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一带，富豪大户较多，那里又是张士诚的老巢，许多人与张士诚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这就埋下了不幸的子。朱元璋有着极为牢固的仇富心理，对于江浙一带的读书人，也怀有深深的敌意。建国之初，人才奇缺，需要儒生充实各级衙门，不得不征召大批江南文人。但转眼之间，这些有用的“国家栋梁”，就成了毒瘤和绊脚石。被誉称为“江南四杰”的杨基，张羽，徐贲，高启，他们的悲惨下场，令人惊心动魄。
前面曾经提到，高启死于文字狱。杨基官至山东按察使，因为一件小事被罢官罚苦役，经不住折磨，死于贬所。张羽被召征为太常寺丞，不知为什么被贬窜岭南。刚刚走到半路，又命他返回。张羽以为要受到更为惨重的惩罚，当即投江而死。徐贲做到河南布政使，被弹劾“劳军消极”。锁拿进京后，死于大牢之中。
无端被处死的儒生不胜枚举。仅著名学者，就是一长串名单：苏伯衡、王彝、傅恕、谢肃、赵介、郭奎、孙贲、王蒙、王行等等。他们都曾应征出仕，但旋即以各种理由，遭到关押屠戮。
朱元璋为了打击江南士人，培植拉拢北方知识分子，还搞了一场惊动全国的科场大案。
洪武三十年（1397），翰林学士湖南茶陵人刘三吾和白信蹈，分别担任会试正副主考。结果，考中的全是南方人，没有一个北方人，其中江西泰和人宋琮，高居榜首。
于是，北方士子议论纷纷，说刘三吾等考官都是南方人，故意偏袒乡里，歧视北方人。朱元璋也心下生疑：难道南方人个个聪明绝顶，北方人通通都是笨蛋？他命侍讲学士张信等重新审阅北方落第举子的试卷。结果，仍然没有一个及格的，证明刘三吾等出以公心，判卷无误。录取名额的不同，是地区间文化差异的表现。但北方士子依然不服，不相信北方人都是笨蛋。于是，他们把矛头指向了以张信为首的复审官。诬陷他们受了刘三吾的贿通和嘱托，故意拿一些低劣的卷子复审。
朱元璋本来就对南方人怀有成见，北方举子的诬告，正中下怀。不问青红皂白，怒降严旨，把副考官自信蹈等统统杀了。主考官刘三吾已是八十五岁老翁，念其年高昏眊，“从宽处理”免死充军。才华横溢的宋琮，因为考了个第一，也被发往边疆服苦役。
这样一来，朱元璋对谁也不再相信。他亲自命题，人闱另考。奇怪的是，三场考完，皇榜一出：取中的六十一人，清一色都是北方人，南方人全部名落孙山。这个被当时人称作“南北榜”，又称“春夏榜”的事件，无异是一场闹剧。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朱元璋的一次出色表演：对遍布朝野的南方文人士大夫进行大刀阔斧的限制与削弱。他不能允许一个江南文人，对朝廷构成牵制与威胁！
当然，在江南才子中，也有死里逃生的个别例外。
这个幸运儿，就是松江花亭人袁凯。此人博学多才，性格诙谐。早在元朝末年，就常常穿着黑色披风，倒骑在青牛背上，徜徉于名山胜水，城郭乡野之间。洪武三年，他被召为御史。
有一天，朱元璋将一批判罪案卷，命袁凯送到东官太子那里复审。太子嫌处置过重，给不少案犯减了刑。
袁凯如实回报后，朱元璋不露声色地问道：“袁凯，依你看，朕与太子谁判得是？”
袁凯略加思忖，字斟句酌地答道：“陛下从重，乃执法严正；东宫趋轻，是心存仁慈。”
