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园
如果保持这样的节奏，其实际写作时间应该都在三个月之内，否则就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调研、讲课以及陪伴家人。
吴晓波之独特，犹如彼得·德鲁克之于美国，大前研一之于日本。为了保持“年均一部的速度和节奏出版作品、传播思想”，同时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调研、讲课以及陪伴家人”，吴晓波写作一部书的时间只能控制在三个月之内——他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且“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
由此看来，柳红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吴晓波的“误解”，其实是对吴晓波独特性的认识不足。
说实在的，我原本是不应该“误解”吴晓波的。早在二〇〇六年，读了吴晓波的《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正在创作中的〈中国企业史〉》一文后，我便对他的独特性刮目相看，并写过一篇小文，题为“你一定要读吴晓波”。
吴晓波在记述《中国企业史》写作缘起时写道：
一八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托尔斯泰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上帝赐予了我健康和宁静，我将以前人从没采用过的方式来描写博罗季诺会战。”当时他正在从事《伟大的劳动》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后来更名为传世不朽的《战争与和平》。二〇〇四年七月的某个晚上，我也是在一次与妻子邵冰冰的MSN对话中提出写作一九七八年到二〇〇八年中国企业史的想法的，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
……“我认为现在是开始为这项工作做准备的时候了。”我在MSN上热切地这样写道，在这个时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一百多年前托尔斯泰写信时的那份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另辟蹊径的自信和即将开始一段充实工作的满足。
这里，吴晓波描述的是他写作《中国企业史》与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的缘起的某种“契合”。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文学青年对大师的膜拜所导致的幻觉，而更愿意相信这就是吴晓波的独特性，因此当时我就说：“你一定要读吴晓波。”
柳红肯定不是因为吴晓波的独特性而读吴晓波的，因此她提出的批评在吴晓波看来是“必不能接受”的。柳红不是大前研一，不是彼得·德鲁克，不是托尔斯泰，当然更不是吴晓波——问题就在这儿。所以，柳红提出：“与传主有关的人大都健在，岂能不做采访？”受访者的口述“如何求证”？等等问题，在吴晓波眼中就显得很“幼稚”了，于是他斩钉截铁地反问道：
为什么不能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中外传记史上，从来不乏只采访传主一人，其余全靠文本资料、历史档案的传记。
三月八日，对吴晓波的独特性依然认识不足的柳红，又发表了《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吴晓波〈吴敬琏传〉的硬伤、软伤及其后果》，指出《吴敬琏传》“硬伤”、“软伤”凡二十一处，并指出该书“对吴敬琏本人的伤害”等四大不良社会后果。对此吴晓波短信回应记者采访说：“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应，不会再回应了，抱歉。”
这，又一次显示了吴晓波的独特性。细读他的“必不能接受”，不难发现，相对于“硬伤”、“软伤”，吴晓波更重视或者说强调的是“出处”：
事实上，“六天、二十小时”是指我与传主在摄像机的拍摄下进行的一次“长篇影像口述史记录”——这不是漫谈式的采访，而是按照一份既定提纲，进行格式化的、可供日后留为影像记录的对话。
在书稿完成后，我又与传主前后进行了三轮大幅度的修改，二〇〇九年平安夜的整个白天，我都是在传主北京的寓所里度过的……而据我知道，二〇一〇年元旦的那几天，年近八十的吴老师也没有好好休息，都是在修改书稿……
在“必不能接受”中，吴晓波自称“是一个严肃的、从事非虚构写作的财经作家，是一个以‘持中正之心写作、务求字字有出处’来要求自己的人……”以上两段文字或可以作为“务求字字有出处”来解，所以他自觉有理由不再“回应”了。
吴晓波的“务求字字有出处”让我想起了两件小事：
巴金书简《雪泥集》初版时，有一条注释，杨苡先生是根据巴金的口述回忆撰写的。书出版后，有研究者撰文批评杨苡把其中的一个年份写错了。巴老笑着安慰杨苡说：是我记错了。我的有些事情，研究者比我还清楚。以后重版时改过来就是了。
另一件事是杨宪益先生的出狱时间。现有关于杨宪益的文章、传记，凡提及其出狱时间，依照的都是杨宪益的说法，即“一九七二年五一劳动节前一天获释的”，但据笔者所见的一份史料，并经考证，杨宪益显然是记错了（这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这里就不枝蔓展开了）。
