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纯文学”辨
“纯文学”的来历
纯文学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美学概念。就其来源来看，它最早是在反对宗教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对文学直接干涉的背景中提出来的。它反对把文学当作阐释宗教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的载体，也反对经院哲学对文学的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发展的方向。
在理论上率先对纯文学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确立纯粹艺术的根据的，是康德。康德所理解的“纯粹”，是一种先验的为自身确立根据的能力。他把自己所构建的哲学称之为纯粹批判，即纯粹知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和纯粹判断力批判，“这些能力之所以是纯粹的，是因为它们是先天地立法的”。康德认为在人的理性逻辑或意志、欲求之外，另有一种涉及愉悦、感性的能力，这就是与审美和鉴赏有关的能力。他的《判断力批判》专门讨论纯粹形式的审美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他说：“美的艺术是这样一种表象方式，它本身是合目的性的，并且虽然没有目的，但却促进着对内心能力在社交性的传达方面的培养……审美的艺术作为美的艺术，就是这样一种把反思判断力而不是感官感觉作为准绳的艺术。”在康德的理解中，审美愉悦本身就是美的目的，艺术的美没有外在于自身的现实目的性、功能取向或道德意图，它是纯粹的。这种非功利性的纯艺术的美学观对后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最早引进西方纯文学概念的是王国维。1905年，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写道：“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他用“纯粹美术”一词把自己的审美观与掺杂了政教名利等实用目的的审美观区别开来，可以说开了中国近代纯文学思想的先河，而这显然得益于他接受了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尤其是受到康德和叔本华美学思想影响这一知识背景的。王国维处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晚清时代，中国传统的注重社会教化功能的文学观念已经成为束缚人的思想、妨碍文学发展的阻力，所以他的纯文学思想一经提出就产生了重要反响。1907年，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明确提出“纯文学”的概念。他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鲁迅也是在康德美学观的基础上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即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他当时心目中的文学就是与中国载道文学不同的“纯文学”。此外，黄摩西、徐念慈、周作人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如黄摩西与梁启超大唱反调，说过去把小说看得太轻——“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现在则把小说看得太重——“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黄摩西认为小说虽有“即物穷理之助”，但其作用不及“哲学、专科书”，虽“固足收振耻立懦之效”，可效果也比不上“法律、经训原文”。小说只是“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属于审美之情操，尚不暇求真际而择法语也”。如果“一秉立诚明善之宗旨，则不过一无价值之讲义、不规则之格言而已。恐阅者不免如听古乐，即作者亦未能歌舞其笔墨也”。周作人也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使用“纯文章”一词与“杂文章”对举，以强调文学的独立性。
“纯”与“不纯”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中西，纯文学的概念都是在与对立面的关系中获得其规定意义的：“纯”是相对于“不纯”而言，正因为存在着“不纯”的文学，即文学承担了过多的不应由文学承担的使命、责任和功能，造成了对文学审美内质的伤害，所以才要提倡“纯”的文学，使文学回到非功利的、纯粹审美的本体上去。但问题是一旦回到纯文学的本体上，即追问纯文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要求明确纯文学的内涵和边界的时候，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在康德那里，他是通过多重的区分才建立起纯粹艺术的标准的。他先把艺术与自然、科学和手艺区别开来，再把机械性的艺术与真正的审美的艺术区别开来。可即使是真正的审美的艺术，他也设置了一个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从而为审美的目的性留下了余地，也为后来者强调美的泛功利性提供了依据。尼采就在康德的基础上，侧重于强调艺术是权力意志的直接表达，其实是不赞同康德的非功利性的美学思想。尼采认为，康德的无功利这个概念模糊了艺术和美的边界，它将艺术引向一种无生命的世界，而真正的艺术是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结合体，不仅不应是无功利的、绝对狂欢的，相反，它应该由权力意志提供协调感性和理性的基础，在引起生理和心理上的陶醉感的同时，表现出强健的生命力来。
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文学是人学，是与人的存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人的存在是一种综合性的存在，既是感性的存在，又是理性的存在，既是诗意的栖居，也是政治、经济、伦理的实践。文学要综合性地反映或表现人的存在，就必然要涉及人的存在的上述众多方面，不可能仅限于诗意栖居的一维。其实即使是诗意的栖居，它也要通过人的其他存在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又必然地要涉及非诗意栖居的内容。审美难以做到彻底的非功利性，原因就在于它是与人的存在有关的，它是为人的，而人的存在意义在相当多的时候要通过审美以外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审美的判断难以彻底拒绝这些非审美的内容，难以完全做到彻底的无目的性。如果真的做到了彻底的无目的性，它对人也就失去了意义。
