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思想的滋生
根据以往的习惯，张謇丁忧是需要三年时间的，因此他回乡之后这一段时间，过了一段较为清静的生活，没有了官场上的纷纷扰扰，争争斗斗，也使他能够更为冷静地对一切进行思考……
就在张謇丁忧的第二年4月，甲午战争失败后的中国清朝政府命李鸿章全权代表赴日签订了不平等的卖国条约，即《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更进一步地深入到了中华的内部，国内的汉奸卖国贼和外国的入侵者更加紧密地相勾结，让中华主权更进一步地丧失。也使国人更加抬不起头，甚是悲哀，仿佛中国从此不存在了似的。张謇在家听说已经签订了条约这件事后，一段时间内真是心如死灰，好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张謇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
和约十款，几磐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反思起朝堂上种种，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死敌，不能除奸，负父之命而窃君禄，罪尤无可逭也。
他对那个官场也彻底失去了信心，不再想着仕进。他在后来有所记述：
既成进士而父见背，不及视含殓，茹为大痛，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斩断仕进！（张謇《张謇全集》）
中国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贫弱呢，为什么会打不过一个小小的日本？耻辱呀，耻辱！
人们都在悲戚、叹息，有识之士在叹息之余也在开动脑筋快速地思考着。像张謇这样的人，更是日夜睡不着觉了。这辈子他是注定要洗完家耻，洗国耻。
小小的日本都打不过，不就是日本曾发生过明治维新吗？那么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也来一个明治维新呢？
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有知识的爱国人士都想到了这个问题，何不在中国也来个明治维新？
自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产生与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慢慢成长与壮大起来，对不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上层建筑进行改良，成了他们的迫切要求，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对外国入侵的抵抗、对不平等条约的反对成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于此特殊情形下，中国国内的改良主义思想非常盛行，那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们都崇尚和力主改良，希望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
张謇从小经历过那么多事，从冒籍到屡考不中，从当幕僚到入朝鲜帮助平叛巩固边防，再到中状元，一路走来，那真是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经过了，他又是爱思想之人，当然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时代感慨良多。在这些过程当中，他与很多的人交接，特别是那些进步的大知识分子们，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对他来说，自然就比较大，比较深刻。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使张謇关注，也让他原本受封建主义熏陶的世界观融合了不少资本主义的东西，也终于令他打破了封建士大夫思想的禁锢，迫切地希望社会改良……
公车上书
就在张謇为父丁忧的时候，那一年是1895年春，也正是会试大比之年，全国的应试举子们都纷纷赶往京城。这些举子们在京城里考完，等待放榜，突然传来了《马关条约》的消息，并很快得知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的具体内容，中国把台湾及辽东割让给日本，并赔款白银2亿两，都极为震惊，许多人当场就抱着头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特别是台湾和辽东来的举子们哭声更是惨烈，其声之悲，震撼千古。对于李鸿章的激愤之情难以诉说，对于整个朝廷也有了许多看法。感觉奸臣当政，实在误国。
康有为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也是一代名士，感情也最为激愤，他当场大声斥责卖国之条约。他们聚集在达智桥的松筠庵内，讨论上书请愿，大家公推康有为为首领。康有为一个晚上写就了一封万言书——《康有为上皇帝第二书》，他们也都知道光绪皇帝是个好皇帝，是个一心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他们在《上皇帝书》中痛谏割地赔款之丧权辱国，恳请皇帝下诏以鼓天下之气，练兵以强天下之势，变法以成天下之治。向全国推行“富国”、“养民”、“教民”的政策。实行“议郎制”。此书向光绪皇帝提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纲领，开始上演一场“戊戌变法”的历史悲壮剧。
