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古今抑或在中外的战争史上，攻敌无备、出其不意，在敌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以迅猛之势攻击敌人，便往往能够出奇制胜。齐、楚相距数千里之遥，大军征讨谈何容易！况且齐一向对楚专守，安能出击？更未能想到一向惯于在平原上打正规战的军队竟会把战争的地点指向完全陌生的山地攻坚。正是这种种意外使齐、徐联军出奇制胜，使英氏与楚“遗恨终生”。
在战争中广泛使用计谋，以计谋制胜的思想也始终贯穿于齐徐伐英氏这场战争的全过程。如防御中的远途奔袭，避楚击英的“断其一指”，出其不意的山地攻坚，目的有限的速战速决等，都是运用谋略的成功例证，无疑为我国的兵家史苑和军事理论宝库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尽管从国家长远战略的角度来看，齐国对楚国的行动并非无可挑剔，但单从这场伐英氏的战争上讲，确实是周到圆满，漂亮异常。直到今天，谁能不赞叹齐国统帅的周密妙算？谁能不佩服齐国军队的能征惯战？不难推断，在齐国为将的一代兵圣孙武不会不受到这场战争的启发，他超前绝后的《兵法》也不会不把这场战争作为素材和资料。
齐徐联军如此辉煌的战果，恰恰反衬出了英氏的惨痛败绩。这里，笔者不想让参战的各国在文中秋色平分，故略去对徐、楚两国的分析而着重谈谈英氏。
众所周知，战争这种用暴力手段进行的竞争，虽然具体地说每一次“都好似一个令人莫测的布满暗礁的海洋”。但整体地理解，它毕竟是不同政治集团综合实力的对比，一个积贫积弱的小国是不可能与富强昌盛的大国全面抗衡的。因为从本质上讲，国家的大小及其贫富已经是过去整体竞争的一种物化了的结果。英，虽从皋陶之后封此立国的1 400多年间亦稍有发展，但横向相较却大为逊色。特别是时至春秋，各国均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时，它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利用自己踞险大别山的优势，进而达到问中原、扼长江、承巴蜀、望东洋的战略布局，反倒一步步退缩到再无处可退的“天堂”（此地是大别山主峰“天堂寨”的简称）之下，一任其邻国不断壮大。
呜呼！英国的政治战略无人设计，英国的军事战略无人实施！常言道，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地区与地区的竞争，归结为一句话最终还是人才的竞争。胜利，也只能是充分地发现了人才、聚揽了人才、运用了人才者的胜利。就在英人闭目塞听、自鸣得意、不思进取的时候，齐国与其他各国已悄悄地展开了一场“人才争夺战”。齐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当作富国强兵和改革政治的根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除了大力发掘本国人才之外，还打破诸侯国之间的界限，用优厚的待遇广泛招募客卿，首创了养士之风。其他诸侯国的各类良才都不远万里纷纷来投，造成了较大的人才优势，打下了称霸中原的坚实基础。与齐国人才荟萃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从皋陶之后至春秋灭国之前的漫长岁月里，还未曾听说有一个能人。无能人国势必衰，国衰则更不能容人。不说别处的人才不愿在此栖身，就是本地的人才恐怕也难免出走。此情此景，英人岂有不败之理？这也不能不说此乃英国不断从衰到败、从败到亡的最深层的原因。
即使撇开这些政治问题单从军事上考察，英人军事指导的失误也显而易见。假若当齐徐大军压境、转石千仞、势不可当之时，英氏能审时度势，避其锋芒，以走为上，那么，或许亦能免遭灭顶。此时的英氏虽然与楚有隙，但对外还是同处于一个阵营之中，共同利益仍占主导地位，英氏就是被其和平融合也远比为齐徐武力摧毁有利。所以一遇进攻，英氏除了应派出一定的兵力阻击、袭扰以延滞和疲惫敌人之外，举国军民均可迅速撤向楚国腹地，利用楚国广大的战略纵深与敌周旋。这样，不但能够消耗敌人，保存实力，而且还能够使敌孤军深入，并把楚推向战争的一线。若如此，这场战争的结局将会改变，历史也必将重写。试想，齐徐联军如果远征千里，好不容易攻下的只是英氏丢弃的山头，得到的也只是山间风月的话，这支远离本土、久暴战场的缺乏后勤补给的疲惫之师，即使平常战斗力再强，此时恐怕也只能变成一个又聋又瞎的“泥足巨人”了。它所陷入的只会是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要么撤回本土，要么冒险攻楚。撤回标志着劳师无功，攻楚预示着覆灭败亡。此时，无论撤回还是攻楚对齐徐联军都极为不利。况且楚国以逸待劳的大军事实上也不会长期坐视其践踏疆土，战略反攻势在必行。可以肯定，凭当时齐徐联军的实力，在楚国的国土上与楚进行总体战争还尚不具备绝对的优势，等待着齐徐联军的命运只能是失败。英氏完全可以坐收渔利，趁此机会东山再起，重建家园。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齐徐伐英氏之战虽然时在上古，但此战的某些特点却奇迹般地通向了现代，它的确是古代军事艺术的一次光辉示范。从某种意义上说，齐徐灭英氏肯定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加速了国家大一统的进程，但是，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依当时态势也不完全是非齐莫属。英人素来强悍，踞以天险，自足自乐，倘行开明政治，重用贤良，积极发展，何有灭国之殃？纵在齐徐大军压境之时，诱敌深入，得楚相助，则齐徐必败无疑。然而，英人逞一时之勇的战略指导终于导致了满盘皆输。历史无情，岁月悠悠，物竞天择，适者存续。被绝对时空逼仄得只能“一次性处理”的战争史，一经铸就千古恨，决无机会再尝试。正如孙子的名言所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察之，结论赫然：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灭亡———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涵盖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传［M］．刻本．江西：南昌府学，嘉庆二十年（1815年）．
