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保存着第十二届屈原学会国际学术年会的邀请函，还有随函寄来的方铭先生致各位会员的一封信，信中特意告之大家，这一年，三月之内我们失去了三位令人尊敬的楚学前辈，其中就有张正明先生。看到这一消息，呆坐半晌，回想与张先生的交往，眼泪模糊了双眼，这才知道张先生已是近八十高龄的老人。我眼中的张先生，思维敏捷、谈吐自如、行动轻快如风，一点儿也不显老态，一直以为他大概六十多岁。我为自己曾经的冒失自责，也为自己在学术上的不作为惭愧。
转眼，先生离开我们快两年了，12月4日是他去世两周年的忌日。深圳一行见到诸位曾在包头会议有过一面之缘的先生，不由想到张先生的蔼然音容、殷殷勉励，不胜唏嘘。斯人已杳，往事却历历在目。
2002年，县里动议要有专人来做屈原文化研究会的工作，于是决定县文联与屈原文化研究会合署办公，并配备了一名干部，但领导要求由我来承担研究会的日常事务。本人虽对楚辞和屈原有一定的了解，喜爱的却是文学创作，哪有专业水平来做这项工作呢？现实迫使我开始新一轮的学习，从重读楚辞开始。其间搜罗了不少有关楚文化、屈原研究的资料，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不能成为专家，至少要对各方面的知识有所了解，如果一问三不知，作为研究会的工作者，那样就笑话了。
大学毕业后一直梦想再回大学校园，想读研，方向是我喜欢的现当代文学，希望将来可以做文学评论或者做女性文学研究。从接触楚学开始，我发现了一个丰富瑰奇的领域，身为楚人，又生活在屈原的家乡，做些这方面的研究对我来说或许更有意义。于是斗胆给张正明先生写去一封信，在信里表达了自己继续求学的愿望，并担心自己年纪大了，读书以后去向难以预料。先生很快回信了，详细介绍了华师楚学硕士招生的专业课，要用的教材，不仅写下书名，还一一注明了版本和作者，在将来的去向问题上并不说一些不实之辞敷衍我，而是直接告诉我如果硕博连读，将来可以争取留在楚学所。张先生并不担心我的专业课考试，他担心我的英语能否过关。事实证明先生的担心是对的，离开学校多年，先前学的那点英语都还给了老师，最终没有去应考，对英语没信心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先生在信后写下了他的两个电话号码，并特意说明，两个号码都是家里的。我猜想先生的意思，我有问题是可以随时向他请教的，但我不好意思打扰先生的生活，怕占用了他宝贵的时间，只打过一次电话。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心是痛的，我没有按照先生指明的道路前行，徘徊、迂回、延误了时机，也辜负了张先生的热忱帮助。我并非没有上进心的人，现在回头看，那时的我却分明丧失了奋斗目标，时间在浑浑噩噩中无情地流逝了。
收到先生回信后几个月，突然接到先生的电话。告诉我说他在离我很近的三峡坝区开一个学术会议，如果我有时间，可以去见见面。下班后我急急赶到坝区，心跳如鼓地敲响了先生的房门。张先生是楚学界的权威，著作等身，在他面前，我只是一个连楚学的门槛都没有跨进去的小学生，不知道见了面该说些什么，尽管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来开门的是蔡靖泉先生，蔡先生的外貌清峻威严，我越发局促了。张先生瘦极，衣着朴素，满面笑容，言语谦和，一点大学者的架子也没有。我本活泼外向，又怀了一颗急切求教之心，很快就消除了心中的紧张，与两位先生谈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走时两位先生都起身送我出来，身在行政部门，见多了等级尊卑下的嘴脸，两位先生给我的礼遇，让我备加感动。
这次谈话也让我明白，到正规大学去继续深造这条路，于我太难了，终究可能过不了英语考试这一关，这让我颇为灰心。不管读不读书，自学是不能放松的。我自学了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史》、《中华文化史》、还读了《中国哲学史》以及诸子百家的部分著作，只要有时间，就捧读楚辞，尽量涉及各种版本，弄清前人的说法。即使不读研，我也要不断丰富自己，提高学养，也要追随先生们前行的足迹，也许我终究弄不出什么学术成果，但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我对屈原的理解。
2004年春节前，收到了张先生寄来的新年贺卡，用虬劲的字体写着：“恭祝新岁如意，诸事称心！”先生在万忙之中记得写一张明信片给我，心里的感动无以言表。2005年7月包头屈学年会，终于又得见先生，感到分外亲切，遗憾的是，我没有文章交给大会，我那些“文章”，是不能作为论文上交的。分组讨论时，我刚好在张先生这一组，我是这一组唯一的女性，默默地坐在会议室一角，聆听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后来先生在给我的回信中说“您虽寡言，但专注之情堪称模范”，想来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先生已从我的表情看出我认真学习的态度。此次见面，张先生又一次鼓励我考研，可我因为年龄和英语的关系，再一次犹豫了。会议其间，张先生用他的相机给我照了一张照片，并称我的表情好极了，会洗好寄我。我本没在意，先生这么大的学者，哪会记得这些小事。回秭归不到一个星期，我竟收到了照片，一张放大七寸的，两张四寸的，为了保持照片的平整，先生用了特快专递。并在附言中谦虚地说：“晓梅：我这个非专业摄影师技艺太差了，照片拍得不怎么的，抱歉抱歉。”这是整个包头会议期间我笑得最为灿烂的一张照片，镜头后面是先生和蔼可亲的面容，我心里的快乐和感恩都写在了脸上。给我的回信，先生也用“您”这样的尊称，先生的谦逊一次又一次地触动着我，他们这一代老先生，学识有多厚，谦逊就有多深。像无声的水，无形中就包容了你，感化了你，让你处处感到亲和却又生出更深的敬意，不由自主地，便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收到照片后，我将自己的小书寄赠一本给张先生，心中有些惴惴不安。书中多处涉及到历史，接触楚学后方知道，有些说法是欠妥的，但已白纸黑字印刷出来，无法改变。先生回信说“读之，如见心？清新隽永，殊可佩也。”但也直言指出“涉及史事之处，似不无败笔，良可惜也。”从此谨记，此后为文，不能仅快意于文字意绪，还要以学者的严谨求诸史证，在正确的知识基础上再做文学的发挥。先生也谈了对包头会议的一些看法，并对下一届的杭州年会抱以厚望。信末，先生补充了一句：“乐平田园，响鼓林泉，令人怀念，又及。”总以为还可以接先生再去乐平里一游，尽管我知道，张先生对秭归是否屈原故里，是存在怀疑的。第一次见面，他就说了，从学术的角度，这个问题并不十分重要，可以探讨，也可以依从前人的结论。依从前人的结论，也就是在没有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屈原生地之前，秭归就是屈原故里。先生说我可以从秭归出发做些研究，但不希望我钻入死胡同，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花太多精力。我明白先生所言，任何一门学问，都是一片大海，做学问也要有海一样的胸怀。谁知道不仅乐平游成了空影，先生寄以厚望的杭州年会亦未能参加便驾鹤仙逝了。
再也不能聆听先生的教诲了，是我没有珍惜曾经的机会。
2005年9月16日先生写给我的回信，成了永久的珍贵纪念。
这种事无巨细的回忆对他人来说也许显得罗嗦，对我来说却弥足珍贵。有些伤感、有些遗憾，但又给了我力量，我还有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事情，以消弥内心的惭愧，以无愧于张先生生前的勉励与关怀，以此督促自己不虚度时日，过有意义的人生。
再过几天就是张先生两周年忌日，作此文，以志怀念。
2009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