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以来，我以为我的父母之间，没有爱情。
爸爸是一名本科大学生。在爸爸那个年代，不说大学生，就是高中生也稀罕。
妈妈一字不识。在妈妈那个年代，孩子多，肚子都填不饱，遑论女孩，就是男孩上学都廖廖可数。
然而，他们却令人不可思议地结婚了，并生了三个孩子。从二十岁出头一直走到将近花甲之年的今天。这当然不是因为妈妈年轻时美丽无比或温柔至极，让爸爸不顾一切，而是爷爷的右派身份连累了他。因此接受这桩婚姻，最初爸爸多少感到有点委屈和无奈的。
记忆里，他们经常吵架。妈妈是急性子，田地里农活没干完，地里庄稼长势不旺，小猪仔生病不吃食了……
妈妈就会愁急得整夜睡不着觉。爸爸是慢性子，老家土话叫“憨性子”，遇事不急不慌，镇静自若，爸说这叫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妈妈说老虎撵来了还要看看是公是母。
小时候几乎一到大年三十都得吵一架，起因其实不值一提。大年三十白天都得贴春联、贴门庆、贴年画，据说贴得越早越能给来年带来好运。急性子的妈妈总嫌慢性子的爸爸贴得太晚，过年事情本来就多，拔起萝卜带起泥，事情套事情，越数落越来气，越来气越数落，结果往往是鞭炮的硝烟味和吵架的火药味，当了年夜饭的佐餐。
爸爸在离家十多里的另一个乡中学任教，去学校的路都是山路，一到下雨，泥泞难行，深一脚浅一脚的黄泥巴。爸爸虽然是工作的人，但农活也是样样好把式，犁田打耙，车水侍苗，样样能来。他对工作和学生很负责，又常带毕业班，因此工作农活经常兼顾不了。但犁田打耙这种大农活，再能干的女人都做不了，因此到了春耕季节爸爸常常是天不亮就下田去犁田。
一次，天不亮，爸爸肩上扛着犁，牵着老水牛就准备下田了，妈妈在后面扛着耙，带着起早做的简单早饭。
一个田犁好耙好，太阳也升起丈把高了，因为今天要进行毕业班摸底考试，所以爸爸吆喝好老水牛，脚也没洗饭也没吃就带着一脚泥匆匆往学校赶，妈妈追在后面喊：“把早饭吃了再走啊”，“来不及了！”爸爸边跑边答。
爸爸转了一个山坳就不见影子了，妈妈继续在耙好的田里做些平整工作。看着田埂上爸爸没来得及吃的一搪瓷缸饭菜，想爸爸到了学校就要工作，再说食堂过了早饭时间，那就要饿一上午啊，可别把身体饿坏了。
想到这里，妈妈再也无心干活，让附近干活的乡亲照应一下田里，就揣着搪瓷缸往爸爸学校赶。
妈妈年轻时身体非常壮实，再加上要强的性格，干活吃苦耐劳，人称“铁人”。后来年岁大了，终归岁月不饶人，渐渐也生病了。妈妈做姑娘的时候就有胆道蛔虫这个病，痛起来恨不能钻天入地，然而那时医疗条件实在太差，一直治不了。奇怪的是结婚之后许多年没有犯病。后来年纪大了，旧病复发，并且连累到了肝，导致肝脏部分硬化。
一直采取保守治疗，都想肝那么重要的部位能不动手术最好不动，03年妈妈突然病重，在老家的医院医生已经束手无策，下了病危通知书，我接到这个消息时简直吓傻了。我火速把妈妈送进上海最好的专科肝胆医院，医生说要立即进行手术，否则性命不保。
立即手术。手术做了六个多小时，妈妈被切掉了大半边已经硬化的肝。当医生说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但也不能排除有严重术后并发症的可能，并给我们看那白盘子中切出的硬化肝时，在我印象中坚强从未流过泪水的爸爸突然泪如泉涌，他跌跌撞撞跑进隔离病室，在脸上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的妈妈床前跪下，用手颤抖地、久久地抚着妈妈的额头和头发，轻轻喊着妈妈的名字，紧紧握住妈妈的手贴在脸上。
许是上苍被爸爸感动了，妈妈术后状况良好。妈妈住院期间，爸爸赶着我们去工作，说有他照顾妈妈就行了。爸爸买了个小酒精炉，买了乌鱼、小仔鸡、小排骨等东西在走廊里炖给妈妈吃，他说光在饭店买太贵，自己动手经济又营养。爸爸细心地用小勺喂妈妈喝鸡汤，看着平时有点马大哈的爸爸，一勺一勺耐心地喂着妈妈，还用小毛巾擦拭妈妈嘴角漏下的汤水，妈妈一脸幸福的表情，我的眼眶温热而潮湿。
爸爸退休来上海工作几个月后，天就渐凉了，我刚想给爸买几件秋衣，在老家的妈妈就托人把爸爸的秋冬衣服寄来了。
我与爸爸虽然是父女，但我们也常像知心朋友一样的谈心。我曾问爸爸，这一生跟妈妈过一辈子，有没有觉得遗憾。爸爸笑笑说，要说一点遗憾没有，那是假的，文化和思想上的差距客观地存在在那里。但是也没有后悔过，妈妈这个人脾气虽然急躁点，但是个好人，心地也善良。年轻到年老，也跟着我吃了大半辈子苦，虽谈不上志同道合，但一辈子在一起，就像身体的一部分了，分不开的。
人说生命是一场苦役，因为每个人，生来是一张“苦”字脸。是的，仔细摸摸我们自己的脸，一横一竖，凑成一个多么方正的“苦”字。我们的一生，有太多的艰辛、太多的泪水、太多的苦涩所伴随，幸好，还有一种叫做“情”的东西相伴。
就像我的父母，他们之间，没有玫瑰花、没有巧克力、没有蜜语甜言，更没有情书缠绵、山盟海誓，然而他们之间有个“情”字。
这个情字，无关风月，却血肉相连。这个“情”字，让辛酸、多舛的人生成为一场甜蜜的苦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