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城邦的诞生
亚历山大是马其顿人。马其顿在希腊北边。就像中国古代把边境的一些民族称做蛮夷一样，马其顿也被希腊人看做是蛮族人。其实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同族，宗教信仰一样。除文化上落后外，没什么不同。马其顿人也自认是希腊人。历史学界一般都把古马其顿史放在希腊史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在马克思看来，亚历山大时代是古代希腊史的一个阶段，一个重要阶段。伯里克利时代是希腊城邦发展的顶峰，亚历山大时代虽是希腊城邦的终结，却也是希腊城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希腊历史的一个新阶段。没有希腊城邦就没有亚历山大帝国，因此，我们叙述亚历山大帝国时必须从希腊城邦开始。
希腊城邦是人类历史的奇迹，它的出现，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也使人类社会更加丰富多彩。希腊城邦是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的特殊产物，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古希腊由伸入地中海的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爱奥尼亚群岛组成，小亚细亚西部海岸和意大利南部也是希腊移民建立城邦之地。古希腊得天独厚地处于埃及和两河流域两个古文明之间，通过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连在一起，而爱琴海诸岛又和埃及面面相望。这为希腊地区的人民和埃及、两河地区的人民相互学习、交流提供了优异的条件，而中国和印度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希腊三面环海，拥有世界最长的平均海岸线。境内多山少河，更没有大河，这和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等地大不一样。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等古文明都和大河分不开，而希腊文明则和大河无关。希腊文明和大海连在一起。希腊也没有大的平原，境内被众多的山脉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山地、山谷和小块平原，这为建立小国寡民的城邦创造了条件。希腊的城邦一般都有山地和小块平原，山坡地可以放牧，平原可以种庄稼，这有利于城邦自给自足。希腊多良港，为交通海外提供了方便。希腊的气候为典型的地中海型，夏季干燥，很少下雨，冬季温和。希腊人喜欢室外活动是和这样的气候条件分不开的。
希腊人是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陆续来到希腊地区的。在希腊人来到之前，希腊地区已经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历史学家称之为克里特文明，因为它的中心在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创造这一文明的是爱琴人。公元前16世纪克里特文明进入全盛时期，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沿海兴起许多城市，有百城之称。荷马史诗是这样描述克里特的：
“有个地方叫做克里特，在酒绿色的海中央，美丽又富裕，四面是汪洋，那里居民稠密，有数不清的数量，九十个城市林立在岛上。”
克里特实行君主制，克诺索斯建有巨大的王宫，内部有巨大廊柱的大厅，有很好的楼梯，有琳琅满目的壁画，有武库粮仓。王宫里的数不清的宫室，层次相连，组成一个令人扑朔迷离的“迷宫”。居住在这“迷宫”里的克诺索斯王，据希罗多德说：“是一个征服了许多土地并且是一个在战争中经常取得成功的国王。”不仅爱琴诸岛，而且希腊大陆也深受克里特的影响。克里特成了除埃及和两河流域之外东地中海地区的第三个文明中心。
希罗多德说克里特国王后来远征西西里，兵败身死。克里特衰落了。公元前14世纪，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兴盛起来了，迈锡尼取代克里特成了这一地区的文明中心。迈锡尼王朝国家是早期希腊移民亚加亚人建立的。迈锡尼的崛起和克里特的衰落，反映了希腊人对非希腊人的胜利。荷马史诗中攻打特洛伊城的希腊主帅阿加梅农，就是迈锡尼的国王。考古学家在迈锡尼发掘出用长3米宽1米的巨石垒成的城墙和“狮子门”，发掘出规模宏大的陵墓，有坑冢，有圆冢，圆冢作蜂巢形，高18米，直径也是18米，还有宽广的长达35米的墓中廊道，发现了精良的武器、金质面具、金质的巨型精美酒杯等等。迈锡尼统治着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雅典）、彼奥提亚、优卑亚岛和爱琴那岛，特萨利亚、爱奥尼亚诸岛和埃托利亚等地也受迈锡尼控制。
