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棉铁主义
南洋的劝业研究会于1910年4月在江苏南京成立，张謇也是这个劝业会的发起人之一。在这个劝业会上，张謇致开幕词，第一次提出了棉铁工业化的主张。同年的11月28日，在张謇跟朋友谈话的时候，又屡屡提说自己的那个棉铁主张。他说：“实业以振兴棉业之纺织为内维，扩充矿业之煤铁为外境。”
在同一年，张謇于他的《海关进出口货价比较表序》中说道：
宣统二年，南洋劝业会开幕，謇于各行省到会诸君子，发起联合研究会，乃裒光绪一朝之海关贸易，参考其大略，如寐始觉，如割始痛；如行深山，临悬崖，榛莽四出，披而始识无路；如泛雾海，见一岛屿，若隐若见，而始得所趋。则以我国实业，当从至柔至刚之两物质，为应共同注意发挥之事，为预会诸君子告。……至柔惟棉，至刚惟铁。
1913年10月，张謇当熊希龄内阁工商和农林两部的部长，一到任，他便在《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一文中说：
謇于南洋劝业会时，即发表中国现时实业须用棉铁政策之说，复著奖励棉业之议，上之政府；彼时政府不之省也。今謇无以易此。
这时候，他的棉铁主张已经升格为棉铁政策了。
此后不久，他在《在国务会议上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里很明确地提出了“棉铁主义”。文章中说道：
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为捍卫图存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是；又惟有开发极大之富源，以驰逐于世界之市场。若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是。
在这里，张謇想凭借自己不同一般的身份，自己在实业界的威望，并借民国初年上上下下大兴实业之风的机会，把他的棉铁主义推向一种国家实业政策或者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战略。为了这个，他的下半辈子一直都在对政府权力部门和社会各界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他总是在说：
“謇与棉铁，固向持积极主义者。”
“余持棉铁为中国近世要务之说，近三十年。”
“鄙人投身实业，持棉铁主义，二十余年于兹矣。”
“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
“故此一种主义，敢自信为适当。”
“殖产兴业，棉铁最为重要。”
“中国的产业调查主要在棉铁。”
“环顾中国实业之当兴者，孰有大于植棉与纺织者乎！”
这些语句，在他的文章中、谈话中和书信中随处可以找到。可见他对于他的棉铁主义的执着。棉铁主义作为一种工业发展的战略，张謇的具体想法是：
集一银公司，以棉铁为主要，以类之棉之稻、麦，类之铁之煤为从要，其他如水利、如电、如铁路、如汽车等为次从要。如是十五年小效，三十年大效可以预言。（张謇《张謇全集》）
张謇的意思是说，开办国家银行，将金融业当成龙头，把从国外和国内大量筹集来的资金当成资本，优先发展棉纺业与钢铁工业，用发展棉纺织业来带动相关的稻米和小麦等粮食产业，形成一个农工商一齐发展的大农业格局，发展钢铁工业带动相关的煤炭、水利、电力、铁路、汽车和机械等产业，逐步成为一个以点带面、次序发展、互相促进和协调有序的大工业格局。整个中国一盘棋，中央政府通盘考虑，地方上则是因地制宜，形成具有自己特色和区域优势的产业布局。从时间上来说，15年初见成效，30年会有更大的成就。
张謇之所以提出棉铁主义，主要是出于对民族危机进行挽救而考虑，觉得这是民族产业之需要。其目的便是要跟外国争取利益权，降低贸易的差额。张謇曾把光绪、宣统两朝的《海关贸易册》内的进出口货价比较表作为依据，为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作了仔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惊人地发现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与中国国内经济过差的原因，中国在对外贸易当中存在着很大的逆差，而进口货物当中，棉和铁的比重最大。那时张謇就说：“查前清光、宣两朝海关贸易册，进口货之多，比较价格，棉纺物曾达到两万万以外。其次便是钢铁，别的货物没有能与它们相比的。这是謇在南洋参加劝业会的时候，便发表的中国现时实业须用棉铁政策的说法。”
“看近年海关贸易册，比其进出口的差负，一年计一万万余两，而进口大宗，非棉织物莫属。”
“最多的年份，值银一万八千余万两。依照海关八折的估价，卖价则实有两万三千万两。宣统三年，数目也是一万四千四百万两，折合一万八千万两。国家的损失这么大，怎么会不让人惊惧呢？”
张謇忧国忧民之心，真是苍天可见，令世人动容。
