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手，指向着东方——东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么？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出现了，到了，在这里了……
一方的异彩，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驹，在热奋地驰骋……
志摩用泰山日出比喻泰戈尔来华，他用最浓烈的文字，来抒发他最浓烈的感情，来描绘这位印度的诗哲，世界的名人，他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
1918年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奖金，整个印度狂欢了，他居住的山迪尼基顿，顿时成了朝拜的中心，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纷纷邀请他去讲学，泰戈尔叹道：“我从此没有安闲的日子过了。”
由梁启超诸人举办的中国讲学社，1923年也向泰戈尔发出了邀请信，徐志摩担任联络、接待、翻译之职。但泰戈尔的家人、医生、朋友，都劝阻他来中国，因为他年高体弱，期间又得了一场热骨病，怕他远涉重洋发生意外。
泰戈尔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还是下了决心来华访问，先派他的秘书恩厚之来华安排访问日程。泰戈尔说：“趁我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决不可错过这最后唯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我幼年时便发心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的境界中萎衰的惆怅，毋宁利用这夕阳未暝的光芒，了却我晋香人的心愿。”
徐志摩要人们从泰戈尔伟大、和谐、美丽的人格里，“得到古印度与今印度文化的灵感”。同时也要使泰戈尔在中国青年的身上，“得到一个伟大民族觉悟了的精神与发展的方向”。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终于到达了上海，受到中国各界的欢迎。《小说月报》出了“泰戈尔专刊”。13日下午1时在上海闸北弄与中印诗人集会，3时至慕尔吗路37号举行园会，会上泰戈尔第一次发表了访华讲话。
14日由志摩陪同泰戈尔赴杭州游览访问，受到西冷印社同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在西湖里荡波，他们在虎跑泉品茶；他们在六合塔放歌，他们在湖心亭寻梦。他们谈创造的生活，谈心灵的自由，谈国际的和平，谈教育的改造，谈普爱的实现。泰戈尔说：“现代的世界上多的是缺乏信仰的人们。他们不知道信仰是创造的势力，不知道对于一个伟大的未来的信仰自身就会创作个未来。”
徐志摩说：“你的话像是三春和暖的南风，警醒了树上的新芽。相形之下，我感到我们的嗓音不够响亮，我们的呼吸不够深长，我们的信仰不够坚定，我们的理想不够莹澈。……”
泰戈尔说：“我相信你们的前途有一个伟大的将来，也就是亚洲的将来，我盼望那一天你们的民族兴起，表现你们内在的精神，那是我们与有荣华的一桩盛业。”
他们的谈话，就像瀑布在青林间飞溅，又像灵活的喷泉涌出一股股生命的激流。这两颗中印的诗心，紧紧地吻合在一起了。徐志摩把泰戈尔叫戈爹，泰戈尔给徐志摩取了个印度名字，叫素思玛。
在接待泰戈尔来访的人员中，有梁启超、胡适，有陈源、凌叔华，有郑振铎、王统照，也有林长民、林徽因父女，所以志摩在接待泰戈尔过程中，与林徽因又有了频繁的接触。
泰戈尔喜欢看戏，尤其喜欢看他自己写的戏。志摩发起新月社同人演戏。在当时北京社会里，演员的身份是低贱的，但这群知名文人，愿粉墨登场，确实起着前锋的作用。他们排演了泰戈尔的《契玦腊》，林徽因扮演公主，张歆海扮演王子，徐志摩扮演爱神。5月8日适逢泰戈尔六十四岁诞辰，由胡适任主席，梁启超主持祝寿会，会上演出了《契玦腊》。
在频繁的接触中，“爱神”对“公主”的爱情之火又燃烧了起来，只是梁启超常跟随左右，才使“爱神”之火，不敢像野火一样无边蔓延。但这位“公主”，仍理智地，落落大方地与“爱神”交谈着。
林徽因对志摩说：“我看泰戈尔精神不好，会不会病了？这一路上，他作了三十多次演讲，接待、走访了那么多的人，我看他实在太疲倦了。”
志摩说：“他不顾年高体病，来中国广种同情，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会遭到有些人的攻击。”
“是呀，有人说他与溥仪、陈立三、齐燮元这些人接触，所以说他是守旧派。”
“这正是那些人的浅薄。泰戈尔来中国，要访问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他不是以个人、党派为访问单元的。他是站在国家与民族这个高度来尽到一个晋香人的虔诚。我们应该用泰戈尔高超和谐的人格来开发我们淤塞的心源，来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