在新的希腊人来到之前，以克里特、迈锡尼为代表，创造了灿烂的爱琴文明，并与古老的东方文明，特别是尼罗河文明进行了几个世纪的交汇，为人类历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亚加亚人的迈锡尼王朝为时不长，就被从北方绵绵不断南下的多利安人摧毁了。多利安人是北方的希腊人，早在公元前15世纪就开始小股地移居希腊，后来成了最后、最野蛮也最强大的一股移民浪潮。这些后来的希腊人征服了和摧毁了这里原有的爱琴文明，繁华的城市、宏伟的宫殿都化为灰烬。手工业、商业衰落了，文字消失了。
多利安人等希腊人的侵入，中断了原来希腊地区文明的发展，并在其废墟上重新发展新的文明。希腊人后来称其他民族为野蛮人，其实，他们来到希腊时，才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人，是文明的破坏者。这种发展轨迹和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的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过，中国的文字的发展便是一例。发展的中断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特点。
随着多利安人的入侵，形成了几个世纪的大移民。开始是希腊人南下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还有一些希腊人侵入小亚细亚。一些爱琴人则被迫逃亡他乡，有些爱琴人甚至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随后希腊人又大肆向海外移民，东北到黑海沿岸，西到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西班牙的东南岸，南到尼罗河、利比亚，都成了希腊移民之地。
原来过着游牧生活的希腊人，在迁徙过程中逐渐定居下来。多利安人在希腊南部定居，爱奥尼亚人在中部，伊奥利亚人在北部。希腊的东北是和希腊人同种的马其顿人和色腊基人。进入小亚细亚的是弗里吉亚人。
定居下来的希腊人同时从游牧转向农耕，终止了流浪生活，建造起房屋，过起稳定的居家生活来。不过游牧生活的习性仍长期保存着，战争和放牧仍是男子的职业，种田起初只是妇女的活。在从事农业生产好几个世纪以后，希腊人仍然把牲畜和家禽当作主要财产。
游牧的部落就这样定居下来，成为一群村落，周围的土地按家族分配。由于定居生活和占有土地，社会分化加剧，富人和穷人的差别日益扩大，社会阶级产生了，出现了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
一些村落联合起来，最后合并为城市。希腊城邦国家就这样产生了。由于希腊境内多山，平原与高山相交错，一个城市和与它连在一起的耕地、牧场就是一个城邦。每一个城邦都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希腊本土有许多这样的城邦。同时，由于海外移民，从公元前8至前6世纪，希腊人在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以及海上的岛屿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城邦。
希腊城邦都是寡民小国，有的只有几平方公里，最大的也只有中国一个大县大。人口很少有超过5万的，其中的一半或一大半是奴隶和异邦人，自由人中还有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希腊最大的城市之一，雅典，全盛时期也只有大约三十几万人口。中国也有小国寡民时期，据老子说，当时，国与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不过，在中国，这样的小国，很快就被兼并成大国了。而希腊诸城邦却始终没有统一过。这种情况的产生，除地理因素外，希腊的城邦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希腊的城邦制度相当复杂，有贵族统治的，有民主的，也有寡头统治的，有由选举产生或世袭的国王管理的，也有由非法手段夺权的僭主统治的。一般地说，开始时，受爱琴文明影响，实行国王统治，当然，这里的国王并不是专制君主，他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和他的家属有时还参加生产劳动。到公元前6世纪，大多数城邦便都早已成为贵族共和国了。不过，斯巴达却仍实行一种特殊的双王制，有两个国王，这让我们想起罗马共和国的两个执政官。两个国王权力相等，这种二元性显然是为了限制权力过分集中。国王每年一选，可能是用抽签的方式从不同的家族中选出。国王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只有一定的审判权、主持祭祀权和领兵打仗的统帅权，他们还要受选举出来的监察官的监督。
斯巴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元老院，元老是从有势力的斯巴达氏族中选举出来的。斯巴达还有全体公民（不包括女性，妇女没有公民权）参加的公民大会，但大会不能争论，表决不是投票，而是欢呼，哪个动议获得的欢呼声最响亮就通过那个动议。宣战媾和等重大决定要由公民大会通过。