［2］王蜀生，等．中国军事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3］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社，1975．
［4］欧阳轼．武经七书［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
［5］卢林．战术史纲要［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6］军事历史研究会．兵家史苑［M］．北京：军事出版社，1988．
［7］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北京：军事出版社，1978．
［8］陆军军事学院．军事战略［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
［9］沙波什尼科夫．军队大脑［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10］富勒．战争指导［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试论新时期干部的德才标准
在用人和干部标准问题上，中华民族向来有“德才兼备”的传统。古今各个时代的统治阶级都以“德才兼备”的标准取士、用人，但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阶级，他们的德和才的内容是各不相同的。我们无产阶级也有着自己的德才标准，它与一切剥削阶级的德才标准是截然不同的。
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德才标准，对此大家都不会有什么争议。但是，即使同是无产阶级，在面临不同斗争的任务的不同时期，德和才的具体内容是否也应予以调整？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人提出过。直至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
对一定历史时代干部标准的确定和理解，就是对一定历史时代本身的认识和反映，因为一定历史时代的干部标准是由该历史时代的要求所决定的。既然历史已由民主革命时期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那么，新时期干部德才的具体标准，就应当具有适应新时期需要的新内容。
共产党人的崇高目标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奋斗，这一崇高目标也就决定了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这就是共产党人“德”的根本内容。
这一内容在民主革命时期就集中表现为：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无产阶级立场，战场上和监狱中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等。在那敌强我弱、你死我活的斗争环境中，这些内容又进一步表现为严格的组织纪律、服从、听话、严守党的机密，等等。只有这样，才体现为政治上的忠实可靠。如果不是这样，就有破坏党的组织、断送革命的危险。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就都表现得这么具体。
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但由于历史条件和斗争任务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德的内容所反映的应当是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内容。按照我们的理解，新时期德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以权谋私。
由于党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根本转变，党面临的第一个也是首要考验，就是是否以权谋私。
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以权谋私的。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剥削阶级———奴隶主阶级的前身，就是原始社会末期以氏族首领的身份侵占氏族的公共财产和劳动产品的氏族贵族。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第一次阶级分化的直接起因就是在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的以权谋私。奴隶制正式确立后普遍推行的分封制，以封建社会的皇帝为首，皇室直接占有大量的“皇田”或“公田”，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下都共同存在的“以功受禄”制度，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僚资本的出现，这一切无不都是利用政治统治权和特权谋取经济利益，是以权谋私在私有制社会里的普遍化和制度化。以权谋私是一切剥削阶级国家最根本的政治—经济特征，这已是中学生从历史课本和政治课本中学到的常识了。