这个不偏不倚的回答，使朱元璋十分不快。觉得袁凯老奸巨猾，两边讨好。袁凯偷眼看到皇上面露不悦之色，知道事情不妙。为防大祸临头，回去便假装疯癫。家人传出话来，说是受了惊吓，得了疯癫症。但朱元璋不信，命人将袁凯拖来，当场查验。
袁凯被绑来了。只见他头发蓬乱，满脸鼻涕污垢。朱元璋命使者用铁锥子狠刺他的手指。俗话说，十指连心，袁凯的痛楚可想而知。但他却望着双手，放声大笑。朱元璋虽然心存疑惑，只得放他回家。
回到家，袁凯疯得更厉害了。他命家人用铁链锁了脖子，蓬头垢面，满嘴疯话，四处乱走。朱元璋果然又派人前来打探真假。只见袁凯踉踉跄跄走过来，对着使者又唱又舞。然后爬到篱笆边，捡起一截黑糊糊的狗屎，填进了嘴里。一面大嚼特嚼，一副香甜无比的样子。使者捂着鼻子扭头就走。朱元璋得到了使者“亲眼目睹”的确切情报，才不再追究。
其实，聪明的朱元璋上了当。袁凯的一切反常行为，早有预谋在先，他吃的黑色狗屎橛儿，是用炒面拌糖稀做成，放在那里备用的。
朱元璋的帝位，是拼杀十余年，九死一生，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得之不易的东西，自然分外珍惜。在朱元璋的眼里，俯临九州的皇帝宝座，就是一座金山银库，天官仙阙。没有一个人不是虎视眈眈，馋涎欲滴，时刻伺机抢劫夺取。稍不留神，就会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因而，朱元璋的双眼始终瞪得大大的，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不但不相信任何口头上的忠诚，而且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愈是信誓旦旦地宣称效忠于皇帝，愈是怀有二心的危险之徒！
朱元璋不相信一切言语和行动的忠诚，只相信利禄引诱和权力恐吓。笃信棍棒、监狱、流徙、杀罚，可以建立和巩固天子的威严。对贪官污吏也好，一般官吏也好，所实行的只有一个办法：严刑峻法，威猛以治。他要让臣民们全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地生活在恐惧中，奉公守法，俯首听命。
洪武九年，福建参政魏鉴、瞿庄，在拘讯一个贪吏时，严刑逼供，竟将人打死。这本来是不合法的野蛮行径，但却受到朱元璋的表扬，在赐给他们的玺书中写道：
自古天下治乱在于君臣能驭不能驭耳。若君能驭臣以礼法，臣能驭吏以体上，则治由此始。若君不能以驭臣，臣无以驭吏，则乱亦由此生。朕尝谓，若为官临政无驭吏之威，则诸事无成。驭得其法，则成立令行，事无不举。
这就是朱元璋的君臣观。不论是君与臣的关系，还是官与吏的关系，统统是主与奴的关系——在上者，驾驭在下者。而要达到这个理想境界，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棍棒和皮鞭，镣铐加杀戮。所以，每当各地官员杖死属吏的时候，不但没有人受到处罚，反而能够得到皇帝的褒奖！
不论是朝廷大员，甚而是元勋忠臣，只要是在朝堂上一言不合他的心意，金口一开，立刻按倒就打——廷杖。这种盛行于元朝的恶刑，朱元璋不仅完整地继承下来，而且传给了他的子孙。朱元璋更是身先垂范。茹太素因万言书繁琐冗长被杖责，工部尚书薛祥死于廷杖之下，勋臣朱亮祖被鞭死，都督冯诚被铁尖鞋踢死……大臣们在朝堂上被按倒打屁股，几乎成了大明朝独有的“风景”。