斯巴达是多利安人建立的城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邦。它曾两次发动兼并战争，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大部分地区。它的面积比一般城邦要大得多。斯巴达有三种人，或者说，有三个阶层，顶层是“斯巴提亚人”，他们是多利安人，是真正的斯巴达人；第二层是边民，他们是早期被征服地区的人，是自由民，但没有政治权利；最下层是希洛人，他们是最后被征服的美塞尼亚地区的人民，他们不是斯巴达人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斯巴达城邦的奴仆。斯巴提亚人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他们是职业军人，完全靠希洛人供养，希洛人耕种份地，要将收成的一半交给指定的公民，即指定的斯巴提亚人。斯巴提亚人的成年男子，也就是说，斯巴达的全权公民，只有1万来人，到公元前5世纪时，便只有不到6000人了。以这样少的人统治人数多得多的、时刻想反叛的希洛人和进行不时发生的对外战争，显然十分困难。但斯巴提亚人办到了。他们把全国变成了一座兵营，斯巴提亚人是职业军人，构成了斯巴达的常备军，这在希腊城邦中是绝无仅有的，边民也要从军，组成辅助部队，希洛人则要在军中服杂役。斯巴提亚男人从小就处于严峻的军营生活之中，新生儿要送给长老，经过检查，如果判定不够强健，就要被抛到山峡的弃婴场。男童只能在母亲身边住到7岁，从7岁到30岁就要过集体生活，在公共食堂吃饭，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从事体育锻炼和运动。他们还要奉命做苦工，并且必须绝对服从、绝无怨言地去完成。他们不要文化和艺术，只要服从与勇敢。勇敢是最受赞颂的美德。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斯巴达女人，在送她儿子上战场时对他说：“回来时带上你的盾牌，要不就躺在盾牌上回来。”在战场上，不获得胜利，就只能战死疆场，否则，会受到全民的蔑视。斯巴达的女童也同样要接受精心安排的体育锻炼，以便将来有强壮的身体生育强壮的小孩。
斯巴达是希腊城邦的一个特例，一个变种。它的制度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贵族共和制，更不是民主制。而希腊其他城邦大都先后废除了王，实行贵族共和制，有的还发展到民主制。雅典是其典型的代表。
雅典在阿提卡半岛，阿提卡的面积大约有两千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我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但在希腊这已是相当大的一个地区了，它分割成几块小平原和几个山区。据修昔底德记载，阿提卡很早就有人居住，有一个名义上的国王，实际上分成许多独立的小邦，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议政厅和长官，每个小邦都自己掌管自己的事务，不到危险时刻，不会找王商量，甚至偶而还向王开战。后来，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各小邦，或者说，各部落的联系加强了，出现了一个“联合运动”。各邦的贵族逐渐集中到雅典，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前不久，“联合运动”结束，阿提卡境内的小邦统一成雅典城邦。阿提卡之所以能和平统一，一方面是由于强敌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雅典人的政治智慧。
这个雅典的新国家，没有了国王，除奴隶外，公民中分成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其中只有贵族有权担任公职。三个阶级的形成和划分，打破了按血缘分成各个氏族或部族的传统，而按财产关系划分人口了。但是，贵族在新国家中占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完全由贵族组成的长老会，掌有审判、监察和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国王也被由贵族推荐并从贵族中选出的执政官所取代。执政官开始是终身制，后来规定任期10年，最后变为一年一任。开始执政官只有1人，后来增加到9人。执政官任期越来越短，人数越来越多，说明其地位越来越不重要。国家的权力完全掌握在长老会手中，长老会不仅左右执政官，也控制了公民大会，大会的议程由长老会安排。
权力造成腐败，贵族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赃枉法，侵占农民的土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公元前7世纪阿提卡的土地兼并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记载，这时的阿提卡到处都竖立着田产出售的标志。“（雅典的）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被护民’和‘六一汉’（必须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交给地主的分成佃农），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时代为止。”土地兼并使农民情况恶化了，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加剧了，平民愤而反抗了。