1911年6月，张謇和溥仪的父亲载沣见面后，又特地向他进言，要发展棉铁为中心的实业。他对载沣道：“朝廷应实心保护已经开办的农工商实业，向未开办的大力提倡和宣扬，来培植元气。国人只知道赔款是对国家利益的一种巨大损害，却不知道进出口货价相抵，单说棉货这一项，每年的输出，就已经达到了两万一千多万两。铁也有八千多万两，暗地里剥削的比赔的款项更为厉害。如果不尽快想办法，就是不会亡国，也会让我们这个国家穷途末路。这必须要农工商通盘进行考虑，逐年进行。”
在这里，张謇由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入手，率先对铁棉产业进行发展，换回利权，走出了工业化发展的中国路径。
率先发展棉铁业也确实符合中国传统资源的实际。张謇撰文说：
凡事不能通于齐民，不能无阻；凡利不能及于妇孺，不能大有功。（张謇《张謇全集》）
村落主义
在张謇的心里，他们家乡的自治建设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在全国政界很活跃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此事。民国之初，在给袁世凯写的信内曾说道：
謇自前清即矢志为民，以一地自效。苏人士嗤为村落主义。……而终于以村落主义自享也。
可见，“村落主义”这个词汇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张謇的独创，而是出自别人之口，出自别人对他的揶揄。不过，张謇听了这一词汇，内心也不羞，也不恼，还坦然一笑说：“其实就是村落主义。”
此后他自己也把自己在家乡南通所做的事业，称之为“村落主义”，并且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张謇“村落主义”思想的内核，实际上源于汉朝末年田子泰所经营的“无终山都邑”。在那个封建末世王朝里，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们无不上下求索，想为中国寻求一种理想的社会。张謇比康有为还要早地寻找到了曾经真正存在过的田子泰的“无终山都邑”。
这是一个社会大同的理想。
张謇总是向自己身边的人表达他对田畴进行效法的真心。田畴是东汉末年的人，字子泰，喜好读书，善于击剑。190年，董卓作乱，幽州牧刘虞遣人冒险去见已经被董卓所劫持的汉献帝，来表明自己的忠心和慰问。田畴向刘虞请命，主动要求去长安见献帝。刘虞应允。于是田畴便自北方朔漠取间道前去长安。汉献帝见了田畴之后，非常的兴奋，当即就要加封他当骑都尉。然而田畴却坚辞不受，向献帝告辞之后便返回幽州复命。一回到幽州就得到自己的主公刘虞被公孙瓒杀掉的消息。田畴怀念旧主，心里很是悲痛，于是便对刘虞一番哭祭。这一哭祭不要紧，很快就传到了公孙瓒那里，公孙瓒大为恼怒，想我刚杀掉刘虞就有人公然哭祭，这明摆着是和我作对嘛！于是下令即刻捉拿田畴。田畴被捉到公孙瓒那里，公孙瓒想要杀掉他，然而，公孙瓒身边的人却劝说不要杀，说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公孙瓒一听有道理，就又把田畴放了。公孙瓒问他愿不愿到自己这里来做事，田畴只是悲戚，不肯答应，说情愿归里。公孙瓒无法，只好让他回他的家乡去了。此后，田畴带着他的家人，就到无终山躲避战乱去了。有后人记述田畴道：
畴率宗人避难于无终山，北拒卢龙，南守要害，清静隐约，耕而后食，人民化从，咸共资奉。（陈寿《三国志》）
张謇很是羡慕田畴当时的做法，还曾经作过一首诗：
雄节不忘田子泰，书生莫笑顾亭林。
井田学校粗从试，天偎无终与华阴。
张謇当初创建通海公司，在公司的大堂上，他题写了一块大匾，上面写了三个大字：
慕畴堂
这个“畴”，就是指田畴。
张謇的村落主义思想在心中孕育得相当早，然而，真正推行却相当晚，是在他对于中央政治失望、自己于家乡所办的实业有了成就以后。
在官场上的每一次不如意，都更让他觉出家乡的亲切和真实存在。被称为“村落主义”的南通自治成了张謇晚年甚至是他一辈子的追求和奋斗的最终落脚点。
依照张謇的说法，村落主义的以一地自效，也就是对自己的家乡进行建设。他曾说他回到家乡就是怀着村落主义的思想，想经营地方自治，像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和公益等。他对他们南通的事业发展过程曾作如下概括：
謇自乙未（1895年）以后，经始实业；辛丑（1901年）以后，经始教育；丁未（1907年）以后，乃措意于慈善。（马斌《南通自治的遗产》）
这些自治事业主要是围绕张謇的村落主义进行的。张謇是本着以家乡为入脚点，然后引领全国迈向富强之路的思想。
