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就是社会”乃至“社会就是教育”等类似的命题都说明了社会与教育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紧密程度。其实，哪里有存在于某个特定政治区域的集体和个体又不是这个社会组成部分的呢？在一个全社会都被“官本位”笼罩着的政治共同体里面，连一些成功的出家人都会被赐上一顶“科级和尚”“处级和尚”和“厅级和尚”官帽儿的地方，级别是一种政治身份，更是一种社会伦理。它是社会分层的标志和当下社会存在中主流的政治生态以及这种政治生态的合乎理性的蔓延。因为“政治挂帅”所导致的行政权力无限的膨胀与扩大，以至于它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紧密地勾连到了一起，就是那些与政治生活本不应该联系得那么紧密的经济抑或其他方面的成功人士，不是也有很多通过种种方式搞上一顶与官方相关的什么“××委员”和“××代表”，以表示自己进入了主流社会吗？政治权力是一种资源，并且是一种掌握着其他资源的资源，有了它，社会上的一切就都会被纳入彀中。经济、教育、文化、宗教等，一旦被纳入其轨道，就会成为它的组成部分，若游离其外而没有实现行政化或政治化的某些领域，就真的可能变成具有“自主权”的空间。假设大学和其他一些能弄出点声响的领域，一旦实实在在地占有了自主权，它们在政治生活中还会像现在这么唯唯诺诺，在长官意志面前还能保证一如既往地不发出一点儿“杂音”吗？可以断定，那是不可能的！为此，给他们批发一顶“弼马温”的官帽儿，若是有点风吹草动，用“下级服从上级”的紧箍咒这么一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管住这些思想生产者的思想和行为，何乐而不为呢？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有个别帝王思想较浓的政治家的确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效果不必说———那真是好极了！但这也确实苦了那些在没戴官帽儿的时代口如匕首、笔似投枪的知识分子了，他们中的某些人官帽儿不可谓不大，有些甚至还官至部长和国家领导人的高位，但他们有一条政治的铁律是不得逾越的，那就是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此间，有些人果然改造好了，因此他就坐拥荣华富贵，高官厚禄；有些人是花岗岩的脑袋不开窍，像右派等帽子就得随时恭候，最低也会给个“臭老九”的干干。于是乎，大多数既没有完全改造好，也没有被扣上反派帽子的人们，谁还再敢乱说乱动？虽说他们学富五车，但却似“吓怕的麻雀破了胆”———听话，成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最显著、最普遍的特征！甚至有那么一段时间，统治者认为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总显得碍手碍脚，干脆统统拿下。但是，国家还得搞现代化呀，为了借助他们的学术声望，没办法才又一次给那些人重新赏了些个带长的职衔，不止在学校，但学校可能最多。反正名声好听些，说起来一校之长、高山仰止。而实际上，当今高校实行的仍然还是过去那一套———“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也就是说，校长的官再大，也不过是在党委领导下的、书记才是一把手的序列中有个副职的角色而已（坐上校长兼书记宝座的幸运儿例外）。做出了成绩，是××领导得好；出现了差错，当然是校长来负责，来领罪。校长，大多数的校长至今还一如既往地充当着一个颇为尴尬的角色。为了表示重视教育，在官本位的丛林中实属不易地给学校和学校的行政领导赏赐一顶含金量并不高的官帽儿（高校的含金量可以这样比较：从级别上，假如一所高校是正厅，而省财政厅、公安厅、教育厅或其他什么厅也都是正厅，若由着读者的意愿让你出任其校长或者厅长的话，你的选择应该可以表明高校校长职位的分量。需要注意的是，校长还只是名义上的一把手，而那些厅长们才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你会如何选择？）的做法算是延续了下来，没想到还是有人不高兴。几十年教育界包括高校问题的积重难返加上被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引导，让人们举起的板子又一次狠狠地歪打到了有职无权、代人受过的“纪宝成们”以及真正支撑着学校运转的行政人员的屁股上。
