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端呈龙蛇状。这种装饰花纹，与中国河北、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式样极其相似。其中鄂尔多斯发现的龙首匕，龙首张嘴，圆眼，蘑菇柱状角。其角与晚商金文中“龙”字的造型相同。龙身，以长方点状纹表示，属于蛇纹的写实状态。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类似蛇和鳄鱼的爬行动物，以上出土的龙首形青铜短剑和钢刀，正是表现了龙的虚幻形象，是原始宗教动物崇拜的产物。夏人“己”姓，“己”正是蛇的象形，所以考古学家称这些龙首青铜兵器是夏族的文化遗存。西周以后，这种蛇纹青铜器发生变化，龙首简化，蛇纹变成了叶脉纹或网状纹，但仍然是蛇身的花纹和蛇脊骨的模拟。后来发达的鄂尔多斯式动物纹，主要的纹饰变为羊、鹿、虎和马等形式，就是在夏文化的蛇纹等动物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夏、商文化的影响，但它绝不是夏文化，也不是商文化，显然自有来源。
史载夏的发祥地在崇山。《国语·周语》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又说：“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崇山位于何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汾水下游及浍水流域之间，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多处，其中陶寺遗址被认为与夏文化有关。因为几座早期大墓中都出现了彩绘蟠龙盘，显然是夏族部落崇奉龙为神物的原始标志。陶寺位于崇山西麓。
《读史方舆纪要》：“崇山在（襄汾）县东南四十里，一名卧龙山，俗名大尖山，南北连亘长二十余里。”《史记·司马相如传》正义引张揖云：“崇山，狄山也。”陶寺遗址正在古崇山下，是目前发现的晋南的一个大型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物品丰富而别有特色，不是中原他处同时期的文化遗址所能比拟的，在地望上，正与汾浍间的夏墟地理位置相吻合。崇山又称狄山，正指明了戎狄夏族人居此地。
《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说到周初封建的情形时称：“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预注：“索，法也。太原（指夏墟）近戎而寒，不与中国同，故自以戎法。”这表明，直到周初，晋地仍保存着戎狄的生活习惯，不得不根据其旧有风俗，以戎法治之。
直到春秋时代，太原地区仍使用戎狄语言。这些证据说明，山西很可能是夏文化的发源地。
河南和山西，到底哪个更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址？相信随着考古事业的迅速发展和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破译夏墟之谜，一定为期不远。
古格遗址之谜
充满了历史文化之谜、宗教信仰之谜、自然地理之谜的神奇之地——古格王国让无数信徒趋之若鹜，无数向往者遐思不已。古格王国的消失，使一个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王国不复存在，使一个融会着东西方文化精华的文明从此消失。
西藏是一个充满神秘传奇的童话世界，一个令人仰慕的高原女神。遥远的西藏西部，有一个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神秘高原——阿里高原。它地处我国西部边境，分别与克什米尔、印度、尼泊尔等国接壤，是连接中亚、南亚和东亚三大文明圈的大陆桥，也是西藏自然风光最为神奇的地方，这里有串串珍珠般晶莹碧蓝的高原湖泊；有驰名于南亚次大陆的宗教圣地神山、圣湖；这里有世界著名的鸟岛班公湖；有现代冰川的罕见景观；无数珍禽异兽出没于无尽的草原深处，苍茫的森林以其雄伟的身姿屹立于象泉河畔；黄沙落日之秀丽，白雪朝晖之壮美，编织成中国西部边疆最美的一幅图画。这一切，都远不如象泉河南岸台地上突兀着的一座残垣断壁的古堡更令人神往，她是阿里神秘古文明的见证。
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著名的藏学家杜齐曾沿着高原“蜀道”，踏访过这方神奇的土地。但他并没有过多的考证，只是将其简单地称之为“擦巴隆寺遗址”。殊不知，她就是一千多年前，在这荒凉偏僻的阿里高原上突然出现而又于三百多年前神秘消失的古格王国都城遗址。古格王国遗址和其中大量的佛教建筑、艺术品，数量众多的碉堡、暗道、城墙、武器库等众多的历史遗存，构成了阿里高原文化艺术史上辉煌的篇章。