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带领着天下赶考的举子们，还有一些爱国的市民们于5月22日齐集都察院门首，请为代奏。
然而，都察院拒不接受，这让人们更是激愤。再次请为代奏，依然如此。
这件事声势浩大，举国震动，《上皇帝书》内容也广为流传。这事当然也引起了大清朝廷的关注，慈禧太后大为震怒，光绪皇帝也是高度重视。他看到康有为的万言书后，认真御览，其语句字字如磐石，砸在他的心上，连夜召他的老师翁同龢商议。
然而，在慈禧太后的高压之下，光绪皇帝当时没有做出什么举动，他对李鸿章也毫无办法。虽然光绪帝于1887年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名义上亲政了，然而实权却依旧被慈禧老佛爷操纵着……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改良思想像火种一样，很快燃向神州大地。自1895年夏天开始，他们便积极地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和开办学堂，给改良的运动制造影响和培养骨干力量。在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的努力奔走之下，终于说动了翰林院的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强学会。这个会是维新改良派创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每十日组织一次集会活动，每一次皆有学者上场演说中国自强的学说。
1895年11月，他们在上海创办了强学分会，然而，这个分会遭到了当地守旧的官僚封建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攻击，时间不长，就被官府给查封了。
这时候的张謇还在家中丁忧，听到这些消息，一方面为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鼓劲，一方面又为他们担心。多年的经历告诉他，他们的维新改良运动很难成功。中国的官场太腐败了，完全依靠官场改良的路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
大清朝终于开始正式变法
那时候，康有为他们的改良运动也真是声势浩大，中国绝大部分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对他们的改良抱有热切的希望，并且有许多人投入进去。
黄遵宪和汪康年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邀请梁启超任主笔。严复在次年的10月于天津创办了《国闻报》。这两家报纸同时向封建守旧势力开炮，对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进行宣扬，提倡民权，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积极有力地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
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等人于1897年来到湖南，取得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大力支持，创办了《湘学新报》，后改名为《湘学报》，开办了时务学堂，组织了南学会，令维新运动在湖南得以很好的发展。
看当时的资料统计，这些报馆、时务学会和学堂等在1895年到1897年间全国共创办了300多家。有30多种此类报刊出版，可见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的维新改良有相当好的群众基础。
由康有为和梁启超亲自创办的强学会最负盛名，还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与南洋大臣张之洞等一些有识的大官僚的支持，也由此有了戊戌变法的基础。
1897年的岁末，山东曹州德意志帝国有两个传教士被抢劫天主教堂的大刀会杀死，德意志便寻衅侵占了中国的胶州湾，也就是现在的青岛。与此同时，俄国也把旅顺和大连抢占了去；法国也把广州湾，也就是现在广东的湛江给占了；英国把山东威海给占了。自从中国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列强就又一次盯上了中国，把中国看成了摆在他们案板上的鱼肉，想要瓜分蚕食这个古老的大国。如此，让我们的民族危机更为空前，要变法的声浪更加的高了，也让沉睡了很久的中国人更进一步地惊醒了。
康有为急急自广东赶去北京向皇帝上书，向皇帝谏言应马上进行变法。
此时的光绪皇帝心里也急，他整日坐卧不宁，看了康有为的上书之后，于1898年1月召见了康有为，希望他能够提出有效的策略计划。
光绪皇帝与翁同龢师生认为，中国的确需要改良，天下举子之爱国心令人钦佩，同时，光绪皇帝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大加赞赏，于是，召见康有为。康有为进宫觐见光绪皇帝，又向光绪皇帝上《应诏统筹全局折》，请光绪帝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予以仿效，全面进行变法。康有为在光绪皇帝面前慷慨陈词，披肝沥胆，爱国之心可昭日月。光绪皇帝听了，也心悦诚服，不住地点头称是。翁同龢也手捋胡须不住地微笑点头。