但是，希腊的阶级斗争的进程和结果，和中国的完全不同。中国的阶级斗争从来也没有以党派的形式进行，其结果往往是一个王朝的结束，和一个新王朝的开始。而希腊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常常以党派斗争的形式进行，其结果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平民权利受到尊重，平民的状况得到改善，政治制度逐渐完善，贵族共和制转变为民主制。其原因很多，小国寡民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小国寡民才会有希腊的民主制，而对小国寡民的热爱又限制了希腊的进一步的发展。
领导平民进行斗争的是一个新兴的富有阶层。公元前7到前6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制陶业，不仅有专门的制陶区，而且制陶规模大，产品精良，驰誉地中海地区。今天，考古学家还能在远离希腊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墓穴中发现雅典制造的陶器，可见雅典陶器行销之远。这和商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一些人发了财，一个富裕的工商业中间阶级兴起了。他们是金钱造就的人，有钱但没有权，地位不高，因而对贵族独揽政权十分不满，要求在政府中有一席之地。他们往往成为平民与贵族斗争的领导者。
不过，工商业的发展并没有使雅典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城市，雅典仍然只有25000人，工商业虽然繁荣，农业仍然是雅典人的最大的收入来源。但是，由于商业的刺激，一些地主贵族也开始把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收入更多的橄榄和葡萄等供应油酒业的原料。这样一来，粮食就供不应求，从而促进了粮食贸易，但却破坏了城邦的自给自足的原则，对雅典今后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平民斗争的第一个成果，是争取到了一部法典。这部法典是由一个叫德拉古的人编写的，在公元前621年公布。这部法典非常严厉，偷窃蔬果这类小过失，也规定判处死刑，但它是第一部成文法典，对执法的贵族，或多或少起了限制作用。法典废除了氏族私斗，规定法律上的争讼必须由国家机关审理，这是对传统氏族制度的胜利。
这时，雅典与邻国的冲突使情况变得复杂了，麦加拉商人占领了俯瞰雅典港的萨拉米斯岛。萨拉米斯的失守和贵族收复的失败，引起了雅典人的强烈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在公元前594年，雅典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改革——梭伦改革。
梭伦出身一个古老的破落贵族家庭，靠多次海上商业冒险发了财。他用激昂的诗歌唤醒他的同胞，号召他们奋起收复萨拉米斯，结果成功了。梭伦因此获得极大的威信，受到雅典各阶层的广泛爱戴，被选为公元前594年的执政官。
梭伦是一个代表新兴的工商业富有阶层利益的有新思想的政治家，他一上任就为改善农民的恶劣处境、为满足新兴的富有阶层的政治、经济要求，进行了改革。他一举废除了债务奴役制，宣布不得以土地作抵押，债主的要求不得危害公民的人身自由。他没有答应重新分配土地，但限定了贵族可以占有土地的数额。如果我们联想到今天还有人认为黄世仁以喜儿抵债是有理的，便知道梭伦废除债务奴役制有多么进步了，不过，梭伦的废除债务奴役只限于雅典公民，奴役奴隶，实行奴隶制，在当时来说则是天经地义的，这和我们今天要消灭人身奴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为了促进雅典的工商业，梭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他鼓励外国的手艺工匠移居雅典，规定父亲必须教儿子学会手艺。他限制谷物出口，降低了谷价，减轻城市居民的粮食困难。他颁布法令，促进林木的培植和水利灌溉的改善，这一方面有利于种植橄榄和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经营，另一方面又可保证油、酒业原料的供应。
在政治方面，梭伦颁布法律，规定所有的自由民在法庭上都有平等的权利。他建立了一个四百人会议和公民陪审法庭。四百人会议的主要职能是为公民大会准备议程，预审提交大会的重要议案。其成员选举产生，被选的成员只需一定的财产资格，不必一定是贵族，四百人会议也分得了长老会的司法权力。这两个机构的建立大大削弱了贵族的长老会的权力。梭伦还用宪法形式，按财产的多少，把公民分成四个等级。所有的公民都能参加国家的管理，但只有第一或第二等级才能担任最高职务，第三等级只能担任次要职务，贫穷的公民只能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
梭伦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使他个人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和众人的爱戴，他有可能因此而成为“僭主”。“僭主”也就是事实上的专制君主，但却没有国王之名。国王是合法的统治者，而僭主却是不合法的。希腊在公元前650年始出现这种统治者，而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600年～前500年）被称作僭主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梭伦的朋友们都劝他自立为僭主，建立僭政。但梭伦却不为所动，毫不犹豫地辞去已超过期限的执政官之职，离开雅典，到海外漫游去了。在僭主盛行的时代，有机会建立僭政，而主动放弃权力的，并不只有梭伦。他们都受到人们的称赞，梭伦就被列为“希腊七贤”之一。