威与罚，对朱元璋来说，渐渐成为一种思维的惯性和生活的必须。随着皇权的巩固，他的性情越来越暴躁猜忌。臣下们一言之误，一字之差，常常会招来严厉的惩罚。上朝的时候，如果见到皇帝平静地安坐在盘龙椅上，将玉带举到胸前，则知道圣躬心情舒畅。这一天多半是风和日丽，平安无事。如果他双手将玉带下压，则预示着狂雨暴风很快就要来临。此刻，人人战战兢兢，小心提防，不知灾祸又要落到谁的头上！
可怜的京官们，每天早起上朝时，都要与妻孥含泪诀别。等到晚上平安归来，则全家欢乐，庆幸又多活了一天。
有一个叫严德珉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见朝廷险恶，朝不虑夕，便上本辞官，恳求回苏州老家养病。没想到犯了朱元璋的忌讳，认为他是以养病为由背叛朝廷。命令为他黥面（脸上刺字）谪戍南丹卫。严德珉命大，没有把一条命丢在戍所，直到朱元璋重孙宣德朝还健在。有一天，他同一位府学教授一起喝酒。那人见他脸上刺字，头戴破旧官帽，不解地询问：“老先生曾犯过何法？”严德珉如实相告。然后说道：“前朝法宪森严，做官的难保头颅。这顶官帽不容易戴呦！”说时还向北拱手，连称：“圣恩，圣恩！”
话一出口，严德珉自知失言。这几句“诬刺圣朝”的“奸语”，不知会给自己带来何等灾难。他如坐针毡，天天惊惧不已。几天之后，府学教授登门请教，一看人去室空。一问四邻才知道，严德珉早在两天前，就担着行李远走他乡了。
严德珉并非杞人忧天。严惩“奸语”的铁扫帚，朱元璋无时无刻不紧紧握在手里。
有一天，三十多名冒犯了皇上的朝臣，被一起绑到了金殿上，等候发落。气氛十分紧张。满朝文武，个个低头缩脑，连大气也不敢出。
主管刑狱的刑部尚书开济出班奏道：“陛下，一千罪犯，全部到齐，请降旨发落。”
“……”朱元璋闭目不答。
奉天殿内外死一般的寂静。此刻，一根绣花针掉到地上，也会发出震耳的声响。
突然，一个被绑在阶下的犯官，高声喊了起来：“陛下，恩准小臣，说最后一句话！”
说话的，是时任起居注的高莘。他匍匐在地，哀怜地望着皇帝。
“你想说什么？”朱元璋厉声喝问。
高莘唏嘘答道：“小臣伺候皇上多年，惹得皇上生气的事，或许不少，但小臣从没有触犯刑律——望万岁谅情呀！”
朱元璋依然紧闭双目，不理不睬。
开济限于职分所在，只得第二次小心奏报；“罪犯全部到齐，请陛下降旨发落。”
朱元璋微微睁开眼，狠狠说道：“那个山东大鼻子着去充军，余下的，统统杀了。”
高莘是山东人，性格耿直，鼻梁高耸，绰号“大鼻子”。他做梦也想不到，因为自己的犯颜喊冤，竟然捡了一条活命。其余的人，除了浑身筛糠，个个钳口，不敢哼一个冤字，结果，一起结伴去了枉死城。
这些年，官员们都被严刑峻法和无端招祸吓破了胆，谁还敢拿着鸡蛋碰石头去仗义执言？人人惟皇帝的马首是瞻，皇帝高兴了争先进言，一见皇上玉带下压，面露愠色，个个噤若寒蝉成了没嘴葫芦。而这个山东莽汉子，却是喜不敢放肆，怒不愿沉默。把人人都知道的犯颜贾祸，忘到一边，结果因祸得福，鲁莽给了他一条活命！朱元璋认为，耿直忠贞的人，是不怕死的。那些首鼠两端、见风使舵的人，则一定是奸邪之徒。因此，在他理智清晰的时候冒死进谏，有时反而能得到宽恕。有一天上朝，朱元璋一派怒容，人们知道，他又要滥杀无辜。在场的官员个个胆战心惊，脸如黄蜡，不知道厄运又将降临到谁的头上。