俄国的形式主义学派曾经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想另辟蹊径，建立一种纯文学的诗学体系。他们的思路是，把文学与非文学区别开来，找出使文学成为文学的因素，他们把这种因素称为“文学性”，研究文学就是研究这种文学性，以示与文学的政治学研究、哲学研究、伦理学研究等区别开来。初看，这样做实现了纯文学研究的目标，可实际的结果却使文学研究局限于形式研究的狭小范围内。原因就在于，形式主义诗学无法解释文学真正让人感动的、使人获得审美愉悦的许多审美现象，这些现象往往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涉及人的精神存在或生命力的内容，如崇高、悲剧、亲情等等。我们虽然可以在形式主义诗学中加进一些精神的因素，如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让形式向精神领域拓展，使之具有某种精神的属性，但这种方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形式主义诗学所面临的难题，因为从根本上说，文学的动人之处主要在于它的精神层面的内容，而形式仅仅是使这些内容具备了文学的特点。
所以，从历史的经验看，纯文学的概念，它的意义基本是从批判的方面表现出来的，即在对现存的过于功利化的文学的批判（无论是对西方的宣扬宗教观念、经院哲学或古典价值观的文学的批判，还是对中国的宣扬儒家人格理想、注重社会教化功能的文学的批判）中表现出它的价值来。在这样的批判中，纯文学总能够改变文学的道路，使之朝着更注重文学自身的审美特点的方向发展，但它却无法从正面提供一个纯文学的样板，不能为纯文学确立一个可以实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所以也可以说它从来没有创造出一种真正的纯文学来。
“纯文学”的历史命运
自康德以后，西方文学经历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在浪漫主义阶段，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可是浪漫主义的文学是建立在主情主义基础上的，它真正打动人心的是其激情，它的“为艺术而艺术”仅仅是相对于古典主义的重“理”而言的，不可能达到纯粹的艺术的标准。现实主义文学表现出了对现实的关怀和批判的精神，是有所为的文学，不是无功利性的纯文学。现代主义在形式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可是它所创造的美，核心是展现了人的内心分裂的深度以及人为克服语言表达的障碍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后现代主义更是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思潮，它是冲着现代性的秩序而去的，目的是要建构一种与现代性不同的价值体系，显然具有很强烈的批判意识。
中国的情况大致相似。王国维引进纯文学的概念，标志着现代中国的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可是这个概念的实际作用却是首先推动了一个通俗文学的创作潮流。晚清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兴起，有复杂的背景，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提升了小说的地位和王国维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由于文学不必承担传统文学观念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与社会教化无关，所以一些作家利用刚刚出现的平面媒体大写通俗小说，发展了文学的商业性和娱乐性因素。鲁迅走上文学道路之初，是信奉纯文学的，可是当他开始实际的文学创作时，马上转向启蒙主义的文学观了。启蒙主义的文学观虽然与注重政治教化功能的工具论文学观不同，但它也追求文学的外在目的性，可以说是一种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具有内在的联系。1926年，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在《创造月刊》1月号上发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倡导“纯诗”。这是针对当时新诗过于散文化，从而模糊了诗与散文的边界、不利于新诗发展而提出来的一种补救策略。他强调诗与散文的区别，认为诗是“内在生命的反射”，需要暗示，不能诉诸概念，因而越不明白越好，而散文是关于人间生活的，要通过概念说明的，由此确立了诗的边界。这个“纯诗”的概念推动了象征主义诗歌的发展，但其论证本身经不起理论的推敲。稍后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作家和现代派诗人，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也推崇纯文学的理想，可是这些作家和诗人同样没能把纯文学的理想完全落到实处，因为他们的作品意义也超出了纯文学的标准。对他们来说，“纯文学”主要是一种抵制文学政治化和商业化的理念。他们或把文学限定在严肃文学的范围内，追求文学的审美价值，或发展一种个人化的趣味主义，其极端就是标榜颓废的名士才情。无论是严肃文学所标榜的审美价值，还是趣味主义所醉心的颓废情调，都不会是纯粹到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纯文学。
纯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的标准（也是批评的标准）最近一次被强力倡导，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人们并不在意它的具体内涵，只是在与政治的对立关系中来理解它的意义，即把它视为与政治强制规范的文学相对立的一种文学标准，强调文学的审美性、自足性，强调文学具有自己的独特规律性。所谓“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尊重审美的独立性等等，并不是抽象地谈论文学，而是在政治强力地干预了文学、从而造成了对文学的巨大破坏的背景中，争取文学的自身权利，把文学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给它以想象的自由。这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纯文学的运动，其实也是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话语运作。它通过对文学审美属性的强调改变了左翼文学运动以来追求文学的实用理性功能的工具论文学观，使文学走上了一条关注自身形式因素的先锋主义发展道路。这说明，那时所强调的“纯文学”，只是一种与现实政治保持了一定距离的文学，它并不反对文学涉足人性的领域、道德的领域和文化的领域。如果再追问下去，甚至连所谓“与政治对立”的内涵也是十分可疑的，因为反对政治干预文学，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反对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渗透，本身也反映了一种意识形态。