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学者苏珊·玛丽特在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也说：“如果硬要给品特安上一个身份的话，我宁愿叫他社会民主人士，和平、国际人权、自由表达的呼吁者、甚至是激进分子。”[63]罗易斯·高登在评价品特时也这样说：“除了被广泛承认为我们时代的著名剧作家以外，品特也是政治上最激进的艺术家，作为世界公民，他长期以来一直公然地反对全球的不公平现象。”[64]自己不愿意做光环闪耀的剧作家，愿意做自由发表言论的“公民”，学者们也视其戏剧成就不见而称之为激进分子的奇怪看法，从另一角度展现了品特内心的民主思想。
晚年的品特更是直抒胸臆，2005 年3 月，品特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上说：“我已经创作了29部剧作，觉得已经足够多了。现在我已经找到了新的方式来释放能量。过去几年中，我曾在不同地方发表过不少政治演讲，今后我将把更多精力放在政治事务上。我认为，目前的世界现实非常令人担忧。”此时的品特被称为愤怒的老人，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世界上的各种不公正现象，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当时这样说：
真实和不真实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真的和假的之间，也没有严格的区分，一件事情不一定要么是真实的，要么就是假的，它可能既真又假，作为作家我坚持这些说法，但作为一个公民，我不能。作为公民我必须问：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对事实真相的追寻将决不会停止，不会有犹豫，不会有延迟。[65]
品特越来越对西方的政治谎言难以容忍，他甚至公然指责美国政府是一个“残忍、冷血、无情”的政府。1990 年，当海湾战争爆发时，西方大加宣扬，称之为“正义之战”“给中东带去了自由和民主”，品特却斥责布什是刽子手，以虚假的谎言（萨达姆制造核武器）发动了一场大屠杀，是“强盗行为，彻头彻尾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66]利用在接受欧文诗歌奖时的发言机会，品特更是尖锐地批评美、英等国在伊拉克采取的行动：
威尔弗雷德·欧文对入侵伊拉克会如何理解呢？强盗行为，彻头彻尾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显示了对国际法理念的绝对蔑视。这是武断的军事行动，是受到无数谎言、媒体及公众遭粗暴操纵的驱使而采取的军事行动。这一行为旨在巩固美国对中东的军事及经济控制，作为最后的手段，还戴上了“解放”这一假面具。这是可怕的、诉诸武力的主张，要对成千上万无辜百姓的死亡及残害负责。[67]
1999年，针对北约轰炸塞尔维亚事件，品特写给英国《卫报》的一封信上则更是显得言辞激烈：
英国的外交政策可以定义为“亲我的屁股，否则我就踢破你的头”，米洛舍维其毫无疑问是残忍的，克林顿也是，布莱尔就是热心舔克林顿屁股的人，他以为克林顿是撒切尔夫人。情报部门在整个事件中如果不是幼稚就是有病。美国现在是一个高度危险的暴力中心，完全失去了控制。[68]
生活中的品特一反他的作品中与政治立场保持距离的做法，在公众场合对自己的国家及领袖发表如此言辞激烈的言论，毫无保留地谴责现任政府的行为，品特对于战争的愤恨、对于统治阶级漠视生命的行为已经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同时，也表现了他嫉恶如仇的性格。其实品特对于世界的看法是一贯的，早在青年时期，他便表达了对于暴力毁坏世界的忧虑，表达了他对这个扭曲的世界的抵触。
1949年，也就是18 岁那年，品特收到了服兵役的通知书，然而他拒绝服役，尽管这完全违背了他父母的意愿。品特遭到了两次军事法庭传唤。第一次在法庭上，法官要他解释为什么拒绝服兵役，品特是这样回答的：“战争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人员伤亡，世界上本来就已缺衣少食，再发动一场战争意味着更多的人要挨饿。”[69]他甚至反问法官：“我们刚刚结束了一场战争，为什么又要准备另一场？我们这次是为谁而战？”[70]法庭开始为是否要将品特投入监狱进行了讨论。在第二次庭审的时候，品特的立场获得一位法官的认可，他为品特作了辩护，最后品特共被罚款了125英镑，避免了牢役之灾。品特后来说：“我很清楚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和恐怖，无论如何我也不会为战争出力。”[71]
戏剧中的政治主题总是那么隐晦，而现实中的品特却是这么的直接。昆雷是这样解读的：“品特早期拒绝卷入政治事件并不是他对于社会问题感到冷漠，而是他严重怀疑政治渠道、政治争论、政治活动能够改善社会问题。”[72]而对于品特越来越激进的政治表达方式，德比赛尔（ Harry Der-byshire）认为，这是因为此时品特已经成为了名人，“名人的声音远远大于普通人的声音，这种声音能够进入媒体从而产生惊人的效果，品特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名人的优势与责任，他意识到了自己拥有自由表达的特权。”[73]
品特这些行为显现了他的性格，他的日常生活表明了他的真我，对社会强权的不满、对和平的珍爱与期望根植于其内心，他就是一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嫉恶如仇的、具有高度民主思想和社会责任感的和平斗士。
