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是这种具有真知灼见的哲学体系以及作为这种体系基石的“分界理论”，却不时地遭到冷遇和误解。正如英国的著名学者马吉（Magee）在其著作《“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中指出的那样：“这是由于对他学说有意无意地歪曲所造成的，他的方法容易被那些没有研究它的人所曲解。”本人以为，对波普尔“分界问题”的曲解，一是对它研究的欠充分，不能正确地把握和理解造成的。无论在哲学家抑或在科学家中，缺乏公正的态度而盲目轻视别人的人并非少见，他们在某种偏颇的思维定势中很难，也不可能去认真地钻研这种从新的思维中产生出来的理论观点，以至于在思想上不能正确地理解，在行为上也就难免盲目地排斥。二是由于哲学和科学存在的批判传统的负面作用造成的。本来，批判和研究已有的理论，使之不断走向进步和完善，这是人类的智慧和科学不断更新的一种应然的状态和需要，但也不可否认，其中亦难免出现种种与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不相谐和的现象。如：某些人的“唯我独尊”以及“教条主义”等就是较为明显的表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和抗拒真理的心态还往往堂而皇之地打着“批判”的幌子招摇过市。特别是那种拿着无论实践、空间怎样转换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而上学的标准，无论是哪种等次和领域的理论都必须在它的尺度中生存的情况（这种例子古今中外俯拾即是），也进一步限制了对波普尔“分界标准”的理解。
所以，波普尔自己也深深地明白了他的理论所面临的现实，他说：“我知道这种分界标准———即可检验性、或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是远远不够清楚的；因为直到现在，它的意义还很少有人体会到。”但这并不是说波普尔自己对其哲学的基础缺乏信心，而是恰恰相反。事实上，一种哲学观点和方法即使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不假思索的认可，也并不能说明它就是真理。反之，即使它只为少数人洞察和掌握，也可能产生震撼世界的力量。本文所提及的几位自称是应用波普尔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从数量上讲的确“很少”，但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及其成果却奇迹般地为世人瞩目。所以，波普尔曾坚定地公开宣告：“人们广泛的批判了据说是我的观点，并取得了很大成功。然而，我还是必须反驳对我的观点的批判。同时，可检验性现在已公认是分界的标准。”
综上所述，作为波普尔全部科学哲学体系基石的“分界问题”理论，在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界限的问题上，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进行哲学思考的全新视角，给具备超凡能力的当代科学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也给人们在思想上的推陈出新起到了一定的启迪和促进作用。
从西方科学哲学的历史性意义上讲，波普尔的哲学被我国的“教科书学派”确认为是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是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过渡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不仅如此，因为波普尔的“分界问题”理论曾经对科学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促进作用，那么也可以说，这种理论就具有不可否定的现实性。哪怕成立和存在的时空极为有限，它的功绩也不能否定。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须具备某些相应的条件，波普尔的理论亦是如此，只要给它适宜的条件，它就是正确的。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是具体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人类理论的宝库中永远“独占鳌头”、超越时空。如果它真的是一种过渡性的理论，在后起的理论出现之后即被刷新、被证伪的话，那么值得庆幸，它恰恰印证了其自身的正确性———它就是科学的。
由于科学空前的进步和发展，使得现实中的众多行当都纷纷向他靠拢，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也扯起了色彩斑斓的旗帜，把自己装扮成科学的模样，但“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在波普尔分界的标准面前，人类迫使自己又一次清醒地认识了自身，也认识了自身的创造物是否应该都一股脑地放在科学的范畴内。其实，正如波普尔指出的，分界标准只是建立某种哲学体系时的一种假设性的前提（当然它也是现实世界的一种浓缩和抽象），它并不去涉及意义和价值标准。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并希望改造世界的工具，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工具，它也没有必要去排斥和否定人类运用其他手段去把握世界。非科学的东西，并非一定就是无意义和无价值的东西。非但如此，甚至它还能够为科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导航与保障作用。
波普尔已经为人们划清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只要大家不再去曲解它，只要真正面对现实，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不同的领域中去努力探索，人类的智慧之花将会越开越鲜艳。
注 释
[1].该文曾获农工党中央宣传部2010年理论研究优秀论文奖。
[2].这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提出的概念，本意是传说中的一种巨大而强悍的怪兽，用以比喻在政治上威力巨大的社会组织。如国家、政府或现代社会的政党等，主要指国家。
[3].该说法的灵感来源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克氏认为，战争尽管是集体与集体之间的争斗，但理解它的基础时却可以将其化约和看作是两个个体之间的搏斗。由于战争只是政治的一种极端的、最具暴力的形式，所以，以其解释政治的其他形式，也是较为贴切的。
[4].农工党广西区委会．学习借鉴执政党党建经验，参政党应不失时机地提出思想理论建设目标．［M］／／中国农工民主党2005理论研究优秀论文集．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7）．
[5].“权威—服从”关系和政治关系这两个概念，在本文中是完全等价的。行文中出现相互替代的情况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并不影响思想表达的一致性。特此说明。
[6].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11．
[7].制度化的完成不仅是社会组织（包括政治共同体）从法理上设定了持续发挥权力作用的渊源，而且从政治关系的角度上看，它还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是否稳定和权威是否完全建立的标志。某项工作的非制度化，说明这个政治共同体政治关系还处在“权力—服从”的初级阶段；直到制度化的确立，才标志着“权威—服从”关系完全和稳固的实现，才说明这个组织乃至社会进入到了完善和成熟的阶段。
[8].由于资料有限，在网上只查到了民革、九三和民盟的相关文件。“其他党派在中共发表相关文件后也会发表类似文件”的表述，有一定猜测的成分。但笔者却相信这种猜测的合理性。特此说明。
[9].霍姆斯·维慈．中国佛教的复兴［M］．王雷泉，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2．
[10].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72．
[11].这里只是为了说明问题，故没有必要明确地说出这段文字出自哪一个党派，为此，笔者对下面的文字作了一些技术处理，以免不敬之嫌。若还有不妥，敬请原谅。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13].邹吉忠．政治哲学导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33．
[14].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李惠斌，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7．
[15].邹吉忠．政治哲学导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38．
[16].文曾发表在《深圳统战》2002年第3期。
[17].社论．人才环境：要有新思路新机制———五谈软环境是深圳的生命线［N］．深圳商报，20020603（1）．
[1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5．
[19].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三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47．
[20].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之一，人类的保护者。他曾盗出神火传于人世。因此，他受宙斯处罚，被锁在高加索的悬崖上，鹰啄食他的心肝。后来，赫尔斯克释放了他。歌德、拜伦、雪莱等人的作品中都用过该形象。
[21].梯利．西方哲学史［M］．伍德，增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66．
[22].列宁．列宁文稿：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94．
[23].高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3．
[24].高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00２：２0１．
[25].高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00２：２．
[26].胡锦涛．实现社会主义和谐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N］．深圳商报，20050220（1）．
[27].李振霞．当代中国十哲［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51．
[28].方克立，王其水．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第二卷·人物志［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246．
[29].李辉．碑石［J］．新华文摘，1996（5）：130．
[30].中央党校举行研讨会纪念杨献珍诞辰100周年［N］．人民日报，199609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