大生资本集团是张謇最早创办起的企业，也是他发展整个南通事业所依托的力量。大生集团通过初期阶段的积累，于民国初年，尤其是1917年之后进入到了又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好阶段。大生纱厂的发展特别突出。大生纱厂1912年到1914年的发展势头颇为平稳，利润上起伏颇小。到了1915年，因为受袁世凯登基当皇帝等一些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大生纱厂在利润方面有所下降。到了第二年，由于通海地区大水泛滥，棉花的产量很不好，因此出现了纱市呆滞的状况。大生一厂只赚了6万多元，大生二厂，只赚了2万多。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棉纺织外部环境颇为宽松，在1917年之后的五年间，大生纱厂却有了出乎意料的迅猛发展。于此时间段内，不管是洋纱还是洋布的进口全有相当幅度的下降。1913年，中国关口直接进口的外国棉纱总共是262万担，棉布总值是18600万两，1918年，棉纱下降到了118万担，棉布下降到了9600万两，分别比1913年降低了58%与40%。这部分空余的市场份额给中国的棉纺业提供了非常宽松的发展空间，创办新厂与旧厂增资扩产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热潮。从1917年开始，整个中国的纺织业忽然行情非常的好，每一纱件从156块一下子涨到了230块以上。就这一年，张謇的大生一厂就赚了79.6万两，二厂也赚了40.6万两。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21年。期间，利润最好的记录是1919年。这一年，大生一厂赚了264.44万两，利润率是105.78%，大生二厂赚了134.96万余两，利润是113.2%。在五年的时间内，都是最为旺盛的时期，大生纱厂的平均利润都是90%以上。大生纱厂的一厂和二厂自创办至1921年一共赚了16635.869万两，三分之二是与此时间段内赚取的。在这样的大好情势下，大生纱厂的资本数目也在迅速地增长。大生纱厂的一厂资本股份从130万两增长到200万两，二厂从86万两增长到118万两。1921年，两个厂共计资本是369万两。
到了1923年，大生企业系统总资产是3448万两，是申新、茂新、福新企业系统资本总量的3.5倍。
研究水利的学者
远在1887年的时候，张謇还在跟着孙文锦当幕僚，孙文锦在开封当知府，张謇也和他在一起。他们来到开封没多长时间，黄河便于郑州决口了，情况很是紧急。孙文锦也不敢怠慢，急命张謇和他的儿子孙东甫一起坐船，不顾生命安危对灾情进行调查，给予急赈。张謇和他的儿子孙东甫走遍了决口的上游和下游，仔细对水势进行查看。其惨景令人目不忍睹，房屋冲塌，人畜丧命，漂浮于水面的人畜尸体令人触目惊心。从那时候起，张謇便意识到水真是太厉害了，使他暗自下决心要为治理水患而出力，努力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张謇通过仔细认真地考察，认为最好是疏浚黄河，分成若干道，从山东入海。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所聘请的水利专家们经过研究，也是如此认为的。但是，钦差督办河工的大臣李鸿藻却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他振振有词说：“我只是负责把黄河决堤的部分堵住，堵住这些决堤的部分最多也就花费几百万元。如果要疏浚几条河道，分别入海，需要多少钱，难以预算；以后效果怎样，更是无法得知。”
那些在河防上混迹多年的官员都是老油条了，为了费用，为了官运，和李鸿藻持相同的观点。
于是，张謇和那些水利专家们的意见只好放回到自己的肚子里去。张謇感觉很无奈，有力使不上，只好辞职回自己的家乡。
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徐州、淮阳、淮安的黄河水泛滥，任意而流，灾情甚是严重，人们苦不堪言，便在淮安多住了数日，以便较为细致地了解。这期间，他也彻底摸清了淮河的变迁历史。原来，黄河和淮河本来分别出海，黄河出海口在山东的渤海湾，淮河的出海口在江苏海州附近的云梯关。黄河于赵宋时候下游慢慢有向南移动的趋势。在元朝末年，曾发生过黄河夺淮的事件，泗州城全被淹没了，大水弥漫。1856年，也就是咸丰六年，黄河自铜瓦厢决口，黄河也由此改道向北迁移，退出淮河，重新回至山东出海。原来的淮河，依旧单独出海。由于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河汇成一流的现象，所以便有人把淮河说成是旧黄河，又将原来的入海口叫做旧黄河口。虽然黄河的水退出了淮河水道，然而给淮河留下非常严重的后患。第一是在夺淮以后，清水变得非常的浑浊。退出以后，沉积下来很多的泥沙。第二是在合流的时候，水力特别的强，出海相当的容易，待黄河水退出之后，淮河的水速大大降低，难以冲动海口之淤泥，致使海口被堵，出水不畅，总是不定期地造成内涝。又由于在黄河改道以后，治理黄河的官员也随之向北迁移，原驻节清江的漕运总督本就兼管淮河的有关坝闸的开关和修理。1884年之后，盛宣怀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成立，一切粮米皆从河运变成海运，没过多长时间，漕督便被裁撤，如此一来，再没有人过问淮河之事了，使淮河两岸的百姓也随之陷入更深的苦难。