当品特还是20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名为《一篇莎士比亚的笔记》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品特提到了他对莎士比亚创作思维的看法：
大多数莎士比亚戏剧评论家所范的错误就是企图用最精巧的器械来确定和计算伤口的来源，提出治愈疾病的最好疗法。他们怀着紧张的神情，寻找着那些看似虚虚实实的裂缝。他们拿着小刀、针和线小心翼翼地走向伤口。
小刀下去，裂缝张开，接着使用针和线，伤口在他们手中凝结萎缩。莎士比亚写作开放的伤口，通过他，我们知道了伤口的张开与闭合。我们告诉别人它何时停止跳动，何时到达最高的峰热。
……
人们发现一个情态的长廊，飞速流动的和僵硬的，格罗斯的和神圣的，腐败连成一体的，腐烂的，聚精会神的，残疾的，庞大的，水肿的，象皮病的，夸大功绩的，严酷的，狂热的，瘫痪的，骄奢淫逸的，冷漠的，肌肉僵硬的，柔软的，纯洁的，污秽的，迷茫的，驼背的，冰冷如雕塑的。所有这些都包含在伤口里面，然而莎士比亚并不想将之缝合或整形，也不想消除这些痛苦。在允许的极限内，他任意砍截，使它麻木，让它恶化，但是，他不会作出判断或者提出治疗的方法。既有的评论在人物之间遭到割裂，变得如此多样化，评论本身也是如此充满矛盾，人们根本无法确定意见或倾向的中心点。”
……
组织结构破裂了，伤口被打开，伤口包含在内，伤是世界之伤。[74]
“伤口被打开，伤是世界之伤”，在品特看来，暴露人生疾苦、展现人类伤痛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目的，显然，在文中，品特托物言志，此时的他虽然尚未开始创作戏剧，但已受到了莎士比亚创作观念的影响。艾斯林认为：
《一篇莎士比亚笔记》可以回溯到想当一名作家的品特的早年时期，其最大的功绩之处在于提供了洞察品特戏剧创作思维的途径，这种创作思维是品特后来在创作之时注定要践行的。从存在之伤，激发了剧作家试图表述世界、奥秘、苦难、令人困惑的多样性。伤口———就是剧作家的眼睛，是他的意识世界，开放着，那就是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包涵其中。伤口是世界的伤口，世界是受伤的世界，因为世界的苦难是其他人的苦难，以及大张的眼睛之后思维的苦难，伤口张开着，伤口是人们的伤口。[75]
“走入镜子，你就来到了世界的另一边，那就是真实的世界”[76]，品特在爱尔兰发表对于贝克特作品的看法时如是说。在《一篇莎士比亚笔记》中，品特运用文学意象作为“镜子”反映社会现实的设想已经初露端倪，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着他用疾病表达他感受到的世界之伤。
三、疾病文学潮流的影响
品特曾经说过：“在我还是年幼之时，我读海明威、陀斯妥耶夫斯基、亨利·米勒，以及卡夫卡等人的作品，我也读贝克特的作品。”[77]在品特所列出的这一串名单中，让人惊奇的发现，他们的作品中均不乏疾病意象。可能由于受到医生父亲的影响，也可能是自身多病，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医与病的故事可以信手拈来，比如《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中腿生坏疽的哈利，《印第安人的营地》中的难产手术等，而在《别了，武器》中，受伤的腓特力、被病毒感染了的军医雷那蒂，难产而死的凯瑟琳都与疾病相关，这些疾病意象表达了海明威对于战争的痛恨，对于生命与死亡意义的探讨。再看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基本上是一个身体写作者。陀斯妥耶夫斯基患有精神病，得益于他的疾病体验，在他作品中，充斥着震撼人心的肉体和精神痛苦的描写，他的一系列作品，例如《双重人格》《脆弱的心》《女房东》《罪与罚》都是心理疾病描述的典例。而作为美国“垮掉派”一员的亨利·米勒也擅长于用疾病表达主题，例如他的首部自传体小说《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 ，不但在标题中巧妙利用了“Cancer”的双重含义（北回归线；癌症），并且在文中也到处是充满病态的性描写，意在用人的变态喻指社会的没落、文明的丧失。
在这些作家中，品特认为贝克特和卡夫卡给他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品特极其推崇贝克特以及卡夫卡，他承认自己受他们的影响至深。他说：“当我阅读贝克特和卡夫卡的作品时，在我的心里好像响起了一串铃声，全是这些，当时我认为：‘在他们那会发生的事，在我这里也会发生’。”[78]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品特是贝克特的正子正孙。”[79]在贝克特戏剧世界里，“充满了悲伤”，到充斥着“处于痛苦和受难的极限中的自我的声音”，“都是对人的处境本身戏剧性的陈述”。[80]疾病在贝克特的戏剧中也是屡见不鲜，例如《终局》中的四个人物，个个都是患病在身：哈姆不能站立，终日瘫坐在椅子上；管家克劳夫却刚好相反，他脊椎僵硬，不能坐下，因而总是机械地行走着；哈姆的父母分别被放置在两个垃圾桶中，垂垂欲死。“终局”本是国际象棋术语，指比赛即将结束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棋盘上所剩的棋子已经不多。终局暗示着后工业化社会中人们的选择已是所剩无几，隐喻着人类即将灭绝的前途，以及人类所面临的苦难。再看贝克特的另一名作《等待戈多》，当中也有两个残疾人，幸运儿患有眼疾，波卓口不能言，他们同样象征着没有明天的世界。借助于疾病，贝克特展现出了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