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在具体论述公民的权利之后，论述了公民的义务。他认为：“在人民民主国家中，公民的义务和权利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公民有了权利必尽义务，公民尽了义务，权利更能得到保证。因为人民民主国家是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国家，国家大事是人民自己的大事，国家的利益是人民自己的利益，两者是一致的，但必须先谋国家的利益然后才有人民自己的利益；只有国家的利益、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了，人民自己的利益才跟着发展起来。人民既然运用公民的权利参与国家权力的行使，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就必须尽公民的义务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的国家。”[28] 公民的义务是：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和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依照法律纳税，依照法律服兵役，保卫祖国。公民的这些义务是完全符合国家利益的，也是符合人民自己的利益的。
总之，李达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的表现。因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统一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是统一的，所以这种统一就产生出人民在政治上的统一，共同为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结束语
正如毛泽东同志称赞《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29] 一样，《法理学大纲》同样也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教科书。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介入了中国社会的法律生活，从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过程。正是这部对我国法学有着重大贡献的历史文献，奠定了李达在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拓荒者和带路人的地位。
因为法哲学是对法的整体的宏观把握和理性思考，是法学领域中全部智慧的升华和凝聚。它代表着法学对时代精神的认知和把握程度。所以，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是人类对法律及其理论形态的认知和把握能力的一次革命性的飞跃。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自成体系的法哲学专著，李达的研究和创作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他事实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与中国实际的法律、法学、国情等作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哲学理论大厦的砖瓦石，在一片荒芜的原野上精心地建起了一座辉煌的理论殿堂。严密的结构、准确的阐述和深刻的内容体现了《法理学大纲》作为教科书规范性的特色。这部著作由抽象到具体、由远及近、由大到小地梳理和论述了法哲学与世界观及社会观的关系，法律与国家的关系，论述了法哲学的对象、任务、范围、研究方法，法律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考察了西方各法学流派。
尽管该书是近50年前的著述，但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于我国演进的各个历史时期乃至今天，我们都能依稀见得到它的“身影”。进一步说，李达的法哲学著作的相对成熟性与规范性不仅单单体现在历史的记录中，实际上它已经融入了他众多“弟子”的思想和法制建设的实践之中。当代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理论与著述都是以其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都是从这个“高山营地”开始继续向险峰攀登的。
民主革命时期，李达这位“红色教授”的言传身教和著述影响并造就了一大批追求真理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战士。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也直接变成了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建立解放区法制以及为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而斗争的重要的思想武器。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达参与新法制建设的种种努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根本大法的制定和宣传所写出的一系列理论文章和著述，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达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系列著作，已成了法哲学权威性和经典性的文献。翻开《法哲学》的教科书，不难看到李达《法理学大纲》的身影；打开《宪法学》著作，处处都能发现李达著述的“原汁原味”。也就是说，在宪法学领域这个法学理论与法律现实的结合部上，李达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想物化为具体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努力，已经在历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当然，“理论界的总司令”[30] 同样是人不是神，李达的法哲学思想用今天的眼光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样说并不是要苛求于前人，而只是在研究和清理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时，给我们今天的理论思考找到一个正确的定位，并明确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自己学说的时候，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揭露资产阶级在法学领域玩弄的花招，抖落出资产阶级法的本质，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主要内容。他们是站在被统治阶级的立场来透视法律，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去用已经掌握了政权后的无产阶级的眼光来看待法律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理论较多地体现着一种战斗性的特色。李达在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时候，也面临着与此相同的现实情况，以至于经典作家的这一特色也随之在中国得到了某种相似的体现。
虽然李达也注意到了吸收全人类法哲学遗产精华的问题，但字里行间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表露出一种贬斥的态度。由于他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科学性，甚至于否认其他法哲学理论中的一些合理思想，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所得出的结论则难免会有某些失真。
李达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是围绕着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创制和实施而展开的。他的成果所达到的高度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历史无情，国家最根本的法律制度事实上不仅未能有效地防止腐败的滋生，而且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法典都成了一张废纸。这些历史的教训，都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毕竟说明了当时的法学理论乃至法典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可喜的是，过去的某些重要的理论和制度已成了我们今天改革的对象，现实中的法制正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李达应含笑于九泉了，因为他相信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以及整个社会主义的事业都应该不断地发展。
综上所述，李达在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活动中筚路蓝缕、奋力开拓，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贡献。法哲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就在这个方面，李达的贡献已足够我们享用相当一个时期了。他的《法理学大纲》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时代，一个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指导整个法律科学的时代；他的论述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文章和参与法制建设的实践为我们指明了道路，一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法治国的道路。
李达，不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代宗师”[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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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巨变时代的继往开来———武步云《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引论》述评
一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法学及其理论形态的法哲学于20世纪上半叶传入我国。
经过长期的吸收和融会，特别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和法学家李达的努力，终于在1947年出版了《法理学大纲》这部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教科书。这部法哲学专著的问世，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介入了我国的法律生活，而且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开始了在中国的演进。李达的这部对我国法学有着重大贡献的历史文献，奠定了他在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拓荒者和带路人的地位。所以，笔者把李达的《法理学大纲》定位并称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在中国演进的生发点即第一座理论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