柳红说，“人有选择性记忆，有记忆失误，有遗忘。”又说，“我对唐德刚先生所说‘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体会甚深。”是的，对那些饱经沧桑的老人，我们毕竟不能苛求他们的记忆不出现丝毫的偏差，更不能要求他们逐字逐句细读校样承担变相的“文责自负”。我想，对“出处”的“校正”，其实也是自称“对自己、对读者，并试图对历史负责任的”吴晓波肯定知道应该努力去做的。
……
早在吴晓波提出写作《吴敬琏传》之前的二〇〇五年深秋，我有幸和吴敬琏先生见过一面，为的是在他的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付印前，率先编发其中的重要章节：“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那次会面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一些细节，记忆犹新……
而今，面对吴晓波用两三个月时间写就的洋洋二十余万言的《吴敬琏传》，想到那篇至今未写的小文，我，只有惭愧……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八日
不过，故事毕竟只是故事，何况还是老掉牙的故事。历史的那一页应当是早已经翻过去了。
但这念头立即被另一思绪打断。我想起了“文革”时，在湘北山沟里听一位军工企业老厂长讲的切身经历。那时他在湖北的大都市，同几乎所有工厂厂长一样，顶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谥号，自然免不了挨斗。在那时，挨斗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但对他的批斗却别具一格。一种叫“挂牌子”。别人挂的是纸牌或木牌，他挂的是钢板制成的大钢牌，因为就地取材，一块足有几十公斤，用细铁丝悬于脖颈。他必须“低头认罪”，但不许令钢牌接触地面，否则便棍棒交加。一场批斗下来，颈脖上勒出深深的血沟，腰也长久直不起来。另一种叫“抬轿子”，更加匪夷所思。“造反派”在两根扛棒上捆上一块木板，木板上竖起一根木桩。那位老厂长被命半蹲在木板上游街示众，木桩正对着他的肛门。他不能直身，又不能坐实，一路的颠簸，他必须保持这种难忍的姿态，实在蹲不住，往下一坐，木桩便戳进肛门，只得强忍保持半蹲的姿态。这情景有如骑“木驴”，只不过刑具更为粗糙并施之于男性罢了。直到他被发配到我也呆过的那条山沟里，才结束了这非人的折磨。
“骑木驴”、“抬轿子”，前后相隔几百年的两件事，让我感到毛骨悚然。我们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自以为是脱离了动物界的文明族类。我们中国人更自诩为文明之邦、礼义之邦。但是，这样残忍地折磨同类，可是别的动物所能想象的么？这样残忍地折磨同类，还要冠之以“维护风化”、“圣人之教”、“继续革命”、“保卫毛主席”的诸般美名，使这种酷虐合理合法，更为别的动物所望尘莫及。
据说儒家是讲仁义道德的。“仁者，人也”；“仁者，莫大于爱人”。但是各种酷虐的刑罚和刑具，正是“爱人”者的杰作，是以圣教治天下时明令颁行的。或曰，法家刻深，儒家宽厚。其实法家本出于儒家，秦汉以后更已合流，表儒里法，是中国百代为政的不二法门，不足为怪。令我惊异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年后，何以这些极端残忍的手段竟如此容易地复活？那次“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冲锋在前的主要是些十几岁的娃娃。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按照正统的说法，是所谓“新的一代”。按照今日酷好传统文化者的说法，也是已经因激进主义而割断了中国古老传统的一代。然而，何以那些古老传统的酷虐手段，他们竟能无师自通，运用纯熟？何以在一次次的“革命”和“运动”中，这些手段会一次次地还魂？合理的解释，恐怕是自辛亥以还，尽管各种新进的旗号在不断翻新，其实我们并没有走出杂霸王道以用之的老例，离开文明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老故事虽然变换着场景和人物，却还在不断搬演。就像今天的电视剧，没完没了地翻拍旧作，了无新意，有些甚至越拍越糟。
服，令人昏昏欲睡的课堂讲授，以及在孩子们看来回荡着“封建主义幽灵”的各种规矩，更不用说以高考为唯一目的的庸俗无聊的个人努力。而校园之外包括图书出版市场在内的整个文化消费市场已经相当活跃，金钱裹挟着关于成功的神话不断制造诱惑，焕发激情；在校园内规规矩矩唯唯诺诺的中学生，脑子里所接受的信息已经远远超出他们老师的想象。因此郁秀的出现无疑具有某种隐喻意味，同时又起到一种标杆作用。灵敏的图书市场在《花季·雨季》走红之后立刻闻风而动，一时之间书店里摆满了诸如《正是高三时》、《十八岁宣言》、《寂寞十七岁》之类的小说。这些小说都号称是由中学生自述校园生活和青春烦恼，不断为中学生们提供新的想象性慰藉。而中学时期大概是一个人最为爱慕虚荣、野心勃勃而自视甚高的时期了，在这样的出版潮流中，有多少中学生萌生出自己来写作出版的念头并付诸实施，也就可想而知。在我看来，这是那些从来只知道按照已出版的中学生作文选来虚构情节构建作文的“八〇后们”，第一次大规模地萌生了自觉的文学意识。
几乎在《花季·雨季》现象同时，长期以来沉闷、呆板、机械的中学语文教育也激起了知识界的反弹，在各种媒体上展开了反思中学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对于语文教育的批判可能不仅仅是对于一门高中学科的不满。或者至少可以判定，对于长期以来的语文教授方法的不满，只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社会环境下，才可能产生，并有效地表达出来，甚至影响政策制定和教学实践。正如“八〇后”的少年写作现象，只有在一个体制松动众声喧哗的时代才有可能。
开启一个时代的闸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