文学很难完全脱离与政治的关系，就像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作家胡秋原在反对政治干涉文学的同时也强调：“一种政治上的主张放在文艺里面，不独是必然的，而且在某几个时期却是必要的……但是不可忘记的，就是不要因此破坏了艺术的创造。所以我们只能说，‘艺术有时是宣传’；而且，不可因此而破坏了艺术在美学上的价值。”胡秋原与当时左翼方面的分歧只是在文学表现什么样的政治和政治如何介入文学的问题上，即是作家个人从自身的感受中把握到的政治，还是由别人从外面强加的政治？是从作品中自然地流露出来的政治，还是作家特别地指点出来而没有与作品融为一体的政治？胡秋原关心的只是政治不要破坏了艺术的创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纯文学口号下发展起来的先锋文学，也同样并不缺少政治的诉求，只是它的政治诉求与此前左翼文学中的政治，特别是“文革”文学中的政治，其内涵和介入文学的方式都有所不伺甚至根本对立罢了。左翼文学中的政治是关乎民族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政治，“文革”文学中的政治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与政治权谋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它们介入文学的方式都是直接的，而先锋文学的“政治”则是与作家、诗人的生命体验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他们从内心生发出来的个人愿望，是个人自觉意识到的历史感受，所以先锋文学表现出了回归内心、批判现实，或者皈依精神、疏远时代和民众的创作倾向。这种倾向也是一种价值态度，所以先锋文学所津津乐道的形式，其实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只是这种“形式”观打破了传统价值观的一统天下，解构了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强调了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对人的存在表示了同情和怜悯。它是直接以“文革”经验为背景的，贯彻了批判和反思的精神，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发展的方向。
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裕和文学传播方式的改变，社会分层加剧，文学的功能和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般民众对文学的要求转向了娱乐性和消费性，严肃文学被边缘化，通俗文学大行其道，大众文化方兴未艾。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对此感到了忧虑，有人便开始对“纯文学”进行反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李陀。李陀2001年接受采访时指出，20世纪80年代提倡“纯文学”主要是一种反对政治干涉文学的策略，到了90年代，“纯文学”对写作的影响却不是很好。他说：“由于对‘纯文学，的坚持，作家和批评家们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没有和90年代急剧变化的社会找到一种更适应的关系。很多人看不到，随着社会和文学观念的变化与发展，’纯文学，这个概念原来所指向、所反对的那些对立物已经不存在了，因而使得‘纯文学，观念产生意义的条件也不存在了，它不再具有抗议性和批判性，而这应当是文学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性质。虽然’纯文学在抵制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文学很难适应今天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不能建立文学和社会的新的关系，以致90年代的严肃文学（或非商业性文学）越来越不能被社会所关注，更不必说在有效地抵抗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侵蚀的同时，还能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以文学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他认为真正严重的还在于，“90年代的文学批评并没有指出这一问题，相反，批评家或者以‘后现代’的名义赞扬、鼓励那些应和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写作，或者和作家一道慨叹‘文学边缘化，啦、’知识分子边缘化，啦，然后更进一步论证‘边缘化’怎样必要，怎样合理”。他明确表示他“基本上不赞成这样的态度”。李陀主要是因为看到90年代许多作家以“纯文学”的名义逃避文学的责任而对此提出批评的，这些作家躲进小楼成一统，只在意“私人化”写作，而根本不注意社会发生了什么，不关心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从而使作品脱离了社会和民众。
李陀指出的其实是纯文学的一个极端化倾向，这种倾向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纯文学”的概念脱离了20世纪80年代的具体历史语境，使这个概念本来在反对政治粗暴干涉文学的时候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消失了，它与社会、人生相疏离的一面凸现出来，一句话，它因失去了对立面的制约而暴露了自身的不合理性，从而成了一些作家逃避文学所应该承担的责任（用康德的话说，就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一个借口。“纯文学”功能的这种变化，反映出它作为一个审美概念，其内涵的不确定性，人们很难为它确立一个明晰的边界，赋予它明确的意义。这也说明，纯文学的概念，其内涵总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被赋予的，它在争取文学自由权利的时候，在强调审美独立的时候，能捍卫文学的尊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一旦到了要创造一种纯文学的标准的时候，要具体地实施纯文学的理想的时候，它就会变得软弱无力，矛盾百出，甚至会起到消极的作用。
文学是一个关系到生命存在的话语系统，它具有非常丰富的意义和无限多样的形式，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纯文学”之与文学的意义，也是在多重关系中历史地呈现出来的，这些关系包括感性与理性、功利性与非功利性、艺术与人生，甚至是文学与政治等等。“纯文学”正是在这多重关系中历史地显示其自身边界的，而它的价值也许正在于其内涵的这种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