林徽因听了，对志摩露出赞许的目光。
有一次泰戈尔在北京天坛的草坪又一次演讲，长须白发的泰戈尔由人艳如花的林徽因携扶登台，而潇洒俊逸的徐志摩在一旁任翻译。泰戈尔的讲话犹如清风鸟鸣，徐志摩带硖石土音的官腔犹如泉水淙淙，林徽因在台上殷勤侍候。人们将他们三人比作一幅“松、竹、梅岁寒三友图”。
泰戈尔在北京访问结束后，于5月20日搭火车去太原，林徽因等到车站送行，徐志摩坐在车内，望着车窗外向他含笑挥手的林徽因，有一腔苦水要吐，他借助于纸笔，利用开车前间歇，给徽因写了一封信，用来表达他内心凄楚的爱念。但信未写就，火车就“别断、别断”地启动了，志摩长叹一声，痴望着月台上向他挥手的徽因。这一切都被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看在眼里。恩厚之一手把信抢了过去，装进了他的公文包。恩厚之和徐志摩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亲密得彼此可以趣闹。四十多年之后，香港中文大学梁锡华博士去访问恩厚之，恩厚之才说出这幕情景，并公开了他一直珍藏着的那页信笺：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甚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总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却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的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字字句句都呈现出一个失恋人的心意。
梁启超对徐志摩与林徽因的关系当然十分清楚，他也担心这两个受过西方人生哲学洗礼的青年人，长期相处在一起，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这是梁启超在体面上不能忍受的，但马上让其儿子梁思成与林徽因完婚，他又怕对志摩刺激太深，所以梁启超采取了一个两全之计，让梁思成偕林徽因赴美学习，不完成学业不准他俩完婚。梁启超要用空间的距离、时间的长河来渐渐熄灭志摩心头的恋爱之火。志摩信中所述“离别”，即是指梁、林拟将赴美。
泰戈尔访华之后，梁、林双双赴美去了，留下志摩孤单一人，他感到“天茫茫、地茫茫，心更茫茫”。他不禁向自己发出了疑问，“恋爱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恋爱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他来的时候我还不曾出世；
太阳为我照了二十几个年头，
我只是个孩子，认不识半点愁；
忽然有一天——我又爱又恨那一天——
我心坎里痒齐齐的有些不连牵，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的上当，
有人说是受伤——你摸摸我的胸膛——
他来的时候我还不曾出世，
恋爱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这来我变了，一只没笼头的马，
跑遍了荒凉的人生的旷野；
又像那古时间献璞玉的楚人，
手指着心窝，说这里面有真有真，
你不信时一刀拉破我的心头肉，
看那血淋淋的一掬是玉不是玉；
血！那无情的宰割，我的灵魂！
是谁逼迫我发最后的疑问？
泰戈尔访华结束了，志摩与泰戈尔、恩厚之结下了深厚友情，志摩怀着深情厚谊，护送他的戈爹赴日访问。
我记得扶桑海上的朝阳，
黄金似的散布在扶桑的海上；
我记得扶桑海上的群岛，
翡翠似的浮沤在扶桑的海上——
沙扬娜拉！
1918年8月志摩赴美留学时，船过日本，他在东京停留过几小时，曾在上野公园的小山上俯瞰东京，连绵的大厦，拔地而起，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
七年之后，他与泰戈尔再度登上上野公园的小山冈，那雄伟的帝国剧场不见了，那庄严的帝国大学没有了，那些高楼大厦倒塌了，东京变成了一大堆瓦砾，东京变成了一大摊废墟，东京变成了一个神哭鬼嚎的坟墓。只是暂时用薄松皮板支撑起来的一些木棚，告诉人们在这座大墓里还有些受难的生灵在挣扎。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东京大地震给人类留下的一幕惨剧。志摩感到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平时总认为它是结实的，它是可靠的，铁锹铲不开它，炸药爆不了它，但它只要轻轻地张一张口，它只要轻微的一阵呼吸，人类几千年的文明顷刻间就化为灰烬。他感到人类在大自然的暴怒面前只是一群在山里逢着雷霆风雨时的绵羊。
