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强调“中庸”，反对走极端，寻求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寻求比较适中的解决方案。但这种解决方案不能说都是正确的。鉴于这种情况，古代儒家又找了一个“权”字来作为“中”的补充。
“权”的意思本来是指秤锤，秤锤的位置是灵活的，可以根据不同的重量在秤杆上移动不同的位置，这个位置当然不会永远处于正中，但却永远是处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中”正是要和这样一个灵活的“权”相配合。
“权”的思想出现得较早，据成书于孔子之前的《尚书·吕刑》记载：
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
意思是说，犯应判重刑之罪而宜减轻的，服减轻的刑罚；犯应判轻刑之罪而应加重的，服加重的刑罚。界定轻重刑罚应该有权衡，对于刑罚的适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
由此可见，“权”的思想早在儒家之前就存在，而且儒家“中庸”说也继承了“权”的因素。
儒学大师孟子对“汤执中”持赞扬态度，他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就是因为孔子能根据一时一地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的行动。
《中庸》第二章说：尽管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君子却能灵活对待，随时做得十分合宜，言行符合道德规范。
“中”与“时”的关系，也就是“中”与“权”的关系。同样，儒家所谓“时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也决不意味着放弃道德规范的根本原则。正如《论语·子张》中所说：在德操大节上不要超过界限，在细微小节上有点出入是可以的。
“中庸”的“用中”精髓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把对立两端直接结合起来以此之过，济彼不及，以此之长，被彼所短，以追求最佳的“中”的状态。
第二，强调泄彼之过，勿使彼走向极端。如《尚书·舜典》言：“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等。
第三，不立足于任何一边，把毋过毋不及的主张一次表现出来，因而最便于显示“用中”的特点，从而取得一种纯客观的姿态。犹如《尚书·洪范》所说的“无偏无颇”、“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无党无偏”、“无反无侧”等说法。
第四，指明对立双方的互相补充，以表示“中庸”的“和”的特色，这种形式又包含两种情况：一是不同时间的相互补充，从时间和过程的全体来看这也是用中，如一张一弛、一宽一猛；二是同一时间内对于不同领域的事物也可采取相互补充的办法，从而展现为空间上的用中，如施取其厚、敛从其薄。
凭借两端认识中间，而不为中间另立名目，此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这是认识到中间与两端互不可分、三者共成一体的积极表现。
儒学大师荀子在《荀子·性恶》中说：天下有中庸之人，是因为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和准则不偏离。可见，要做到“中”，并不像做个和事佬那样轻而易举，而是需要胆量和勇气。
《中庸》所说的“中立不倚”，不是一种保持中立的主张，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君子节操。可见，“中立不倚”就是说“中”的道德信念和准则一旦确立，就永不偏离，无论治世乱世、有道无道，君子都要坚守信念，保持节操。
尧舜时期，尧的“允执厥中”，舜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等，体现的皆是中庸思想。孔子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提出“中庸”之德，至子思、朱熹等儒家人士又将其更为广泛地宣扬开来。后来在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家那里，“中庸”思想也有所表现，如庄子所谓“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韩非子所谓“去甚去泰，身乃无害”；《管子·宙合》篇所谓“中正者，治之本也”等等，都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庸”就是以人的内在为要求，特别是以人性、本心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中寻求“中节”，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地表达与实现。
从前，有兄弟二人，都在本地买进了很多货物，然后到一个有着裸舞习俗的地方去做买卖。动身之前，弟弟对哥哥说：“有的人出身好，自然有衣食，而有的人出身差，要靠出卖体力挣得衣食。现在咱们去的地方是蛮荒之地，他们不懂得什么礼法，是没有文明教化的地方。我们去那里，要迎合他们的礼仪规则可真是难事。不过，入乡随俗，我们到那里也要行动举止都符合那里的人的规矩礼仪，礼貌待人，不可傲慢自大，随和谦虚，韬光养晦，才是明智的处世之道。”
哥哥听了，大不以为然地说：“礼仪怎么能丢掉？德行怎么能退化？怎么能跟他们一样不知羞耻地光着身子，毁坏我的形象呢？”
弟弟反驳说：“先贤说过身体形象可以毁坏，可是，持戒如常，并没有损失。表明镀上了铜，里面还是金子。因时因地放弃原来的礼仪，虽然开始会叫人讥笑，时间长了还会让人感动叹服，这是审时度势的权宜之计。”
哥哥还是不服，兄弟俩就这样争争吵吵到了裸人之乡。这时哥哥说：“你先去看看，观察怎么做才有利，然后派个人来告诉我那里的情形，我再去。”弟弟答应了。
