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虽然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但并不影响他对梁启超和泰戈尔的崇敬心情，梁启超和泰戈尔是志摩传统思想里的两颗巨星。
1928年12月初，小曼递给志摩一份电报——梁启超病危。一种不祥的预感使他瘫痪在沙发上，怔了半天，他对小曼说：“我得马上赶往北平，晚了说不定见不到梁师了。”临行前志摩想起梁师在他们婚礼上那一番语重心长的训辞，他一再叮咛小曼要自尊自重自励，不要辜负了梁师殷切的期望。
梁启超患病已有两年多了，在北平资本最厚，设备最全，人才最多的协和医院治疗。给梁启超看病的医生又是最有名望的，照算是不该误诊的，但事实适得其反。起先说梁启超出血是由于肾脏溃疡，只要把肾脏割掉一个就好了，结果白丢了一个腰子，病仍没有割掉。后来说出血是缘于牙齿，把牙齿拔了就好了。从一颗拔到七颗，又白掷了七颗牙齿，病仍没有拔掉。最后又说病在肠胃，只要少进饮食，让肠胃充分休息，病就好了。结果人饿瘪了，病仍没有饿掉。
志摩原是“无条件信仰西洋医学”的。他对“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一套中医理论感到太玄。但他最服的西医为什么在梁启超身上屡次失败呢！他认为医院是外国人开的，他们看病先看你的脸皮是白色还是黄色。白皮脸就恭维，黄皮脸就马虎，这种“诺狄克民优胜的谬见一天不打破，我们就得一天忍受这类不平等的待遇”。《我们病了怎么办》这篇散文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写成的。
他一到北平，人看他，他看人，几个转身早晨就转成了黄昏。一天，不少朋友聚集在凌叔华家里，他们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逼问志摩：“为什么不带小曼一起出国？”“为什么不带小曼一起来北平？”“为什么你们不离开腻人的上海？”“为什么不把小曼从不合理的生活里拔出来？”“你的诗作为什么越来越少？”面对这一串串连珠炮似的发问，志摩无法作答。他无从怨，也无从恨。他已从理想的云端里坠了下来，渐渐堕入了“怀疑的颓废”。
此时松树胡同七号的“新月社俱乐部”已经云散，里面的家具用品也被人搬走不少。但志摩一到北平，新月故侣又聚集了起来：任叔永夫妇、熊佛西夫妇、余上沅夫妇、陶孟和夫妇、杨景任、邓叔存、冯友兰、杨君甫、丁在君、吴之椿、瞿菊农、张彭春等二十余人，大家喝酒话旧，共叹人事多变，世事苍茫，现在人去楼空，只剩下一弯冷月，数点寒星。
他到协和医院前，先见了梁思成。他为父病弄得面黄肌瘦，憔悴不堪。林徽因虽然风韵犹存，但也心事重重。回首往事犹如枕上梦痕，雾中远山，无限感叹。梁思成说：“父亲的病看来希望是绝无仅有了！”林徽因说：“前几天又遇一大险，医生不许会客，说一激动，病就变相。”当志摩来到梁启超病房前时，门上果然挂着“谢绝会客”的牌子，还有护士守着，志摩既不能进病房探望，又不忍离去，独自在长廊上默默地来回走动。后来他的至诚感动了医务人员，特准他从门缝里窥视，只见梁师侧身睡着，能见到的那半边脸又黄又黑，瘦得皮包骨了。志摩感到梁师实在是“绞枯了脑汁，流干了心血”，所以一旦发病，就无法支持。想到这里，他不觉涌出两行急泪。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耗尽了最后一点心血，离开了人世。志摩、胡适、闻一多诸人组织稿件，准备在《新月》上出纪念梁启超的专刊，但由于种种原因，此纪念号竟没有在《新月》刊出。梁启超逝世后，志摩十分悲痛，他在给恩厚之的信中说：“他比他同辈的人伟大多了，这连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因为在他身上，我们不但看到一个完美学者的形象，而且也知道他是唯一无愧于中国文明伟大传统的人。他把现代中国历史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以个人的力量掀起一个政治彻底的思想革命，而就是因着这项伟绩，以后接着来的革命才能马到成功。所以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的确是无与伦比的。”这是志摩对梁启超的高度评价。
梁启超这颗巨星的陨落，给志摩带来无比的哀痛。但相隔两个月之后，另一颗巨星——泰戈尔飞到了志摩家里，使志摩心头又闪出一道光亮。
1929年3月1日泰戈尔去加拿大参加国民教育会议，并到美国讲学，途经中国，他特地在上海上岸，看望志摩与小曼。自接到泰戈尔要来家做客电文后，志摩与小曼着实忙乱了几天。为使泰戈尔有宾至如归的亲切感，特地在三层楼上布置了一间印度式房间：地毯、地床、软靠，色彩、图案都是印度式的；用具、吃食也是印度的。3月19日泰戈尔带着一位青年秘书来到了志摩家里，他对志摩精心布置的印度式房间不感兴趣，在看了志摩与小曼的卧室后说：“我爱这间饶有东方风味，古色古香的房间，让我睡这一间吧！”泰戈尔就这样自然而有趣。