此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又创办了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同时，又先后成立了保滇会、保川会、保浙会……士大夫们时常聚集在一起，谈论时局，都在要求变法，使变法大气候一天比一天浓厚。有了这样的铺垫，康有为也趁此气候赶紧鼓动有变法思想的官员们给皇帝上书，要皇帝马上进行变法。
光绪皇帝和帝师翁同龢研究决定起用二人进行变法。光绪皇帝害怕慈禧老佛爷不同意，从中阻挠，那他们将会什么也做不成，于是他就找老佛爷，反复地讲说：“亲爸爸，我们大清国要图强，不受外国列强欺负，就只有变法一条路可走，还望亲爸爸认真考虑！”
慈禧当然是不同意，总说：“老祖宗几百年定下的老规矩，是那么容易就能更改的？”
最后架不住光绪反复地求她，再加上外边形势所迫，上上下下都呼吁变法，难道就她慈禧一个人老顽固？就她一个人阻挡大清国图强的道路？于是不得不勉强同意了变法，说：“变法本来也是素志，同治初年，便曾召曾国藩来议，命人出国留洋，前去学习，造船制械，希望让我们大清国富强起来。如果此次变法真能让我们大清国富强起来，这是最好不过的事，也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你如今已经亲政，就自己看着办吧，我不会对你有所辖制的。”
光绪皇帝得到慈禧的允许之后，于1898年6月11日，向天下颁布《明定国是》诏书，表明变法之决心。此后，大清国就开始了由朝廷正式实行的维新图强。
光绪皇帝又正式召见此次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封他当了京章上行走，同时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等一些人对维新予以协助。
他们的新政主要内容是整治吏治、废冗员、废八股、办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其内容涵盖了教育和军事等许多方面的政策与体制，目的就是要推行君主立宪制。
光绪皇帝对此次维新变法充满了信心，期望经此变法之后，大清国会从此强大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从而也使自己的江山稳固。他很是信任康有为和梁启超等。
康有为等也完全信任和依赖光绪皇帝，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献了自己编著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并且还向光绪皇帝进献了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以及别的国家有关变革的书籍。光绪皇帝见了这些书大为高兴，如获至宝，对康有为也大加奖赏。
君臣上下都踌躇满志，意欲要干一番大事业，全国人民也对此充满了希望。慈禧太后那些守旧的封建势力，也在时刻关注着。
定盘星袁世凯
光绪皇帝平时很怕慈禧老佛爷，可他又一心要变法图强，如今得了慈禧的允许，自是大喜过望，急着要变法。由于心里过于急切，步骤迈得不免过大，考虑不周，再说变法的内容本来就会触及到许多人的利益，特别是那些守旧的封建势力，而这些势力往往都是慈禧那一派的，也就是嚣张的当权派，因此，变法一开始，便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抵制，尤其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反对得尤其激烈。
而对于这些反对变法的顽固守旧势力，一心要变法图强的光绪皇帝很是反感，处置起来也是毫不容情。光绪皇帝罢黜了一些顽固守旧的大臣，提拔了一些维新的先进分子，一时“欢声雷动”，维新运动达到高潮，如此也使得那些反对之声更是响亮了。他们仗着有慈禧太后在背后撑腰，皇帝他们也不怕，敢于和皇帝硬碰硬。像荣禄这些极有身份的大臣就直接告到了慈禧那里。变法触及到了这些人的利益，当然也触及到了慈禧本人的利益，心里本来就不看好此次变法的慈禧，心中更是不满了，说：“让他们搞变法维新，没想到却如此搞法，皇帝也真是，难道就只听那班只会读书的书生们的吗？要把大清天下搞乱了，真是搞乱了，我早就说过，祖宗之法是不可动摇的，一动就会乱的！”
于是，慈禧太后开始出来干涉维新变法，不让光绪皇帝再进行下去了。
如此一来，光绪皇帝维新派如何会善罢甘休，难道变法就这么夭折了吗？光绪是不愿意放弃的，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更是不会放弃的，于是怂恿皇帝向慈禧夺权，皇帝没有权力如何能够使变法顺利进行呢？遇到个坎儿便停滞不前了，如何前行？如此更谈不上成功了。
是年的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统率八九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加封他为侍郎候补。
再说一下这袁世凯，自从1895年回国之后，他就开始练兵于天津跟塘沽之间的小站。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章等奏派袁世凯扩练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渐为清廷所倚重。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是清末陆军主力，后来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也大都来源于这支清末新军。
