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法制变革，主要体现在公布成文法方面。
如郑国的子产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于众，史称“铸刑鼎”；晋国的赵鞅把刑书刻在鼎上，公布了晋国的成文法；郑大夫邓析自行修订的“竹刑”，在当时影响很大。
公布成文法活动是我国法律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在我国古代法律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公布成文法的斗争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在当时，新兴地主们反对奴隶主贵族垄断法律，坚决要求把成文法律公布出来，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和其他权利。代表新兴地主利益的子产、赵鞅和邓析等人，旗帜鲜明地发出了要求法律透明的强烈呼喊，并积极进行公布成文法的实践活动。
成文法又称为制定法，主要是指国家机关根据法定程序制定发布的具体系统的法律文件。成文法是“不成文法”的对称。国家机关依立法程序制定的、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法。
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律出现在春秋时期的郑国，是由当时在郑国执政的子产制定的。郑国虽然有过郑庄公小霸天下的辉煌历史，但它毕竟是一个后起的小国，而且，由于长期内乱，郑国的国力当时已非常衰弱，经常受到晋国和楚国的欺负。因此，子产在郑国为相执政后，除了和邻国搞好关系外，就开始了改革兴国，大力制定相关法律，剔除弊政，依法治国。
在当时，郑国国内的宗族势力非常强大，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对此，子产采取恩威并用的策略，打击与安抚并举。公元前536年，子产意志坚定地开展了法制建设，把惩治罪犯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令国民周知这是国家常用的法律。史称“铸刑鼎”。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
铸刑鼎是子产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也是子产对他从公元前543年执政以来所进行的诸项改革的总结。子产在改革时曾经从法律意义上规定：君臣上下必须尽职尽责；生产方面的田地的封界、灌溉系统必须做好；赋税确定法定数额；对于卿大夫，忠谨俭约者奖励提拔，玩忽职守、奢侈腐化者予以撤职查办等。
子产公布成文法的做法，冲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因而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晋国大臣、奴隶主贵族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
信中说，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
在子产公布成文法潮流的推动之下，公元前513年冬天，晋国赵鞅也展开了积极行动。他向晋国百姓发出征收铁的号召，把最后征收的“一鼓铁”480斤熔铸成鼎，将当年范宣子时代所制定的法度铸于鼎上，向百姓公布。
进入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组织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旧的社会秩序遭到很大的破坏，各诸侯国开始逐渐出现了成文法。
在这场变革中，晋国的改革最有成效，公族从政治舞台消失了，维系统治集团的血缘纽带被割断了，土地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作爱田”、“作州兵”，人民与土地从领主手中转到国家政权手中，促使郡县制在晋国迅猛发展。为了在这种形势下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要求必须有法典来统治人们。
公元前550年，范宣子在以往晋国法典的基础上，制定了一部刑书，即“范宣子刑书”，它是晋国法制史上第一部从国家总法中分离出来的刑事法规。其具体内容己难以考知。这部刑书问世后，最初被藏于秘府，为贵族所垄断。直至公元前513年，晋卿赵鞅才把范宣子刑书铸在鼎上，公布于众。
铸刑鼎一事在晋国影响极其深远，标志着晋国执政官权威的严重下滑，国家离心力的加剧。当晋侯不再是一国之重心，正卿尚且可取而代之。如今正卿的权威也必须受到赵鞅法律的监视与钳制，晋国的向心力受到更为严重的削弱。
晋国“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
晋国铸鼎公布成文法事件，在当时引起社会各界的轰动，造成世人喋喋不休的议论，同时，也遭到了士大夫的强烈声讨。
从晋国的叔向和士大夫的反对，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面对巨大压力。
其实，公布成文法与反对公布成文法，是春秋时期新旧势力之间的一场论战，也是“法治”与“礼治”的较量。尽管“铸刑书”和“铸刑鼎”分别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非难，但是，公布成文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事实上，成文法的公布也确实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在郑国，随着人们对法律的认识，社会治理的透明度大大增加了，大众欢迎，犯罪案件也大大减少了。
与此同时，子产的改革措施给人们带来了超过以前的实惠，田地产量增加了，生活变好了，人们由怨恨变成了拥护。