十天过后，弟弟派人告诉哥哥：“在裸人之乡必须遵守裸人的规矩。
哥哥勃然大怒，说：“这怎么可以，让人脱掉衣服，像畜生一样赤身裸体，这是一个体面君子所不能做的，我决不这样做！”
这个裸人之乡的风俗是到每个月的十五日举行夜市。人们用麻油膏抹头，用白土涂画身上，用骨头做成装饰缠到脖子上。男女拉着手，逍遥自在地又唱又跳。弟弟跟着当地人这样打扮，当地人很高兴，也很惊奇，对他恭敬有加，待他如贵客。首领还拿出十倍的钱买他的货物。
哥哥的车和人马到这裸人之乡时，以为自己是文明地方来的，就向人们宣讲严刑峻法，这违背了当地的民心。首领非常生气，老百姓对他们也不理不睬，并夺取了他们的货物，并把他鞭打了一顿。
弟弟看到哥哥等人挨打，就请求裸人不要再打了，饶了他的哥哥。裸人们看在弟弟的面子上，饶过了哥哥。
兄弟俩一起离开裸人之乡，回到自己的家乡。临走的时候，裸人们对弟弟依依不舍，都来送别，可是，人们对哥哥却骂个不休。
故事中的哥哥就不懂得执两用中，结果遭遇非常尴尬。入乡随俗是必要的，是一种中庸之道。墨守成规，不知变通的人是愚蠢的。十里不同俗，到了异乡，就要尊重异乡百姓的生活习惯，考虑人家的感受，随和处世，与人打成一片，而不能以“文明人”自居，竞价于他人之上，只有做到这样，才是懂得中庸之道的明智之人。
我国有一句古话叫“物极必反”，也就是说，任何极端的主张和做法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到了极端，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而只有中庸才是常道，才能持久。
一个国家若能坚持“中庸之道”，则可能有持久的发展与进步。若总是在两极之间跳来跳去，则民不堪其苦，国不堪其乱。但是，坚持“中庸之道”，往往要受到来自两个极端的夹攻：左的说你太右，右的说你太左；激进的说你太保守，保守的说你太激进等等。
因此，坚持中庸之道，具体到于个人，则需要这个人有冷静清醒的头脑，稳健笃实的品格，坚韧不拔的毅力。也正由于此，孔子说“中庸”是难能可贵的“至德”，“民鲜久矣”。
作为一种智慧哲学思想，“中庸”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合宜，以达到“和”的效果；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
这也是对追求中庸之道的人提出的“修己”要求：保持平衡，不走极端，寻求最恰当、无过无不及的人生高境界。
【旁注】
《尚书》又称《书》、《书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为一部皇室档案汇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皇室文献。《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篇。《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文字古奥迂涩，只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鲁国邹人，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其言行记录在《孟子》一书中。
《左传》我国古代最早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史，共35卷，全称《春秋左氏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记载的历史起自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27年，即公元前468年。《左传》既是我国古代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
《荀子》战国末年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的著作。该书旨在总结当时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反映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思想以及荀况的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荀况是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荀卿”。
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韩非，战国末期韩国人，韩国即今河南省新郑市。是“战国七雄”韩国公子。韩非子师从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道家、思想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韩非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55篇，10余万字。
物极必反 成语，出《吕氏春秋·博志》：“全则必缺，极则必反。”属于道家哲学，是谓阴阳互动，欲触极则而反，由此循环相生，不熄不灭在其固有法则之中。若遇极而反者，则出；若出者，必须创造出更大的反极才能入。简单说就是事物发展到极端，会向相反方向转化。
【阅读链接】
不足和过犹不及是中庸之道的两个对立面，孔子在《论语·先进》里说：“过犹不及”，在他看来，不足和过犹不及的效果是一样的，他不赞成或左或右的偏激行为，而是主张中立而不倚，提倡“中道”。
孔子所讲的“过犹不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小过”和“小不及”，不离仁义之道的大方向而在性情和行为上小有偏失；另一种是“反中庸”的不仁不义，胡作妄为，这种不遵守社会规则的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极大，更是违背中庸之道本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