自义和拳起义过后，淮河两岸就连连遭受水患，使临近淮河的百姓每年都要互相搀扶着出外讨饭乞食。尤其是光绪三十二年，美国红十字会命人带着钱来进行救助，这些款项加上我们国内各方面用于救灾的款项共700万。
张謇了解完这些历史变迁之后，思想到今后不能再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水的老路了，应当从根本上进行治理。然后，他向两江总督端方提出了自己的救灾建议：“大人，除了对灾区进行紧急援助外，我认为还应当召集一些灾民们对淮河进行治理，以主代赈。”
然而这个端方大人，为了牢牢把赈济款抓在自己的手掌心里，以便从中获取私利，托词说：“这个办法绝对不可行，要以民命为主，全力赈济！”
张謇手中无权，自己光着急，却毫无办法。淮河之水日益泛滥，水灾更为严重。无奈的张謇只有动用自身，奔走呼吁，碰到人便向人家诉说自己的主张，嘴皮子都磨破了：“为淮不治，江北且不治。”
那时候，两广总督岑春煊正养病于上海，与张謇相见，张謇又向他诉说自己的治淮主张。岑春煊见张謇说得动情，由于在面子上，也不得不对张謇敷衍一番，说：“我看季直的主张完全可行，主事的官员不用实在是可惜。”
谁知张謇听了岑春煊的话后，一心想治淮救百姓于水火的他便认为今番算是遇到知音了，于是更对岑春煊说得动情和起劲了，想让人家代为上奏朝廷。他一夜未眠代拟奏章，拟毕后，次日赶紧给人家送过去。岑春煊见张謇如此，感觉很是无奈，只好接过去放在了一边，再也没有看上一眼。张謇耐心等待了三日，最终坐不住了，就又进行拜访。岑春煊见张謇催得紧，觉得难以推掉，就对张謇直言道：“季直呀，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伸过胳膊管人家的事总是不好的。若我现在是两江总督，那还用得着说嘛，肯定会按季直所言去办理，季直的话也很正确，我不仅要马上派人上奏朝廷，还要将怎么筹款、怎么施工、详详细细地说明白。然而，我不是两江总督，这实在不是我该管的事。若我有一天去京觐见皇上，我也许会有机会代为陈奏。”
张謇听罢这一番话，这才真正明白过来，心一下子凉了下来，一时气得浑身直哆嗦，但又不能再说什么，只好告辞。
事情过了许多年，张謇当了江苏省的谘议局局长，他提议把治理淮河列为正式议案，首先由谘议局通过，然后报请两江总督，请两江总督联系安徽巡抚尽快拨款办理此事。
这个时候，张人骏当了两江总督，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家伙，当他接到谘议局呈送上来的议案后，便张开无知的大嘴对人们说道：“水是容易治的吗？只有大禹才会治水，他张謇能和大禹相比吗？”
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通。张謇看看不行，就只有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办这件事了。他首先和大生企业的股东们沟通好，把自己大生纱厂的盈余拿出来，先在南通师范附设了一个测绘科，之后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开办了一个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想先培养一些治水方面的人才。
到了民国的时候，张謇出山，为了治理淮河的梦想，担任了中央水利总长一职，同时还任中央农工商部部长。他曾由驻华美国公使介绍，跟美国的红十字会签订了一个借款导淮的协议草案。按此协议，美国红十字会派工程师詹美生来中国进行调查。詹美生来到中国一段时间之后，张謇发现这个人做人不实在，太浮，学养太浅，业务也不精，仅仅大学毕业五年也无什么建树。并且探听到，他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弄到一些钱而已。所以，张謇决定不再与他合作。
不过，张謇还是对这笔数目不小的借款在积极争取。他想用这些钱从三方面对淮河进行治理，一方面是淮河自身的河床要进行疏浚，还需要拓宽和加深；一方面是原先黄河入海口处的淤泥要进行清除，让淮河依旧自此入海；一方面是于老运河的东边挖一条新的运河，自阜宁陈家港开始挖，把原来的串场河的老河道当成基础，一直挖到南边如皋东乡的入海口处。此河跟运河平行，可以把淮河、泗水、沂水分流，让它们七分入江，三分入海。这个计划若能够成就，那么从此后淮河流域就不容易再出现水灾了。为了这个计划，张謇用心计谋了很长时间，然而那笔借款就是难以拿到手。没过多长时间，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驻华公使正式通知张謇：于欧战停止以前，美国红十字会的这项借款实在兑现不了。张謇长叹一声，真是毫无办法。
