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量的骤减是不是跟年龄和惰性有关呢？对于这种无奈的事情，我希望能够强打精神去读一些文字，虽然已经不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了，但是你总不能一天到晚在电脑面前阅读浏览和聊天吧。恰好，这几年我生活着的杭州正在进行着一场关于生活品质之城的讨论及推广。我发现我们的很多记忆正在失去，正如老房子已经越来越少一样，或者说我们的文化生态正在被无情地践踏。如果说要想修复生态，那么首先要寻找记忆，或者说你得去情景重现，虽然这是一个不太高明的做法，但是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文人也就是在那样一种大的生态环境里生存，他们风花雪月他们歌呼嚎叫他们我以我血荐轩辕……
自恋的背后可能就是自怨自艾，通过写作他人来释放自己，这大概是可以解释的一个理由吧。但是文人那么多，可写的也不少，我想我得确定一个坐标系一个标准。我开始写作出生在杭州，或者曾经生活在杭州的这一批文人墨客。也许仅仅是看了一些闲书，翻了几页他们的日记，还有一些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传记；或者说我有一点点的感叹吧——这种感叹自省起来，我想大概还是一种中年情结吧。李安的中年情结可以在《色·戒》中加进一些情色的元素，但是我的中年情结只能在文字中多了一些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逝。
当然还有一个我以为蛮重要的坐标，即时间的坐标。如果以1911年为一个历史的开端，那么到今天也快一百年了，就写这一百年跟杭州有关的文人，跟爱情婚姻有关的事情——这就算是一种逼自己干活的理由吧。你想想一百年后，我们都到哪里去了，所以趁现在还能敲键盘，就敲出一些什么来吧，毕竟不是唐诗宋词的时代了，所以要允许废话的存在，就像允许汽车排放废汽一样。然而我又摆脱不了苏小小、苏东坡和李渔等人对我的诱惑，那样一种风花雪月的场景，我们需要的可能不只是重现和模仿，而是抱着默默的敬意。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一旦深入便难以自拔，你发现其实诱惑蛮大的。这种诱惑不仅仅是这些文人的人生经历，更重要的是你没法获得具体的细节，因此你也无法获得真实。真实就像一个黑洞，你一旦被吸引进去，你似乎很难再回头了。而我们现在能找得到的文字以及图像是惟一的来源，那么这很有可能会以讹传讹——一个作者尽量要避免做这种蠢事，甚至要警惕，所谓信息爆炸时代很可能就是垃圾泛滥的时代。所以在史料和想像之间，我得有一个把握的度，而且又要把兴趣进行到底，从一篇文章发展到一本书，这个过程有点意犹未尽但现在只能是嘎然而止了。
所以我要感谢一些人——燕赵都市报的蔡晓辉主任和编辑宋燕小姐她们给我提供了一个专栏的平台，而且每期还登我一张大头照，虽然戴着个墨镜，但总是要面对读者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知道有的文章对于报纸的专栏太长，但蔡主任和宋燕还是宽容了我的长文，并将之分解成上中下等形式来发表，我本身也是媒体人，知道现在做报纸做副刊的不易，我现在每期收到样报，都有点急猴猴地拆开来看，不是看我的尊容，而是看他们策划的文化专题，所以听说这个报纸的发行量即使放在世界范围看也是可以值得一说的，为此我也竟然有点替他们也莫名地替自己骄傲了。
还要感谢杭州的一本叫《生活品质》的杂志，虽然扩容时间不长，但也在努力挖掘杭州的人文元素，并且也把我的文字开辟成了专栏，这主要是给杭州本地读者看的，我更是小心谨慎，不敢大意。同时这个杂志的编辑及他们的领导和同事，还有我熟悉的一些朋友，正是热心策划有关杭州生活品质之城的精英团队，与他们在一起闲谈的时间里，我也获益非浅。我觉得很多事情，大概是需要文人闲人和官人商人一起来做才能做好的。
还要感谢我的一些朋友，特别是资深策划人李楠先生，在我刚写两三篇专栏之时，他就开始吆喝我的这本尚未成型的书，正是他的督促和努力，才使我写完了这十几万字，并且终于能跟大家见面。
最后我要感谢南方报业出版社。每当听到“南方报业”这四个字，我就会想到专业、敬业和前卫等字眼。当我听说我的责任编辑周山丹小姐还是我的同乡时，我觉得这一本书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在做一本书的过程中，能认识一些朋友，那很可能就是一生的幸事了。
谨把此书献给我所写的这些主人公，虽然他们的背影渐渐远去，但他们的文字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那个时代的那种气场一直笼罩着我，成为我的一种精神滋养，也成为我的某种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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