随着我们党政治上从受压迫、受迫害的地位向领导一切的执政党地位的根本转变，在经济上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组织和领导者，代表人民行使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支配、使用和分配的权利，党的干部也就充当了一切社会财富仓库的“主任”和“保管员”的角色。
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也同样干起以权谋私的勾当，那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又有什么两样？如果对以权谋私的行为不予以坚决的制止和打击，让其蔓延开来，以权谋私的人多起来了，岂不又要重新出现一个特权阶层？试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干部在所有涉及物质和利益的问题上，如分配住房、安排子女就业、干部提职、加薪晋级等问题上，肆无忌惮地抢占或夺取群众的利益，甚至公然干起贪污盗窃、行贿受贿、非法经商等违法犯法活动，他们仍然能够继续代表人民行使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领导和组织的职能吗？当然不能！他们不能代表人民，而只能代表剥削阶级，或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这时候，他们只能行使剥削阶级的职能，行使寄生虫和吸血鬼的职能，或者是行使罪犯的职能。如果是这样一伙人来把持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公有制就很危险。当然，让这样一伙人把持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显然不大可能，但他们完全有可能把持一个县，或一个企业、事业单位。如果基层的企事业单位被这些人所把持，那么我们基层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可能被瓦解，我们全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要遭受很大的威胁。陈云同志发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警告，绝不是偶然的。总之，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以权谋私的危害性，那就是：以权谋私不仅涉及党员、干部个人的堕落、变质，更严重的是涉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党本身的蜕化、变质。我们强调是否以权谋私是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第一个也是首要的考验，其中的道理也就在这里。
由于是否以权谋私是执政党面临的第一个也是首要的考验，因此不以权谋私，并且同以权谋私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应成为新时期中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的基础。
以权谋私的思想和行为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是不相容的。
以权谋私的思想和行为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是不相容的。
以权谋私的思想和行为与社会主义公德是不相容的。
以权谋私的思想和行为与共产主义信念是不相容的。
不以权谋私，就是不怀害人之心，不做损人利己之事。这是任何社会中每个公民应当承担的最一般的社会义务和最一般的社会公德。从劳动人民中历来就存在着的互利互助的美德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雷锋精神”，都是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生物学家发现，在动物世界相互间的侵害行为多半是发生在种群之间，至于种群内部，动物个体间往往是“利他行为”占主导地位。这种为了适当种的生存而产生的动物行为，无论蚂蚁，还是在凶狠的豺狼中，个体之间的利他行为都是经常存在的。虽然我们不能把动物社会的法则照搬到人类社会中来，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中有那么一种人，他们只一味地、千方百计地损人利己，并且利用权力作为损人利己的手段，从不干点有益于人民的事，从不表现“利他行为”，那么，这种人不要说“党性”，简直就连“虫蚁之性”或“豺狼兽性”都不如！这种人的道德水准与普通公民的道德水准相比，其堕落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以权谋私的人，会相信“为人民服务”这一套吗？会相信“共产主义”这一套吗？会相信“四化”这一套吗？即使他曾经相信过，但他在干以权谋私勾当的时候，他还会相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