当轮到徐世昌做大总统的时候，江苏灌河口的运盐河和清江浦到瓜州的运河区域每年都要发生水灾，人民苦不堪言，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日子也不好过，于是就找人向大总统陈说这件事情，希望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徐世昌听后，马上想到了曾监管水利的张謇，便命人去南通找张謇，看张謇愿不愿意出任苏北运河的督办。此时的张謇已经六十八岁了，可张謇一听说要他去治水，这也是他多年埋藏在心中的愿望，拯救人民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就当场答应了下来。答应的同时，他向来人要求了两个条件，他说：“如果要我担任这个职务，我有两个要求。”
别说两个要求了，按徐世昌的意思，只要张謇能够出山，无论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的，于是来人急忙说：“您请说！”
张謇见来人诚恳，便毫不犹豫地说：“首先，要任命江苏前省长韩国均来当会办。其次，如果另外开条运河，政府要保证把筹款的担子承担下来。”
来人回去转告徐世昌，徐世昌稍微一沉思，便接受了下来，随即发布命令，命张謇和韩国均前去就职。
张謇带着韩国均前往治水，日夜奔劳，从不知道疲累。次年的6月，大雨一连下了五天，还刮着大风，长江与淮河几乎在同一时间涨水，河堤上的堤工看着水势，知道要出大事，心里慌了，连忙报警，不停地将消息传送上去，张謇和韩国均闻报，也赶紧往大堤上跑，日夜进行勘察。在此之前，已经开凿了车逻坝、新坝和南关等一些水坝，其中这三个坝每秒的水流量是四千多立方尺，下游的七个县都成了一片汪洋。这时候，天上还哗哗地下着大雨，高邮和宝应两个县城里的人都叫嚷着要把昭关坝再次打开将水泄出去。可是昭关坝一旦打开，再想筑坝那是很不容易的事，上游的水势难以控制，弄不好第二年就会造成枯竭的现象。而下游呢，本来已经难以排泄，若再放进水去，形势将会更加严重，灾情也更厉害。所以下游地区有四五千人都日夜在坝上守护，坚决不让开坝，如此两下里就争持不下。张謇一行官员前来视察，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讲明情况，要他们以大局为重，待自己充分调查之后再行决定。张謇和韩国均他们到了高邮，路上百姓心里都不安稳，他们将张謇一行围住，强烈要求开坝，甚至有些粗暴的人还试图用威胁的蠢办法强行让张謇等官员答应他们的要求，几欲动手。然而，张謇却很镇静，毫不慌乱，也不冲动，以此征服了这些人，让他们相信他是能够把问题完全解决好的。张謇一行又到兴化、东台、海安一带视察，除了阜宁稍好一点之外，别的地方全是水，都有六七尺那么深。最后决定将东台泄水要道王家港打开，而昭关坝一定坚持不开。可喜的是，到了9月10日，水势真的如张謇他们所愿，还是降下去了。
大涝之后必是大旱。次年，便又开始了旱灾。高邮、邵伯和淮、扬一些地方还存有固宿水，因此还照旧种主要农作物——水稻，并且长得还非常不错。别的地方不能种水稻便种黄豆、玉米和高粱等一些耐旱的农作物。至秋收季节，人们看着满目的金黄，心里甚是欣慰。这一年的总产量还比往年往上翻了一番。人们喜获丰收，怎么会不感激张謇？
人们都高兴地说：“多亏张大人呀，要是去年开了昭关坝，今年哪会有如此收成？不被淹死今年也会被饿死！”
淮、扬两府诸县的眷老会商，准备着集资制作一个“万民伞”给张謇送去。然而，这件事被张謇及时得知了，觉得自己仅仅为人民做了应该做的，就有人为自己送“万民伞”真是好老百姓呀，自己也实在不应当收这个“万民伞”，于是赶紧派人去表示感谢，并制止了他们这种做法。
人们无法表达对张謇的感激之情，只好把这件事埋在了心里。
除了对淮河进行治理，张謇还致力于整个国家的水利建设。在他当国家水利总长的时候，他还提交过一份《疏浚全国水利呈文》予中央政府。在此呈文中，他讲出了许多很有意义和价值的看法，对于东北的水利建设，他提出了“沟通松辽”之方案。此方案主张辽河跟松花江与嫩江相连接，这样，在水利交通方面就更进了一步。
巴拿马运河告成以后，美国准备在旧金山召开“万国水利会议”，此时的张謇年纪虽然很大了，但他仍雄心不减，向政府恳请派他去旧金山参加此次会议。他参加此次会议主要是想从西洋各国那里取得治水经验，然后回来用于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家乡，他在沿海地带大搞垦殖，专门将荷兰的水利工程师请来对水利建设进行指导。张謇在临去世的前几日，还带着病体到长江边上进行视察，精心为江岸保坍进行谋划。
张謇和下野后的翁同龢
张謇和翁同龢的师生情谊是深厚的。
戊戌变法前的一天，翁同龢把张謇邀到家中喝茶。师生二人在一起说话都是坦荡直陈，毫无忌讳，张謇也把自己的想法直言相告，两个人相谈甚欢，很是投机，直谈到天色很晚。谈话中，翁同龢禁总是禁不住称赞张謇的才华和睿智：“季直高才，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啊！”
张謇也总是非常谦虚，在老师面前，哪能称大？他说：“哪里哪里，老师过于夸奖了。”
他们两人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真谈论将会遇到的种种困难……