这次泰戈尔来华是作为私访，谢绝了一切接待与演讲，他要像父亲回到儿女身边似的和志摩、小曼清谈两天。他首次来华时，志摩与小曼尚未认识，他离华不久，志摩与小曼才相识相爱。当时他俩压力很大，志摩屡致长信给泰戈尔，泰戈尔回信鼓励志摩为恋爱而战。现在泰戈尔看到小曼果然仪态万端，多才多艺，从心眼里就喜欢了小曼。在一次印度同人酒会上，泰戈尔把志摩与小曼介绍给印度同胞，说这是他的儿子与媳妇。
泰戈尔不演讲，不外游，就在卧室里，一手抚着小曼的头，一手握着志摩的手：把小曼叫小孩子，把志摩叫素思玛，给他们讲非常有趣的故事，给小曼讲她从未听过的话语。他低声背诵着他的诗篇，把他们带进一个神奇美妙的境界，忘了时间，忘了自我，忘了世界，直到深更半夜，他们仍像翠竹红梅般依着苍松，舍不得离去。小曼感到与泰戈尔娓娓交谈，比一对情人喁喁说爱还要有味得多。
泰戈尔在志摩家里会见了胡适和蒋百里。他对梁启超的早逝，感到无比哀痛。他亦谈到了恩厚之，认为他是伟人，有一颗伟大的心：“他在达廷顿做得有声有色，他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理想主义者。”
志摩有一本珍贵的纪念册，二十开大小，题名《一本没有颜色的书》，上面有闻一多、胡适、杨杏佛、邵洵美、陈源、顾颉刚、张振宇、曾孟朴、林风眠、俞平伯、叶誉虎、陈小蜨、任叔永、章士钊、杨清磬、吴经熊、江小鹣、杨振声等名人的题画。也有小曼题的林黛玉咏白海棠诗，志摩以黄狗为笔名的自题唐诗，胡适也题了一首白话诗：
不是怕风吹雨打，
不是羡烛照香熏，
只喜欢那折花的人，
高兴和伊亲近。
花瓣儿纷纷落了，
劳伊亲手收存，
寄伊心上的人，
当一封没有字的书信。
除了国内名人题画外，也还有日本名画家的画。泰戈尔看了这本纪念册后说：“我也该在这本纪念册上留点墨迹了。”说着他在纪念册的一张洒金大红纸上，用中国毛笔画一幅画：粗看像一座兀立的高山，细看是一位长须长发，身着长袍的老人。并在画右上角用钢笔写了一首英文小诗：“小山盼望变成一只小鸟，摆脱它那沉默的重担。”在纪念册的另一页上，他又用孟加拉文题了一首短诗，大意是：
“路上耽搁樱花已经开过，
好景色竟被耽误。
你不必为此伤怀，
（又一批樱花）笑绽在枝上。”
泰戈尔在志摩家做客的那两天，是志摩与小曼婚后最幸福，最和谐，最难忘的两天。老诗人走时他们相约在1931年泰戈尔七十寿辰时，志摩偕小曼去印度为他祝寿。
后来他在加拿大开会期间，不慎把到美国的护照丢了，结果遭到美国地方官员的百般刁难，为了抗议美国对东方有色人种的歧视，泰戈尔放弃了美国之行，径到日本讲学。那时日本军国主义正煽动民众狭隘的爱国热情来进行向外扩张，为此他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出其可怕的后果。他在日本住了一个多月，遭到日本一部分人的摈斥。
泰戈尔由于旅途劳顿，心情沉重，途中竟病了。6月17日他在归国途中从轮船上发给志摩一份电报，要志摩午后五时去上海大赉码头接他。
志摩接读电文，脸色惨白，小曼也急得涌出眼泪。午后三时志摩就匆匆赶往大赉码头，路上正巧遇到郁达夫，志摩把一切告诉了他。于是两人一同前往大赉码头。志摩立在黄浦江边，脸色灰青青的，两眼呆呆的，望着滔滔的一江浊流，他对郁达夫说：“诗人老去，又遭到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他说这话时声音有些发颤，满脸忧伤。轮船刚靠码头，志摩就奔进船舱里去接泰戈尔。
这次泰戈尔又在志摩家住了两天，但心情却与上次迥异。前一次他像一只欲搏击长空的苍鹰，充满自信的激情；这次像一只遭到风暴袭击后的倦鸟，老诗人病了，心在流血，他要宁静，他要栖息的浓荫，他要趁他的翅膀还能上下扇动的时刻飞回窠里。泰戈尔珍惜在志摩家的每一分钟时间，深夜，他仍不愿睡眠，伴着他的“小孩子”和素思玛，喃喃地低诵着他《吉檀迦利》里的诗篇：
破庙里的神呵！七弦琴的断线不再弹唱赞美你的诗歌，晚钟也不再宣告礼拜你的时间。你周围的空气是寂静的。
流荡的春风来到你荒凉的居所。它带来了香花的消息——就是那素来供养你的香花，现在却无人来呈献了。
你往昔的礼拜者，漂泊流浪，永远在企望那还未得到的恩典。黄昏来到，灯光明灭于尘影之中，他困乏地带着饥饿的心回到这破庙里来。
……
老诗人告别时，他缓缓地脱下他身上那件用金丝绣着不少印度风格图案的紫红色长袍，轻轻地披在志摩身上：“收下吧，素思玛，你披上它，就如同我永远在你身旁。”志摩知道印度的风俗，把自己穿过的衣服送给他人，那是情谊最深厚的一种表示。志摩披上泰戈尔的长袍，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小曼忍不住一头扑在泰戈尔的胸前抽泣起来。
就在这一年里，志摩心中的两颗巨星，一颗陨落了，一颗蒙上了阴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