突然，御史欧阳韶扑通跪到地上，膝行而前，双手捧额，高声呼喊道：“陛下，臣等丹心事主，言听计从——您不可动怒，不可动怒呀！”欧阳韶冒颜犯上，朱元璋竟然被他的耿忠质朴所感动。脸色渐渐平和，松开紧压玉带的双手，开口问起了别的事。有一天，两名内监领着一队女乐人来到奉天门前。负责守卫皇宫的正门——奉天门的是御史周观政，挥手制止：“站住，不准进去！”内监怒喝道：“大胆，你敢违抗皇上的旨意吗？”“拿出皇上的圣旨来，我立即放进。”周观政不理不睬。内监无奈，只得跑进宫去禀告。皇帝的旨意都敢阻拦，左右都替周观政捏着一把汗，认为这下子惹下了大祸。
不一会儿，来了另外一名内监，冷冷地说道：“女乐人回去吧——不用了。”
周观政害怕事后皇帝翻脸不认账，仍然不依不饶：“公公，事关老臣职分，必得亲耳听到皇帝宣谕。”
太监只得再次回去禀报。不料，朱元璋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觉得这个御史执著的可爱，只得亲自来到奉天门，打量了犯上的人一阵子，方才和蔼地说道；“宫中音乐久已荒废，打算让女乐进来演习一下。御史说得是。朕想事不周全，就不叫她们进去了。”
肖着臣下的面认错，对朱元璋来说，这是极不寻常的事情。
朱元璋特别喜欢地方官讲真实情况。他曾向岢岚县和山阴县来京朝觐的教谕询问民间疾苦。这两个来自地方上的教谕，虽然熟知民间疾苦，但害怕说错话丢掉脑袋，异口同声地说：
“陛下，小臣专注教学，对于民间之事，不甚了了。”
“哼！好一个圣贤之徒！”朱元璋厉声斥责，“开口不知民间事，连圣人‘仁者爱人’的教导都忘了，焉能为人师表？此等尸位素餐的东西，留着何用？都回家种田去吧！”
因为不敢说实话，两位老夫子白白丢了乌纱帽。怀着满腹诗书，回家种田去了——当然，这还算万幸。
泰州教谕门克新的遭遇，恰恰相反。此公质朴得像幼童老妪，皇帝问什么，他照实答什么，而且直言无隐，不厌其详。朱元璋大为赏识，一再提拔重用，数年之间，竟然升到礼部尚书。
不过，这种捋虎须的“忠诚”，实在是危险之至。尽管朱元璋害怕受骗上当，特别喜欢敢讲真话的人。但他更害怕自己的心思被别人猜中，便故意朝三暮四，变幻莫测。如果胶柱鼓瑟，一味实话实说，梦想由此得到皇帝的青睐，甚而加官进爵，往往会走到出发点的反面，不仅得不到奖赏，连宝贵的性命也得白白搭上。
大礼寺卿李仕鲁就是这样一个不识时务者。此人崇尚正学（朱学），厌恶异端（佛教）。多次上书，要求皇帝崇正学，辟异端。朱元璋始终不予理睬。
这一天，他在朝堂上再次复奏，希望以满怀血诚，刚正的言辞，使皇帝感动和醒悟。他摇着朝笏，慷慨激昂地奏道；“陛下深溺佛教，无怪乎臣说的话总是听不进去。今天交还陛下的牙笏，请赐还臣这把老骨头，放归田里！”
李仕鲁一边说着，一边把牙笏放到了地上。
一句“深溺佛教”，刺痛了从佛寺走出来的朱元璋。当即勃然大怒，蓦地站起来，气急败坏地喊道；“打死他。打死他！”
众多武士闻声而来，一顿拳打脚踢，李仕鲁当即被打死在金殿之上。
大理寺少卿陈汶辉，曾经附和李仕鲁的奏呈，屡次以辟佛相争。见他的上司被当廷打死，惊恐得站立不住，晕倒在地上。退朝后，路过金水桥，一头扎到水中，追随他的上司去了。
御史王权因耿直憨朴，深得朱元璋赏识，例外恩宠，为他改名王朴。王权因祸得福，本应见好就收。谁知，反而更加助长了直肠子的犟劲。这一天，为了一件小事，竟然与皇上当廷争论起来。朱元璋再也按捺不住，愤怒地命人将他拉出去砍头。刚过了不一会儿，又派人把他喊回来，气呼呼地问道：