然而，令他们两个没有料到的是人心难测，慈禧太后一党始终处于优势，原被圈到维新派中的人也不缺乏势力小人，比如袁世凯便是一个例子。就在翁同龢和张謇喝茶商量事的两天后，也就是4月27日，慈禧太后以非常快的速度，假借光绪皇帝的名义下令将翁同龢开缺回老家了。这使光绪皇帝的维新党派始料未及，一时弄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但又不得不服从。张謇当时在日记内记述道：
见虞山开缺之旨……所系甚重，忧心京京，朝局至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
这时候的张謇，自然很是忧心，不但为变法维新之事忧心，同时也为他的老师翁同龢担忧。他害怕他的老师会遭杀身灭门之祸。这月的30日，张謇借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之典故来劝翁同龢赶紧退出政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远远地去避祸。还写了一首诗送给他的老师，其诗是这样的：
兰陵旧望汉廷尊，保傅艰危海内论。
潜绝弧怀成众谤，去将微罪报殊恩。
青山居士初裁服，白发中书未有园。
烟水江南好相见，七年前约故应温。
诗中所说的“七年前约”，意思是说他们二人一起下江南过隐居的生活，不再过问维新变法之事，随时准备着离开这个险恶的京都。
翁同龢刚刚到常熟隐居十来天，张謇就又开始担心老师离开喧闹的官场会太寂寞而难以适应，于是，就对自己所在的翰林院告假说自己的大生纱厂还有很多的事需要回去处理，便离开了京都。
张謇离开京都后，并没有即刻回他们家乡南通，而是直接到了常熟翁同龢那里。此时的翁同龢住在虞山脚下的一个蓬茅草房内。师生见面内心都很激动，由于和以前京都的巨大差异又生出许多感慨。张謇进入翁同龢的茅草房后，向周围看看，房内甚是简陋，因此禁不住落下泪来。
翁同龢则一边激动，一边又怪张謇那么忙，实在不该这么快就赶来看他。他说：“老朽已经是无官的闲散之人，行将就木，你为什么要扔下纱厂专门来这里看我呢？”
说着，翁同龢眼里也溢满了泪，又感觉甚是惭愧。张謇又对他好一番安慰。
两人又谈起大生纱厂的事，翁同龢问张謇现在纱厂情况如何，张謇说：“如今纱厂已经步入轨道，情况尚好，无需忧心。”
翁同龢欣慰地笑了，忽然又想起一件事，说：在京之时，季直曾要我为纱厂写一副楹联，然而，那时正为变法之事焦虑，未能题写，现在可做这件事了，于是当即铺纸研墨，写下了：
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编我东南。
翁同龢一向写的是颜体字，很是浑厚有力。张謇看了这副气度不凡的大字，内心很是兴奋，由衷地赞佩老师的书法功力和文字造诣，也为自己日后办好这个纱厂走好实业救国的道路鼓劲加油。
此后的一年，张謇的事业做大做强，道路更加的宽广和顺畅。那一年，他从日本参观完毕回到上海后，便马上对自己的《东游日记》进行整理。然而，心中总是不安，时常想起在常熟隐居的老师翁同龢，不知道老师怎么样了。于是，便决定立即去看望翁同龢。
自从翁同龢隐居以后，心情一直不好，如此一年时间，身体就坏了。此时的翁同龢正是患病期间，好几日都卧床不起。见张謇来探望，心内甚感安慰，病也好了一大半。
张謇将《东游日记》整理出版成书之后，为了全面地向翁同龢汇报自己的救国思想，急忙命人星夜兼程将样书送往常熟老师隐居处，并带过去200银元，以及百合与鱼干等吃食礼物。这让病中的翁同龢欣喜万分，吃食礼物正是他隐居之人所需要的，张謇的书更是心灵的莫大慰藉。他手捧张謇的书信，激动得浑身哆嗦。
数日后，翁同龢看完张謇的《东游日记》，特地用心作了评解，给张謇寄去。张謇接信视之，老师写道：
凡所咨度，步步踏实；所记皆称综其大端切要。
这是老师对他《东游日记》总的评价。老师还向他诚恳地建议道：
可仿者其凿井、收羊二事乎……
师生之情溢于言表。
此事没过多久，翁同龢便因病辞世了。在辞世之前，翁同龢为自己挽道：
朝闻道夕死可矣，而今后吾知晚夫。
下面的话留给张謇来书写。张謇听闻老师翁同龢去世的消息，半天没回过神来，继而大痛，捶胸顿足地哭。哭罢，急忙擦眼泪前去吊唁。到了之后，又遵师命为老师写下生前未完成的挽联：
公其如命何，可以为朱大兴，并弗能比李文正；
世不足论矣，岂真有党锢传，或者期之野莸篇。
对于外交
张謇是很爱自己的国家，也身体力行地为这个国家做了许多大事。在对外交往方面，他更是大力主张自重，用平等的态度跟各个国家进行交往，坚决反对崇洋媚外的奴才外交。对于国家的权益，他一辈子的主张就是即便被人抢走，也不能双手捧给人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因为人家可以随时拿去，待我们有了力量有了机会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拿回来。如果是我们签订了协约，自愿把权益奉送给人家，那就永远也没有翻过身来收回的一天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张謇获悉中国中央政府将要跟日本签订秘密协约，一连给总统徐世昌和总理段祺瑞发了两封电报，苦口婆心地进行劝阻，他针对所签二十项条款，一一向他们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批驳，然后说：