梭伦改革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问题仍依然存在，不仅贵族不满，平民也不满。梭伦离职后，雅典长时期陷入党争之中。占有平原土地的贵族组成了“平原派”，以工商业者为主组成了“海滨派”，无地少地的山居平民则组成了“山地派”。各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平原派要求恢复传统制度，海滨派希望维持梭伦改革，山地派要求重分土地。有意思的是三派的领袖都是贵族分子。经过反复斗争，山地派领袖、贵族庇西特拉图，得到海滨派的支持，在公元前541年发动政变，获得成功，控制了雅典城邦，建立起僭主政治。庇西特拉图成了雅典历史上的第一个僭主。
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遭到回国的梭伦的反对。但庇西特拉图的僭政，实际上贯彻了梭伦改革的主要精神。除了取得政权的方式不合法外，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明智而又成功。他没收逃亡贵族的土地，分给贫苦公民，部分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他实施农贷制度，资助贫苦农民发展橄榄和葡萄种植；他组织巡回法庭到农村去处理诉讼事宜，节省了农民的时间和精力。他特别致力于工商业的发展。在他统治期间，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他大力发展造船业，并建造了一支约有48艘船的海军舰队，夺取了赫勒斯滂海峡，控制了黑海门户，这对雅典的发展大有裨益。他对雅典的许多公益事业进行了改进，把农民在春季举行的酒神节引进城市，由此而带来了剧院和精彩的戏剧。
庇西特拉图的统治，得到许多雅典人特别是工商业者的真诚的支持，为雅典今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528年，庇西特拉图死了。继任的他的儿子既没有他的才能，也没有他的威信，而更为重要的是雅典人不能长期容忍不是由自己授权的统治者。因此，公元前514年，两个青年刺杀了僭主庇西特拉图的次子。这一行动受到希腊人的称赞，被誉为爱国之举。庇西特拉图的长子心怀疑惧，大肆迫害政敌，成了真正的暴君。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他又与波斯勾结，更激起了雅典人的愤怒，为时不久，他就被迫逃亡国外。雅典的僭主统治结束了。不久，代表新兴力量的克里斯提尼走上了雅典的政治舞台，并在公元前508年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革，克里斯提尼也因此被誉为雅典的民主之父。
克里斯提尼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开始。他的改革扩大了人民的权力，进一步削弱了贵族的势力。他把原来按血缘关系划分的四个部落，改分成完全按地区划分的十个部落，每个部落又设有三个“三一区”，每个区都包括一个平原地区、一个山区、一个滨海区。这样就使贵族分了开来，并在每一区都是少数，从而瓦解了他们的势力。他又把各个区分成许多自治的村社，村社有政治和军事职能，其中包括登记本村社的公民，据亚里士多德说，他把“许多曾是外人和奴隶的外来居民登记在他自己的部落之内”，这样就增加了许多新的公民，从而使旧的血缘关系更加失去意义。
克里斯提尼创立了一个新的五百人会议，取代过去的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的成员由新设立的区选举产生，每区50人，共500人。后来形成会议成员分成十组分期管理国事之制，并由每一部落选出一个司令官的十司令官制。
为了防止新的僭主产生，克里斯提尼创立了所谓“陶片流放制”，规定在每年的春季的公民大会上，人民可以通过投票，宣布任何突出的公民为危害城邦安全的人，并把他放逐十年。一个公民要投票反对某人时，只要拾起一片散布在市场上的碎陶片，在上面写上所要放逐的人的名字，再把陶片投入投票罐里就行了。如果得到大多数人的票决，这个人就要被放逐十年，期满才能回来。陶片流放制的实行，表明雅典人都识字，对于防止僭主政治的再现，起了极大的作用。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雅典的民主制最终确立下来，也是希腊城邦制度最后完成的标志。雅典民主制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主权在民”，尽管高级职务仍只能由贵族担任，其他公民却也享有重要的政治权利。当然，这里说的民是有公民权的公民，不包括大量的奴隶和外国人。主权在民的制度在伯里克利时代发展到顶峰，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举行两至四次，解决城邦的一切重大事件：宣战与媾和，解决城邦的粮食，听取负责人员的报告，掌握国家的最高监督权，审查终审法庭的讼事等等。每个公民在公民大会中都有选举权，每个公民都有可能选为五百人会议成员，每个公民都要轮流参加陪审法庭。陪审法庭的成员多达六千人，而当时的雅典公民最多也不会超过六万人。最高官员离任时要接受审查，有诸如叛国等重大问题的，法庭和公民大会可没收其财产、放逐或处死等。二是“轮番为治”，也就是说，“公民是轮流统治或被统治”，官吏由公民轮流当。这样的民主制，只有在希腊雅典这样的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有可能。中国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民主制。不过，希腊的民主制是完全把妇女排除在外的，妇女的惟一任务就是生儿育女。希腊对妇女的卑视，和东方民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男人天生比女人高一等，因此，男人治人，而女人治于人。