“王朴，你知罪吗？”
“臣不知。”直肠子变成了犟驴子。
“你多嘴多舌的毛病，改不改？”
王朴分明是横了一条心，毅然答道：“陛下不以臣为不肖，任命为御史之职，却为何又如此摧辱？如臣无罪，安用杀之？臣若有罪，又安得生之？臣今日只愿速死！”
朱元璋大怒，一拍龙案站起来，怒吼道：“立即杀死他！”
行刑的路上，恰好路过史馆，王朴朝着里面高呼：“学士刘三吾，你一定要记下来：今天，皇帝杀死了无罪御史王朴！”
朱元璋对王朴的隐忍，无非是想给朝臣们树立一个榜样：臣下忠厚正直，皇帝纳谏容物。本来无意杀死他，只是那犟木头太不给自己留面子，这才起了杀心。
王朴死后，朱元璋悄悄询问行刑人，王朴临刑前曾经说些什么？行刑人回答说：
“他念了一首诗。”
“什么诗？快快念给朕听。”
行刑人答道：“小人记得是这样：‘磊落丹心忧社稷，何曾挟私求利禄。早知耿忠犯君怒，何必更名称王朴！”’
“你没有记错吗？”朱元璋显得有些激动。
“那犯官，一连念了好几遍，小人一个字也没有记错。”
“为什么不当即前来禀报？”朱元璋分明是后悔了。
“……”行刑人不知该如何回答。
“一群坏事的奴才！”朱元璋迁怒于人。
当天夜里，几个行刑人都被暗暗杀死了。
朱元璋培养王朴这样的典型，可谓是用心良苦。洪武后期，他动辄大开杀戒，死亡的阴影，重重地笼罩在朝臣们的心头。人人明哲保身，谁也不敢说实话招祸惹灾。治世方略，逆耳忠言，从此离他远去，充耳听到的尽是投其所好的甜言蜜语。朱元璋知道自己已经处在蜜水和谎言的包围之中，这使他一度非常苦恼。
有一天，朱元璋无奈地对身边几个大臣说：“以一个人的智慧计谋，处理全天下的事，朕固知其难。每当诸事纠葛繁复，朕便想，如果左右的人能竭诚尽意，帮助拿个主意该多好。可惜呀，披肝沥胆者少之又少，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者，却大有人在。他们自以为得了为官之道，殊不知百世之后难逃清议。”
火臣们听了，除了连连顿首，高喊“吾皇圣明”，谁还敢妄置一词？为此，朱元璋多次下诏广求直言。但求者殷殷，听者藐藐。人们照常阿谀奉迎，以求全身保禄。
为了检验他的号召有多少效验，朱元璋扬言，要在狮子山建阅江楼，命群臣预先作《阅江楼记》。群臣奉命惟谨，挖空心思，编制锦绣华章。等到送上来一看，全都是歌功颂德的谀辞、粉饰太平的粉彩。
无奈，朱元璋只好假托大臣的口气，亲笔写了一篇《阅江楼记》。其中有句云：“宫室之广，台榭之崇，不急之务。土木之功，圣君不为也。”
他想为敢谏者垂范，但聪明的大臣们，看破了个中的戏法，仍然没有人起而效仿。
朱元璋曾经设立过一个机构叫“执法议礼司”，司内设有白牌若干面，上写“执法议理”四个朱红隶字。倘若遇到皇帝处事失误，允许大臣手执白牌直言进谏。但是，对于一个威猛如虎、喜怒无常，千猜万忌的皇帝，又有多少人敢于相信白牌上的华美缃言，而不顾生死托以腹心呢？朱元璋有时候像是温柔敦厚的大象，可更多的时候，却是一只吊睛白额、准备随时张开血盆大口吞食活人的斑斓猛虎。
这样一来，离心离德，彼此猜忌，死气沉沉的空气弥漫朝廷。万岁的呼喊声越高，朱元璋越不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