凡此诸条，明目张胆，兼巧篡豪夺而有之，苟为中国人而良心未丧尽者，见之孰不皆裂……中国人为凉血动物，日本人亦丧心病狂。
张謇向两位国家领导人大声呼吁要保全国家的根本，反对割让东三省，他说：
人莫哀于心死，事莫痛于国亡。
开门而揖盗贼，盗贼何厌焉……
接下来，张謇对北洋政府责怪道：
若公然视国为私物，奉以予人，供人宰割；国之人，强者不必言，即至弱者，亦口有诛而笔有削。
1922年3月6日，日本国的宇治兵舰停泊在天生港。少佐麻田作三、大尉铃木义尾、土本峻一等一些日军随意在南通城郊进行狩猎，进入博物苑内到处乱逛，小鼠子一样这儿瞅瞅，那儿看看。突然闯入不怀好意的异类，这让南通的人民很愤怒：
“他们几个日本兵进入到我们博物苑来干什么？”
“想搞破坏呀？”
“赶紧把他们赶出去，让他们滚回到他们日本国去！”
像张謇这样讨厌日本人的爱国人士更是受不了，于是连忙向日本外务省致信，对他们说：“南通并不是你们所开辟的商埠，你们的军队擅自登陆我们南通，无缘无故地闯进我们内地，是非礼、非法的；刚刚进入春天就进行打猎活动，是非时，也是非法的。”
并毫不客气地斥责他们是：
则暴冒之后，趾高气扬，侵略之策，巧取豪夺。
张謇向他们提出严重的抗议，并严格要求给予擅入者严厉惩处。
为了弘扬民族精神，提高保家卫国的士气，民国初年，张謇在南通为明朝嘉靖年间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曹顶塑了一尊铜像。此铜像骑着战马，手提大刀，甚是威风，很显民族英雄之气概。有一次，有几个日本人闲游至此，看到了曹顶威武雄壮的铜像，见曹顶手提着的大刀寒光凛凛，感觉自己的脖子都有些发凉，心中害怕，不敢近前。回到住处后越想越觉得不安，心想如果中国人都像曹顶一样，那他们日本还有什么奔头？不如就此将那尊铜像砸烂！可是这里不是他们的地盘，何况那塑像的张謇也不是好惹的，想来想去，他们便想出了一条妙计。他们打听到张謇办企业此时正需要用钱，如果他们提出用巨款购买这尊铜像的话，说不定张謇会同意卖给他们的。只要卖给他们，他们不是想把这尊铜像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吗？
此时的张謇正像他们所打听到的那样，急需用钱，然而，他们所不知的是张謇在大事上毫不含糊。只见他微笑着对他们不软不硬地说：“每个民族都有他们各自所倡导的精神，每个国家也有他们各自的尊严与骄傲。我们对日本兄弟民族所崇尚和习惯很是尊重，当然也希望日本的朋友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几个日本人听了，心里很是害怕，好像这张謇是看到他们购买这尊铜像的意图了似的，所以，他们再也不敢多言，急忙灰溜溜地告辞而去。
对于外国先进的东西，张謇始终是抱着积极学习的态度，比如西方国家的工业和科学技术，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
1903年，他在日本东游期间，不辞劳苦，即使天气不好下大雨，也从不闲着，他走访了35个教育机关，30个农工商机关。在此过程中，连一般市民妇女的琐碎谈话，他也不放过，留心听记。沿路看到路边的小孩游戏，他也认真观察。在那里，他专门接触与访问了一批专家学者，虚心向他们请教，并真诚地聘请人家到自己的学校或其他单位当教师或进行指导。
宣统初年的时候，张謇参加南洋劝业会，在会议期间，他对一些外来的商业团体进行了热情而隆重的接待。会议完毕之后，他又南下北上，来回奔波组织中国商业团体出访国外。一直到了晚年他任职水利总长期间，还想着要“取夷长技”为我所用，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万国水利会议。
在闲暇之余，张謇总是教育自己的亲人晚辈以及身边的其他人，在涉外交往当中，一定要把自己的国格放在第一位，其次是自己的人格。他告诫自己的儿子张孝若说：“做事如果无损于人格，即便事情做得很艰难，困难重重，也不至于失败，即便是真的失败了，也不至于堕落；否则，做事不胜，人格也堕落了。”
他的儿子张孝若于民国十二年冬季出访美国，他不放心，就专门为儿子写了一篇《使行训》来告诫儿子，在出访期间要多学、多问、仔细思考、认真分辨，然后谨慎行事。待张孝若到了美国之后，他又屡屡去信对儿子给予指导：
儿见各国元首要人，务须诚笃谦谨而以礼自持，固不可亢，亦不可卑……
1922年冬，梅兰芳大师准备到美国演出，征求张謇的意见，于是给张謇写信。张謇收到梅大师的信后，马上做了回复。
在信中，张謇首先给梅兰芳指出，这次去美国要先确立一个主要目标，是为名还是为利。如果是为了名，就应当在心里弄清楚是为自己一人之名，还是为一个国家之名。然后很明确地说道：
为一人之名，则助少效薄；为一国之名，则助多效大。
然后，张謇为梅兰芳仔细认真地进行人员上的推敲，看看此行需要多少钱，还要他对西方人要尊重，对自己国家的尊严要维护等等。