袁世凯聘德国军官十多人担任教习，又自天津武备学堂内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还引用与培植许多私人亲信，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了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像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
小站练兵是中国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名鹊起，扶摇直上。1897年，被提拔为直隶按察使，依旧主持练兵。1898年6月，39岁的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
光绪皇帝看袁世凯有正义感、爱国心，想收买他为己所用，利用他的军队一举将慈禧太后和荣禄的势力给消灭掉。袁世凯在光绪皇帝面前很是恭敬，完全是一副忠君的模样。9月18日，光绪皇帝命袁世凯的朋友谭嗣同秘密去见袁世凯，将光绪皇帝的密旨授予袁世凯，密令他率兵诛杀荣禄包围慈禧太后的住处——颐和园。袁世凯跪地接旨。
光绪皇帝很信任袁世凯，把极其重大的军事任务交给了袁世凯，却不知道袁世凯是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在他一方面表示要向皇帝效忠的同时，直隶总督荣禄也在拉拢袁世凯，以英国和俄国开战为由，急催袁世凯回天津。此时的袁世凯成了定盘的星，他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会获得胜利。
袁世凯也明白自己此时位置的重要。然而，他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场上仔细认真地权衡，觉得还是慈禧太后对他最有好处，并且此时慈禧太后势力也大，即便是他拿自己的军队站在皇帝的一边对付慈禧太后，能够对付得了，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付出的代价说不定会很大，于是，他便果断地站在了慈禧和荣禄的这一边。
9月20日，袁世凯回至天津，便把光绪皇帝的密旨和谭嗣同的计划原原本本地汇报给了荣禄。荣禄大惊，即刻去见慈禧太后。太后也同样是大惊，嘴唇哆嗦着连连说道：“反了，反了，他这是要置我们于死地了！”
慈禧深邃的眼睛里射出一道凶光，与荣禄也秘密商量布置一番，下令：“赶紧回宫！”
变法惨败有志士
正如张謇所料，戊戌变法也终于走向失败。
慈禧回宫两日后即马上临朝，宣布废止新法，全城戒严，火车也停运，将光绪皇帝幽禁了起来，然后是大肆搜捕维新党人。
慈禧把光绪召来，恶狠狠地问他：“你如今行了，竟然想要派军来杀掉我了。”
可怜的光绪皇帝知道，自己的行动已经被这个狠心的老太婆获悉，吓得急忙跪地，哭道：“儿臣怎么敢杀掉亲爸爸呢，亲爸爸这是听了谁的话，这完全是挑唆我和亲爸爸之间的关系，还请亲爸爸详查！”
然而，事情实在是无法挽回了，灾难又一次降临在这个可怜的皇帝身上。
康有为得悉消息，急急忙忙逃出了京城，梁启超也慌忙躲进了日本的大使馆内不敢露头。慈禧太后抓捕维新党人几十人，杀的杀，流放的流放。至此，维新运动算是彻底失败。
却有一名不怕死的志士愿意为变法主动去赴死，大义凛然，不逃不避，他就是千古留名的谭嗣同。
谭嗣同，生于1865年，湖南浏阳人。从小就轻视科举制度，认为科举根本就检验不出个人的才德。他最喜欢的是今文和经学，注重的是学以致用，讲求真学问。另外，他又爱好剑术，有特别强烈的侠义之心。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之后，他到京都游历，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一些名士相交，他写的《仁学》大胆地提出了打破传统旧观念，彻底革新的思想。他的眼界开阔，思路新颖大胆，做什么事情都无所畏惧，1897年，他和梁启超等人对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的新法予以协助，还参与了新式工矿企业的筹办活动。第二年，他又提倡开办了南学会，积极创办了《湘报》，对新法进行大力宣传。就是这一年的8月，光绪皇帝召他入都进宫见驾，封他为四品卿军机章京，和康有为等一起变法。
这一年的9月21日，慈禧太后，将他抓获。梁启超后来曾记述过谭嗣同被捕前后的事情：
至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梁启超《谭嗣同之死》）
这段话是说，8月6日慈禧太后发动了废除新法，搜捕维新党人的政变。那时候，梁启超正在谭嗣同的住处对谭嗣同进行拜访，两人在床上对坐，正在谈论如何将光绪皇帝救出来的计策。然而，就在这时候，突然听说官府搜查康有为的寓所，要逮捕康有为的消息，很快又传来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诏书。谭嗣同镇定地对梁启超说：“原先我们想要救皇帝，可是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如今想救康老师也同样是毫无办法。我已经无所作为，只等他们来抓我，杀死我！您去日本的大使馆，请尹藤博文先生发电报来救康老师吧。”
这个晚上，梁启超就住在日本大使馆内，谭嗣同住在他的住处根本也不出门，单等抓捕他的那些人。然而等了一天，也不见有人去抓他。于是，谭嗣同来到了日本大使馆内和梁启超会面，劝梁启超前去日本躲避，还把他自己所做的书与诗文辞稿数册交付梁启超，托他代为保管。他把生死已置之度外，对梁启超说道：“没有出去之人，便无法谋取以后之事，没有流血而死之人，便无法来对想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进行解救。如今康老师下落不明，程婴、公孙杵臼、月照、西乡此类人物，就让我与您来分别担当吧。”