阿里人类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谜一样晦暗不明的象雄，是西藏古老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象雄已是雄踞西藏高原的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其势力曾达到过波斯和阿拉伯。公元7世纪，象雄被强大起来的吐蕃王国所灭。吐蕃王国的晚期，吐蕃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王室直系后裔吉德尼玛衮在斗争中失败。逃亡到阿里，受到布让土王的礼遇，并被拥戴为王，建立“阿里三围”和古格王国。古格王国自吉德尼玛衮在阿里建国，分封三子，复兴佛教，迎请印度高僧，整顿教义，在阿里不惜重金修建了许多著名寺院。王室成员在弘扬佛教方面更是身体力行，屡有出家修行者。西藏佛教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就是王子意希沃，他主持修建的托林寺成为古格乃至全西藏最著名的寺院之一。古格王室于藏历火龙年在托林寺举行的火龙年大法会，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有很大影响。当时印度高僧阿底夏也参加了大法会，大大推动了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古格王国在西藏的地位也因此日渐提高。古格王室虽然笃信佛教，但一直坚持政教分离、王权至高无上的原则，这在政教合一渐成风气的西藏是较为特别的。然而，元代以来在西藏确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不可能不对古格产生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古格王国的喇嘛集团对政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其与王室发生矛盾也就不可避免。恰在这时，乔装打扮混入到朝圣的印度香客中的葡萄牙传教士安德拉德等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古格王国的首都札布让。安德拉德庆幸自己的运气真是太好了，因为给国王送上一份厚礼以后，国王不仅允许他在古格传教，而且还赠巨款支持修建教堂。他以为这次确实找到了通向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卫藏地区的门户。因此，他在给罗马天主教总会的报告中欣喜地说：“上帝的力量为我们打开了进入该地的大门……”
安德拉德的到来，成为古格王室与喇嘛集团矛盾表面化的导火索。古格王室支持传教士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天主教的势力压制喇嘛，巩固王权。王室采取各种办法大力提倡天主教，因未取得民众的理解支持，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导致喇嘛集团的暴动。此时，与古格王国同宗的拉达克王国趁机出兵，占领了古格王国，其都城也随之变成一片废墟。结束了相传博二十八代、长达七百多年的统治。
古格王国遗址，确切地说是古格王国的都城遗址。它位于札达县城西十八公里的朗钦藏布的一片高地上。遗址区南北长约一千二百米，东西宽六百余米，总面积七十二万平方米。遗址区内地形极其复杂，沟壑纵横，宛若迷宫。
既有平缓的台地，也有陡峭的山崖、幽暗的洞穴，区内高差近二百米。建筑遗址主要分布在象泉河南岸的一座土山上，土山南岸有一狭窄的山脊与南面的大土山相连；山的东西两侧均为深沟，有泉水流出，是古格王国遗址附近的常年水源。所有建筑依山而建，背山面水，视野开阔。从远处看，整个建筑群由下而上逐层上收、错落有序，宛若一座巨大的金字塔，蔚为壮观。
当年，吉德尼玛衮把自己的王都建在了一座覆盖着厚土的岩石山上。城堡高约二百米，占地面积十八万平方米，大部分建筑依山叠砌，层层而上，共分十一层，有宫殿、寺庙建筑，也有民居和军事设施，宫殿建筑多集中在山顶，四周均是悬崖峭壁并有土坯砌筑的城墙保护，只有通过两条陡峭的暗道才能到达王宫。王宫内有三组建筑遗址，分别是国王处理政务、居住的处所。国王和王族的宫室小巧别致，颇具匠心。其西部建有国王“冬宫”，四周环绕由土坯围砌的城墙，一条长达五十米又窄又陡的曲道可直通其上，真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王宫处于整个都城的制高点，居高临下，便于观察全城，利于战时的指挥调动，同时也体现了王权至高无上、君临一切的思想意识。