从国外聘请来的对中国真正友好的人才，张謇全部都很优待。像南通师范与第一高级小学，曾经先后聘来过日本教师木村忠次郎、吉泽嘉寿之丞、西谷虎二、远藤民次郎和木造高峻等人任职数理、外文、体育和音乐教师。西谷一个月的薪水是一百块钱，远藤一个月是八十块钱，是中国教师最高薪水的两倍。他们若要自上海来南通，张謇一定会派人去接。其他如纺织和水利方面的国外人才，张謇都给予他们最优厚的待遇，生活条件也是特别照顾。
金沧江是朝鲜国的翰林院进士，在文史方面很有造诣。他来中国避难投靠了张謇，张謇并没有乘人之危，同样也是待如上宾，给他创造尽量好的工作条件，让他能够充分地发挥他的才华。他们两个总是在一起喝茶畅谈，交流学术经验，使金沧江一点也不感觉到寂寞，没有身在异国的感觉。因此，他也很是感激张謇，把张謇看成是他一生中最好的知己。他也知恩图报，在中国专心从事著述，直到去世。
也曾好心压制爱国学生
当然，人无完人，张謇也不是十全十美之人，他也做出过十分错误的事。因为人的出生、生活环境、经历都是有局限性的，所以，他的思想和行为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局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数千年来封建王朝。然而，张謇的那种改良的思想却不能一下子根除，这时候，他的年纪也相当大了，思想老化跟不上时代。那时候的他还是难以将“政府固应改革，但不可将国家基础完全推翻”真正忘记。因此，对于当时的学生罢课斗争很难理解。学生爱国，他是高兴的，然而对于他们的“过激”行为，却是不允许的，他当时发出了《敬告全国学生书》。在此书上，他反复重申他的一贯主张，说着一句话，这句话就是：
爱国当先爱身，爱身当先爱学，爱学当自爱其宝贵之光阴。
1925年5月30日，上海的南京路发生血案，南通各界获悉这一消息后，全都非常的愤怒，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领导下，把“旅外学生会”当作基础，组成了“五卅血案后援会”，集中起来大游行。他们刊出《滴血报》，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又积极组织募捐活动，对上海的工人给予支援。
对于上海发生的血案，张謇获知消息后，也是坐立不安，对施暴者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他对上海的受难者的援助很是慷慨，拿出的钱是整个南通捐款总数的一半，然而，对于工人和学生的革命行动，他的想法和人家是不同的，因为他向来是不赞成革命的。6月8日，他召集学生开大会，在大会上他对学生们说：“国家就像是一台大机器，不能妄动，如果动了，就很难恢复原状。”
是月的25日，张謇又发表一篇《正告南通自立和非自立各学校学生及教职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将革命的、光荣的“五卅”运动指斥为眼下动乱之祸源，是不守本分的非礼行为。他还在文章的最后说道：
凡原在各校之学生，如认为不合己意者，无庸到校，教职员亦望本此宗旨，严为训导，稗各成材，真实爱国。如有畏学生如虎，意存敷衍，纵以自卫，不以鄙见为然者，亦请另就，不敢屈从！
这显然是在压服学生。
然而，张謇还觉得不够，7月4日在通州师范的毕业典礼上，他亲手作书，写下：
勤学致孝
以这样的横幅赠予每一个即将走出校门的学生。这是要他们谨守传统，好好学习的意思。他以为学生只有这样，才不会再在外面滋生事端，闹什么游行搞什么革命。
之后，在对毕业生的训话中，张謇再一次对学生进行劝谕，要他们把学习看成是最为重要的事，要好好学习，勤奋读书，积累知识，然后才能挽救这个衰弱的国家。
然而，张謇还是不太放心，他要的是社会稳定，而不是动乱，因此过了两天之后，张謇又把他制下的各校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开会。在这个会上，他把太虚和尚用佛法对社会主义予以批评的印刷品分发给大家，要求他们对自己所管理的学校应加强训育和管理，一定不能出现什么问题，发现苗头要及时地给予处理。他说这也是对学生们自己负责，完全是对他们好。
这些都可以被看作是张謇故意压制学生革命热情和行动的不良表现，然而，张謇这样的表现，也是本着为国为民之心的，没有丝毫的歹意，他从始至终都是极为爱国的，丝毫无损于他个人的品格，更不会以一眚而掩大德，损害他一生的光辉形象。
张謇开办的南通师范学校，远近驰名，学生到处都是，甚至遍及南洋诸岛，给国家与民族培养出了大批的实用之才。尤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这个人才汇聚的地方，于上海地下党的关怀下，成为了江海地区培养革命力量的基地，即便是张謇的亲孙女张聪武也加入了革命，走上了用武力改变中国命运的道路，且也为革命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这一切都是和张謇的全心全意地爱国和教育救国的主张是毫不违背的，也是他这一思想打下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