谭嗣同说完，热泪盈眶，和梁启超相互拥抱了一下，就告辞而去。
这个月的初七、初八、初九，谭嗣同还依旧在和他人商讨如何解救光绪皇帝的办法。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然而，事情还是没有成功，没能把光绪皇帝解救出来。事情已很是紧急，慈禧太后已经注意到他们了，有朋友苦苦劝谭嗣同前去日本暂避，说：“几次三番搭救皇帝不成，太后已经到处在搜捕我们，赶紧走吧，不然就晚了。”
然而，谭嗣同执意不去。他说：“别的国家进行变法，没有不流血会成功的，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为变法而流血之人，此也是国家难以富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国家的变法，也应当流血才成，那流血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
他不躲也不避，初十那一天，被慈禧太后给抓住下了大狱。
谭嗣同被押在大牢内，从容镇定，视死如归，在墙壁之上题诗道：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终于，在8月13日这一天，谭嗣同被斩杀于北京菜市口，此时的他，年仅三十三岁，始终大义凛然……
萌生实业救国思想
维新党人，除了谭嗣同之外，还有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五人和谭嗣同一起被杀，而且都表现得至为优秀，慷慨赴死，和谭嗣同一起被世人称为是“戊戌六君子”。
无论如何，康有为他们的改良变法是彻底失败了。一切新政，除京师大学堂之外，尽皆废止。
张謇刚开始的时候，丁忧在家三年，但他时刻关注着中国时局的变化，对康有为他们的变法，尤其如此。起先是兴奋，继而是担忧，他凭自己半生的经历，觉得他们变法不会成功，同时，他也在进行着自己的思考，也在为中国寻找着富强之路。
依照张謇的年龄，是和康有为差不多的，但比着梁启超来，就大梁启超二十来岁，不过，对于梁启超的胆识和才华，张謇也是由衷地佩服的。张謇在中日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之后，张謇痛定思痛，也提出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口号，当康有为创立强学会的时候，张謇也积极参加，是发起人之一。对于此次变法，张謇也极为热心过一阵子。然而，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和头脑的人，他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
他在家里的时候就曾对家人说：“如今的大局，要想斗倒太后老佛爷是很难的，难道中国非要通过斗争，通过血腥的杀戮才能强大起来吗？”
家人说：“那还有什么办法呢？如今的康有为、梁启超也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光绪皇帝很信任他们。”
张謇沉默不语。
这期间，他和南洋大臣张之洞关系甚好，走得很近。张之洞对康有为他们的担忧也和张謇是相同的，他也觉得他们的变法在中国难以行通。
不仅这个相同，他们两个把眼光都投向了西方的实业、西方的工厂和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他们逐渐觉得，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人家的实业、工厂和发达的科学技术，中国要改良，就非走这条路不可。在张謇未中状元之前，也曾想过在家乡推广养蚕的事业，和父亲买来桑树树苗赊给乡亲们去种植，然而，由于思虑不足，南通实在不适合养蚕而终遭失败。不过，这也成为了他人生的一个很好的锻炼阶段。
张謇和张之洞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谈论的就是这些问题。张謇丁忧在家，张之洞请他去南京叙话，张之洞说：“此次变法皇上和康先生他们太过于急切，令人堪忧。”
张謇说：“依照中国的情况，虽疾患甚多，然而不宜速变、全变，应逐步进行。”
张之洞下结论说：“定难成功。”
张謇说：“是啊，法国的拿破仑、美国的华盛顿、德国的威廉、日本的明治，他们的变法都出于创巨痛深而因势委蛇，屡进屡变还几十年未能功成，何况中国的制度沿袭元明，疾患这么深这么远呢？”
张之洞说：“说得很是，也正是我所想。”
张謇又说：“变法若果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考虑今日弊政之标本、人民之风俗、士大夫之性情，按照轻重缓急之顺序，逐步进行，必会损于急，败于疾。”
张之洞说：“皇帝他们定的事，谁也难以改变，顺其自然吧！”
二人沉默良久。
张之洞说：“于其失败，还不如做些实际的事情好，我看还是先从中国的工业做起，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工业技术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工业，使我们的国家逐步强大起来。”
张謇听了，急忙说：“大人和卑职想到一块去了，卑职也认为，中国的问题就应先从实业和教育入手，这是根治中国疾患的最好法子。”
张之洞激动地说：“季直说得很对！”从此后，张謇和张之洞就有了他们自己的改良救国的办法，他们两个都不是空谈家，而是雷厉风行的实干家，说干就干，为了挽救这个国家，他们是什么都能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