纪宝成校长之所以被声讨，是因为他在这普遍跟风的时代说了真话，说了实话。在讨论“去行政化”的问题时，他认为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行政化？“不按照教育的规律、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用行政的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才是行政化”，并不是人们简单地以为学校行政领导有级别而去摘掉他们的官帽就是去行政化。在当下的现实中，“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在我看来，除了政府机关之外，所有企事业单位都不应该有行政级别，但应该有另一种制度安排。如果整个社会环境不变，又没有别的制度设计，单单把学校行政级别取消，学校与社会沟通对接怎么解决呢？不考虑大的局面，那肯定不行，我认为，全国的事业单位、企业都应该同时取消行政级别，全社会同步配套进行”。这个问题“不是教育一个领域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怎么样改变官本位，我们要研究这个社会改革怎么改”。
（20100308 ）
二十六
如果平心静气地看，这些话并没有什么太出格的。但为何偏有人会抓住不放、大肆讨伐呢？或许是“全国的事业单位、企业都应该同时取消行政级别，全社会同步配套进行”这句话惹怒了《××报》写“社论”的朋友：“任何改革都需要突破口，需要有人来吃‘螃蟹’”———意思是，既然国家选中了在高校和校长们头上试刀，你们引颈受戮，先死好了，为什么还要带上我们？所以，有些新闻界的朋友愤怒了，秉承“国家意志”，推波助澜也得先拿下教育这个尚有人能思想的“突破口”再说！
写到这里，笔者须得做出一点小小的说明：笔者既不是高校的校长，更不是带着厅级以上官帽的其他什么长，就连亲戚、朋友中也没有一个跟高校校长挂得上边的，甚至找不出一个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的“长”（虽然由于资讯的发达使得笔者除了认得国家主要领导人以外，也识得些高校校长，但仅限于在媒体上。并且是我认识他，他却不认识我）！高校校长是否去掉级别与笔者的生存状态实无任何联系。这里所写下的文字并非是为他们争什么利益而跟其他的朋友过不去，纯属是闲来无事做做“思想体操”罢了。当然，如果深挖下去，笔者跟他们还真是有些难脱干系，仅仅是因为———笔者也在关心着教育和教育事业的存在和发展！
其实，靠专业技能谋生的诸如教育、卫生、体育、文化等界别，包括新闻、出版等摇笔杆子、耍嘴皮子的朋友们都不用着急，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只要你不是纯粹的党政干部（现在叫公务员），前述所谓的“突破口”一旦被扩大，那么下一个轮到的肯定就是———你！
沿着上面那篇社论指出的方向，大家的目光很容易被聚焦在一个先于别人吃螃蟹并且“不要行政级别”的高校校长的身上。
朱清时，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一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据报道，2009年9月，经过历时一年多、在全球范围的遴选后，朱清时被聘为了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自彼时起，“去行政化、不要级别”就成了他最显著的噱头。在大学被行政化（实则是政治化）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今天，人们好像看到了一丝破解的希望。他也被人看成是“一种另类”———因领办南科大而令人关注，因“去行政化”而成为“标本”———在镁光灯下俨然是一颗闪亮的明星！
但没过多久，通过2010年3月4日（A11 ）的《南方都市报》读者就会发现，他与前一段“气壮山河如虎”的高调表现有了一些不同。在这篇题为《高校如何“去行政化”？且听“标本”来倾诉———朱清时院士谈自己失去行政级别和编制后的酸甜苦辣》的文章里，朱先生说到了自己筹办南科大的体会，主要是“变成了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人，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人，在一个行政级别的社会中变成了一个没人管的人！”他以前有级别，有事可以直接找分管副省长或教育部；现在没有级别就“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具体是什么意思他没明说。笔者猜度，可能是一下子变得没有多少人去搭理他了！可想而知，一个常常在记者面前如众星拱月的角色，突然之间的失落感。“去外地参加会议，领导们住的都是很豪华的套间。我去住，就要自己出钱，一晚上八百多元，心疼啊。还有一次开会，因为没有级别，把我排在最后面的一排的最后一个，在职业学校的后面。后来（主办方）也觉得过意不去，把我又往前调到了职业学校的前面，排在深圳大学的后面。”对于所遇到的“这些事一两个月前是绝对想不到的！”此时的他，或许才开始回归现实，开始了反思———“镁光灯下的事情往往很难成功。”他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没有行政级别寸步难行啊！”
