事物，生命过程的千差万别都显得微不足道。将社会作为不朽的依托物，同宗教类似的是，二者都强化了将时空范围无限延长时所产生的个体生命连续不断的感受，在这一视野中，英雄与庸人同样不朽，人们面对伟人精英时自然产生的被压迫感与存在焦虑得到了缓解，然而作为其必然结果，各种具体而复杂的个人感受也失去了存在的位置。
个体价值贡献于社会而得以“不朽”，这一思维方式在五四时代是备受推崇的。梁漱溟曾对此提出批判，认为“这一派的说法恰好给这‘向外找的态度以一种圆融妙通的道理，使他居然像是站得住’”，实际上却是“浅薄无能力”的。梁漱溟所说的“向外找的态度”，也就是以外在价值强加于个体的评价方式。在梁漱溟看来，“找”来的价值通常是具有欺骗性的普遍价值，必然背离个体真实感受。所以他认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是不能找的；你去找，一定不能得”。
这“不能找”的价值看似缥缈，却体现了对五四以来与个人真实感受相脱节的人为价值体系的反动。在林德扬自杀一事上，梁漱溟同样看到了“新青年派的人生观”无法解决的问题。外在价值的考评让梁漱溟非常反感：“……北京大学林德扬君自杀的事出来，报上评论多拿什么‘曾国藩事业成功不成功’‘什么有补无补’‘有益无益’那些计算的话去批评，我实在不耐听。”在他看来“知识的提醒”只有在情感层面引起触动，才可能影响人的行动，而这最重要的情感因素，却完全被忽略过去了。
当个人感受不被重视的时候，才会产生“自杀”是否道德的问题，恽代英和陈启天为此争论了一夜。陈认为“道德起于共同求生”，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已受了社会上许多恩惠，便不能自由脱离共同生活，所以自杀是辜负社会”。恽代英则坚持“道德定是为我而生，我们才有尊行的必要，若说道德是为社会而生……试问，社会是个什么东西？社会因他的需要而发生道德，我们一定要服从这道德么？这道德不是社会上的一个大骗术么？”
恽代英的观点中已经包含了对外在价值的质疑，他最终倡导的个体价值，仍是“奋斗的快乐”。瞿秋白也曾对此表达过更细致的感受，认为自杀者必然有极其热烈的感情，但最终还是不以奋斗为快乐，而且成功心切，目标遥远，所以他“虽然一步一步的奋斗，他只觉看着失败，刻刻苦痛，久后自然而然就再也忍不住了，只有自杀”。因而最重要的是以奋斗过程中的苦难为快乐，这样的奋斗，也就不会有“筋疲力尽的时候”了。
“奋斗的快乐”正如“不能找”的价值，难以捉摸，不可名状。瞿秋白是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的，参加普通文官考试失败后，进入俄文专修馆。从那时起至五四之前的三年，他认为是自己“最枯寂的生涯”，没有朋友，更没有交际，每日目睹新官僚的“民国”生活对他也是一种痛苦刺激。而且随着在俄文专修馆学习的日益深入，心灵中也越来越充满了“厌世观”的思想。直到五四运动突然爆发，瞿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加运动，孤寂的生活才开始打破。瞿秋白同林德扬一样患有肺病，当他以成熟的口吻宣讲奋斗生活的乐趣时，快乐的感觉很可能是由衷的。
在瞿秋白的回忆中，1919年底和1920年初，正是学生运动发生转变和分化的时候。这种转变和分化有各种表现形式，在学生眼中，“罢课的武器，至此成为‘黔驴技穷’，而各界对于学生的同情，也已完全失掉”。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蒋梦麟和胡适在共同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学生运动现在四面都受攻击，五四的后援没有了，六三的后援也没有了。我们对于学生的忠告是：‘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可一而再再而三的么？”学生游行的队伍失去了五四时的庄严整肃，频繁的学潮让市民都失去了兴趣。
朱自清认为，五四以后中国青年群体的气质改变了，“在学校里反抗师长，在社会上反抗统治者。他们反抗传统和纪律，用怠工，有时也用挺击”。这些现象其实是青年成长的必然，然而这些“自古已然”的东西，现在“更其表面化”了。朱自清已经看到，被“表面化”的其实是青年天性中最不稳定的情绪化因素，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被放大成了时代精神的引领。
五四过后一年，身在伦敦的傅斯年在回顾五四时已经意识到了以青年为运动先锋的危险性。在他看来，中国从古至今从来没有“社会”存在过，因为中国的政治组织以朝廷为中心，文化组织以科举为中心，从二者中都无法发展出能够和专制相对抗的社会力量，五四由学生奔走号呼抗议政府决策，虽然唤起了整个社会的声援，然而，这种由少数知识群体为前驱和行为典范的社会运动形式和古代并无本质区别，都可以被视为社会功能缺失的表征。所以傅斯年提出，“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
傅斯年的观点已经隐含了对学生从事运动的否定态度，他所说的“社会”，包括责任心、组织力、舆论监督等多种公民素养，这些都不是在简单的爱国动员中能够完成的。蔡元培认为，“学生对于政治的运动，只是唤醒国民注意。他们运动所能收的效果，不过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他们的责任，已经尽了”。但五四的确为青年学生的奋斗体验和人生选择注入了新的内容，学潮依然在继续，并且逐渐脱离群众运动的脉络而显示出越来越鲜明的党派色彩，而这时所形成的价值尺度和表述框架却在舆论表层一直延续下来。
到1920年代中期，“新思潮”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越来越被当局定性为引诱青年涉险的危险学说，知识界中支持秩序及渐进改革者，如现代评论派，也认为学生运动是被煽动的结果，青年牺牲的意义越来越显得荒诞。北大教授陈源曾翻译一则短篇故事，提示社会运动背后有不怀好意的得利者：在桥上挂着一件大褂，上面插一字条，写着“生命不值得什么！人们都是些禽兽，只管自己个人的幸福。为什么伤心，为什么受罪？”署名“葛洛”。四个路经桥头的人，周慕德、苏黑庭、包来佛和一名水上警察看了字条之后，都相继脱下外衣投河自杀。这时候，写字条的葛洛却从暗处走来，高兴地说：“油水真好，近来这个字条是个好钩子。”说罢拿了几个自杀者的衣服回家去了。在这个虚拟的连环自杀事件中，周慕德是个穷人，挨饿受冻遭歧视；苏黑庭是个布庄伙计，生活辛苦而单调，挣来的钱都归东家；包来佛是个家境富裕的学生，正准备去戏院，被字条上的内容刺激，想到资本制度的罪恶，发现“普通选举权”不能解决问题；水上警察不愿受谴责，也选择了投河。四个人代表了四个社会阶层，有各自忧心的问题，被几句厌世的话触动，纷纷抛弃生命，只有造成这一切悲剧又从中获利的葛洛身份是模糊的。译者陈源有他的所指，但在以后纷纭的历史现场中，“葛洛”的身份既扑朔迷离，“自杀”所昭示的个体牺牲价值以及生命与理想信念的比重都将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