阿里周围曾经建立过不同时期、不同教派的大小寺庙近百座。这些佛教建筑分布在王宫以下山坡的显著位置上，众星捧月般拱卫着王宫。佛教寺院里的壁画、塑像、雕刻乃至建筑艺术都具有西部西藏的独特风格，它不仅融会了中亚、南亚和西亚古代艺术的神韵，又吸收了中原内地和西藏地区不同的艺术风格，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西藏古代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山的上下现存寺庙建筑六座，其中以红、白两庙最为辉煌。
红白相间，为以土黄色为基调的土山平添了几分色彩。两庙为明显的藏式建筑，庙内四壁满布精美壁画，题材非常广泛，有各种佛传故事、礼佛、庆典、商旅运输、习武场面等。白庙北墙壁上绘有一幅吐蕃历代赞普和古格王形象的画像；红庙弥足珍贵的是南壁上的一幅故事画，描绘了迎请古印度著名佛学家阿底夏的场面。从山顶上小经堂的壁画里，我们可以看到天堂里的神和菩萨，人间和裸体侍女，还有在地狱惨受酷刑的人和魔鬼。置身庙内，人们仿佛在巡游一座宏大的画廊，浓厚的宗教气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鲜艳夺目的色彩，加之融内地、印度、尼泊尔和西亚风格于一体的绘画手法，浑然天成，给人一种惊奇的赞叹和无限的遐想。
古格壁画整体布局严谨，通常以绘制的大像或塑像为主体，两侧或四周排列相关大小的小像；不同题材的壁画卷幅形式也各不相同，佛界人物神情、姿态丰富，很少僵化呆板。特别是佛母、度母、神母、供养天女等大多被描绘成身材修长、容貌娇美的美女形象，其中的一些可以说是佛教壁画中最优美的人体画像；世俗生活题材的壁画更是多姿多彩，许多都是画匠的即兴之作。
古格是个尚武的王国，在遗址内有暗道、碉堡、武器库，还有城墙。古格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造就了雄踞一方的王国，最终却又让战争葬送了自己。无数个岁月过去了，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在这块沉睡了三百年的秘境上发现许多散乱的盔甲、马骨、盾牌和箭杆。传说，在与拉达克人的战争中，两军决战的场面尤为惨烈，杀声震天，刀光闪烁，尸体遍野，血流咸河。强悍的拉达克人灭掉了自己的兄弟之国后，却没有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立脚，为了防止古格人卷土重来，他们在胜利的狂欢中把这座城堡变成了一片废墟。
弹指千年间，历史逝去了，留下的只有这座缄默肃立的残垣断壁，屹立于风雨之中，岿然不动……一个红极一时的王国消失了，曾有着英雄色彩的古格人也从此杏无踪影了。他们到了何方？千疮百孔的城堡悄无声息地卧在阿里高原上，如同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没有作答，它也做不出回答……
夜郎古国之谜
“夜郎自大”这个成语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原文是：
“夜郎王与汉使曰：‘汉孰与我大？’”这样，“自大”的名声也就落在夜郎头上，一戴就是两千多年。然而，有关它的历史情况，知者并不多。
“夜郎古国”，不管它是一个阶级社会的产物——国家也好，或者仍然不过是一个原始部落联盟也好，至少在战国时期至西汉河平年间，的确存在了二百五十多年。“夜郎王”虽因说了“汉孰与我大”的话，以至贻笑近两千年。
不过，从当时“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等情况看，他确实是有自大的理由的。
不过，“夜郎古国”距今毕竟两千年了，在中国正统史家的笔下，对这样一个化外“南夷”小国的事迹，虽有记载，却往往语焉不详。加上以后以“夜郎”为地名者，时过境迁，远非当年旧地。这就使后来的学者众说纷纭，连“夜郎古国”的确切位置，也无人能道其详了。
近年来，随着“夜郎史”专题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对有关“夜郎”地望、族属、社会性质等一类问题的了解有了较大进展。在这方面，首先是采用对有关史籍上的记载进行考订的传统方法。人们根据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所载：“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址、西有滇国，北有邓都国”和《云南通志·夜郎考》的考证，先划出一个“大夜郎国”的范围来，其范围大致在今贵州（除去东北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及四川南部边缘一带。又根据《史记》记载：“夜郎者，临（柯）江”，将探索范围进一步缩小，进而寻找“夜郎国”及其“国都”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