这还不过是刚刚开始，未来的路或许更难走。
从外部关系上看，若学校和学校校长都没有级别，那有级别的人———某些机关的随便一个处长、科长或科员就足以“代表政府”，时时可以搞得你心烦意乱；不要以为自己是著名的科学家别人就不敢惹，要知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古训（意思是有理的遇到不讲理的）还有它存在的现实基础。像前些年霍英东（该同志的名气不可谓不大，官帽也不可谓不高）在伶仃洋边的某个开发区被“小鬼儿们”整得一点脾气都没有的例子还近在眼前。况且，行政干预并非总是以蛮不讲理的形式出现，可能还恰恰相反地有着非常堂而皇之的理由！
从内部关系上看，现在由于朱老先生曾经官至副部，退休前官职的虎威尚存，而一旦正式开展工作情况就不一样了。一所大学，校长没有行政级别不证明党的组织也没有级别。由于南方科大是市属高校，要定也会定上个正厅级，书记也应该就是正厅级。在高校里校长也不过是个副书记。那么按自然生成的法则，套也可以套个副厅级，不管朱老感不感兴趣，以后的一切活动大致都会比照这个办理了；如果朱老坚持什么都不要，仅仅做一个普通党员的话，那就只好在书记的手下打打下手。可能未来的书记会很尊重校长，但从制度安排上却不能保证其一定会尊重，也或许连正常的日子都不会让你过得舒坦。什么改造社会？一边想着去吧！北京大学周其凤校长说过：“在整个社会等级观念非常强的情况下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教育家将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去行政化的过程非常复杂。如果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书记和校长的关系就会变得相当复杂。”往好处想，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深圳市委慷慨地让朱老先生来个“一肩挑”———书记兼校长（据SCIENCE杂志报道朱已经提出了这个请求，但尚未见结果），并且尊重其意愿什么级别都不给。那么，这个曾寄托着朱老雄心壮志的建成一流大学的梦想，很快就会变成连末流都算不上的现实。不过，由于朱老先生年事已高，“堂·吉诃德”式地折腾了一阵之后还是有退路的。如果真的干不下去，也完全可以用身体不好的理由掩饰，并顺便推荐个把青年才俊，说不定还会赢得一个现代伯乐的美名，何乐而不为？所以，朱老先生也逐渐在调整策略，“安静地看着这个正在进行的实验”———从高调地干———变成了安静地看！
说到这里，笔者有些纳闷：一个在专业领域颇具盛名的中科院院士为什么不继续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探索（笔者看过朱先生的学术简历，虽不算很辉煌但也不算太差。在此基础上再努力一把，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为咱们中国人争它一个诺贝尔奖呢！不知为何他却不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而偏要退休后再回到这名副其实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旋涡当中来凑这个热闹！说到底可能还是那深埋心底的“官场情结”在起作用，并通过否定政治化、行政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用否定政治的方式搞政治，以去行政化的方法来搞行政，妙哉！但这个方法只昙花一现。一个已经退了休的人，笔者不解———犯得着吗？
———他好像有些怪！
令人纳闷的事情还真让笔者有些想不明白。
之所以想不明白，是因为如果再按这个思路想下去就不免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了。但是，既然已经说到了这里，陡然打住也不是个事儿，干脆说出来吧，但愿朱清时先生是一个真君子！
如前所述，朱清时先生虽然已经光荣退休，但他的待遇，应该还是———甚至还不止于副部级（按常规官员退休时级别往往会提升一级的做法，虽没证明但笔者猜想可能他现在享受的是正部级待遇）。在与新的职务至多只有正厅或副厅的南方科大的级别比较中，最有利的选择无疑是选择不要级别。因为不要级别才有比副厅更高的级别，而要了级别反而只有比自己原有的级别低得多的级别了。于是乎，将“去行政化”和“不要级别”的口号喊得山响，一来可以吸引眼球，为自己的“事业”造势；二来可以顺势保留较“侍郎”更高的级别和待遇，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