“变幻的自然，变幻的人生”，在《自然与人生》面前，“谁是主，谁是宾，谁幻复谁真？”暴怒的自然不仅摧毁了文明，也摧垮了人类的一切虚荣心，不用说脆弱的人类，就连猛虎在暴怒的自然面前也一下变得驯良，像猫儿似的蹲在你身边，暴戾的鹰鹞也会像老母鸡般驯服。这使志摩感悟到，人也只是大自然的产儿，就像地上的草，枝头的花，水中的鱼，天上的鸟，人类应该从一切人为的桎梏中，从一切的怨毒、猜疑、妒恨中猛醒过来，因为对大自然来说，人类的命运是一致的。
人虽是自然的产儿，但人不应该做地球的顺民。志摩说：“我们邻居日本人在灾后的实际就是这样。全完了，要来就得完全来过，尽你自身的力量不够，加上你儿子的，你孙子的，你孙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孙子的努力也许可以重新撑起这份家私。这才是真试验，这场试卷是不容易交的，但我们的邻居勇敢地交了，他们答了一个响亮的‘干’字。”这使得志摩不能不佩服。
志摩把日本人民在被推倒了的，“全完了”的基地上又勇敢地“干”起来这件事实，同稍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联系起来。那是同年10月15日，他在北京参加了前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一次升旗仪式。加拉罕站在台上，微笑的脸上有一种严肃的青光，“他有为主义牺牲的决心，他的脸上至少没有苟且的痕迹。”红旗冉冉上升，青天里响起一朵红霞。“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志摩认为俄国革命如果从单独的、局部的去看，尽可以下种种非难与批评。“但全部的看，历史的看时，那原来纷乱的就有了条理，原来散漫的就成了片段，甚至于在进程中一切反理性的分明残暴的事实都有了他们相当的应有的位置。”所以他认为俄国革命最切题的教训“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牺牲，那表面紊乱的背后坚定地站着某种主义或是某种理想，激动人类潜伏着一种普遍的想望，为要达到那想望的境界，他们就不愿冒怎样剧烈的险与难，拉倒已成的建设，踏平现有的基础，抛却生活的习惯，尝试最不可测量的路子。”其实，志摩并不想望把那面红旗插在中国的土地上，他所赞许的是那个坚定的信仰，勇敢的牺牲和那个最不可测量的理想。
他认为没有理想的民族是一个堕落的民族。他从英国曾带回一个理想的图案：他希望有一个充满爱性的、没有仇恨的，和谐的而不是纷扰的，自由的而不是暴力的社会，他盼望有一个英国式的民主政治。
但他回国后的种种现实教育了他，他感到“我们的网子是坏了的、破了的、烂了的；让我们痛快的宣告我们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精神，没有给中国社会一个坚实的基础，就好比在黄河里造桥，流沙里打桩。
他在《留别日本》一诗中写道：
我惭愧我来自古文明的乡国，
我惭愧我脉管中有古先民的遗血，
我惭愧扬子江的流波如今溷浊，
我惭愧——我面对着富士山的清越！
……
我欲化一阵春风，一阵吹嘘生命的春风，
催促那寂寞的大木，惊破他深长的迷梦；
我要一把倔强的铁锹，铲除淤塞与臃肿，
开放那伟大的潜流，又一度在宇宙间汹涌。
他就要用日本人民积极向命运宣战的态度，用俄国人民的坚定信仰，用泰戈尔的伟大的人格力量和道德规范，来织补中国破了的、烂了的大网子。他要“各个人的生活里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纤维来合成强有力的绳索”，来强化这个大网子。
他把日本大地震和苏联大使馆的升旗仪式的种种感想写成文章，这就是同年秋天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稿《落叶》。他在那次讲演中最后用两个有力的英文字高叫了一声——“Everlasting year！”
他在日本除写下《留别日本》之外，还写了《沙扬娜拉》十八首。泰戈尔来华的演讲稿《第一次的谈话》《清华讲演》《告别辞》，以及在日本的讲演词《大坂妇女欢迎会讲词》《对日本妇女讲的一段神话》均由志摩译出，后来收编在《飞来峰》一集中。
这次泰戈尔访华也到了南京。在南京期间志摩结识了比他长四岁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ICK)，她的小说《大地》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她与丈夫感情不融洽，小孩也得了绝症，满腹忧愁，无处诉说；一腔柔情，无地着落。当她与志摩一深谈，仿佛迷途的海船驶进了港湾。志摩此时也因林徽因的突变，心绪茫茫情无所归，现在见到赛珍珠，也情意绵绵。但这段韵事他俩都秘而不宣，因此外人无从知晓。据说赛珍珠在她的小说中曾有影射；但志摩对此却不留一字痕迹。直到赛珍珠晚年（1983年）撰传时，才在传记《一个冲突的女人——赛珍珠》中宣告：她早年的情人是中国大诗人——徐志摩。
1924年7月泰戈尔由徐志摩陪同，由日本经香港回印度，徐志摩经香港返北京。泰戈尔对志摩说：“我在中国所获得最珍贵的礼物中，你的友谊是其中的一件。”临别时他俩相约，第二年春天再在意大利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