克里斯提尼之后不久，爆发了希波战争。战后，雅典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都居希腊首位，它事实上成了全希腊的楷模，它的民主制度也成为各城邦效法的榜样。例如，雅典的陶片放逐制就有好几个城邦仿行。希腊诸城邦的政制五花八门，而“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却是它们的共同的特点。希腊城邦的民主制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法律高于一切，人人都尊重法律，按法办事。古希腊的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一书中，用一位希腊人对波斯国王说的一段话来赞扬希腊人的，或者说，希腊城邦的这一特点。这位希腊人在说起自己的同胞时说：“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法律的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阵脱逃，不管遇到的敌人有多少；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或者战胜敌人，或者死于敌手。”这种把法律看得高于一切的精神是城邦民主政体得以建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这种精神、这种传统，民主是根本不可能的。古今中外的民主都离不开这一条件。可以说，没有法律，没有把法律看得高于一切的精神或制度，就不会有希腊城邦的民主。当然希腊各城邦的法律是公民自己制定的，而不是别人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希罗多德这里虽说的是希波战争时的希腊人的情况，其实是希腊城邦的普遍特点。
希腊城邦的产生及其城邦制度的最终完成，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是一种变态，而不是常态。人类社会从军事民主制发展到君主制是普遍规律。中国、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文明都是如此。希腊城邦的产生有其独特的条件和原因。地理条件的独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希腊如果不是被群山分割成一块一块彼此分离的既有平原又有山地的相对独立的地域单位，城邦的建立是不可能的。在希腊城邦建立的几个世纪，没有足以威胁希腊生存的强大外敌，也是一个原因。埃及和赫梯王国都衰落了，欧洲大陆还是蛮荒之地。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希腊内部的阶级斗争的独特形式和走向。雅典的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以党派斗争的形式进行，这在中国等古文明地区是不可能的。
希腊虽分割成许多独立的城邦，却是一个种族，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共同的风俗和传统，有共同的源于腓尼基字母的希腊文字，还有显示了希腊人的精神面貌的体育比赛——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一种为神的荣誉而举办的体育竞赛，早在公元前776年就开始举行。竞赛会的地点在奥林匹亚，这里是希腊最高山峰所在地，四年举办一次，它成了全希腊人的共同节日，引起了全希腊人的兴趣和参与。被视为蛮族的马其顿被荣幸地准许参加这一比赛。这些共同的因素，使希腊人有一种民族联合的情结，他们逐渐称自己为“海拉斯”（hellenes），因为他们自认为是赫楞（hellen）的后代，并引以为荣。他们把非希腊血统的人都称为“野蛮人”。
但在政治上希腊完全没有联合的倾向。各城邦之间，纠纷不断，战争不断，每个城邦都有强烈的排他性，其公民权决不轻易授予外来人。没有一个城市的商人在别的城市拥有合法权力，只要他不是那个城市的公民，甚至他的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没有一个城邦制定了保护外来人的法律。商人们为了在别的城市寻求保护，只有让那个城市的一位友好公民接收为客人，如果他找不到“主人”，城邦政府要接受他，就会指定一位公民做他的“主人”。每个城邦都极力保持自己的地方特点。由于这样的一些原因，希腊各城邦自始至终也没能联合成一个包括全希腊的大国。
希波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