在晋国，铸刑鼎之后，晋侯已经不再是一国之重心，而正卿虽然可以取而代之，但其权威也必须受到赵鞅法律的监视与钳制，同时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公众舆论的监督。
而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赵鞅向旧的宗法制度发起猛烈冲击，严重动摇和瓦解了奴隶制的基础，加速了晋国封建化的进程，其影响甚至波及我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
春秋时期确实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晋国赵鞅铸鼎公布成文法之后，公元前501年，郑国大夫邓析也把他起草的刑法，刻在竹简上公布出来。史称“竹刑”。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作为公布成文法的方式之一，“竹刑”符合“法律透明”这一时代要求。此前的刑鼎笨重，而“竹刑”则便于携带、查阅、依照和流传。
“竹刑”最初属于私人著作，但在当时有很大影响。邓析虽然因为“私造刑法”有违“国家法制”，被郑国执政驷歂处死。但是他的“竹刑”在郑国流传并为国家认可，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
因为邓析撰写的《竹刑》，作为刑书原本没有什么法律效力，但被驷歂采用后，真正具有了实际的法律效力。
与子产等铸刑鼎一样，邓析作“竹刑”也是法家先驱者制定法律和将法令条文公诸于世的一种重大举措，是对奴隶制的礼治的否定。
在当时，邓析比子产还要激进，他对子产所推行的一些政策不满，甚至对于子产的铸刑书也多有批评，于是自编了一套更能适应社会变革要求的成文法，将其刻在竹简上公布出来。
“竹刑”的目的是要改变郑国的旧制，既不效法先王，不肯定礼义，也不接受当时国君的命令，这体现了新兴地主们的意志。
邓析还聚众讲学，向人们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他家门口挤满了要求普法的百姓。他还帮助别人诉讼，被称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律师。
在诉讼的过程中，他敢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他的倡导下，郑国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潮，对当时的统治者造成严重威胁。
继子产、子大叔而任郑国执政的姬驷歂对付不了这种局面，于是杀其人而用其法，可见其“竹刑”的合理性。
“竹刑”、“刑鼎”均已不传世。但从立法者所推行的政策来看，春秋各国颁行的新法，无疑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且公布成文法的本身，就突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旧传统，是对贵族垄断法律特权的沉重打击。
春秋时期制定和公布成文法，是我国古代法制改革的一次重大胜利，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深刻反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打破了贵族阶级对司法的垄断，结束了法律高深神秘的状态，使法律走向了公开化；限制了贵族阶级的特权，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标志着法律观念和法律技术的重大进步。
同时，公布成文法为此后的封建成文法的发展与完善积累了经验，并标志着以封建社会关系为内容的成文法律体系开始走向我国法律的历史舞台，在我国漫长的法制史中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旁注]
子产 名姬侨，字子产，又字子美，世称公孙侨、郑子产。生于春秋后期的郑国，即今河南省新郑市。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铸刑鼎公布成文法，为我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第一人，在当时的郑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法制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鞅 名志父，时人尊称赵孟，史称赵简子、赵简主。谥号“简”。春秋后期晋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改革家。战国时代赵国基业的开创者，郡县制社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先秦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与其子赵无恤，即赵襄子并称“简襄之烈”。
邓析（公元前545年～公元前501年），河南新郑人，郑国大夫，春秋末期思想家，“名辨之学”创始人。与子产同时，名家学派的先驱人物。他是代表新兴地主利益的革新派，他第一个提出反对“礼治”思想。他的主要思想倾向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
叔向 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誉，因被封于杨，今山西洪洞县，故称杨氏，又称叔肸、杨肸。春秋后期晋国贤臣，政治家、外交家。以正直和才识见称于世，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政治见解和政治风范。曾达成晋、楚两国的弭兵会盟，缓和了当时的形势。
范宣子 祁姓，范氏，名匄，其名范匄；因范氏为士氏旁支，故又称士匄；史称范宣子。春秋时期晋国人。其历史功绩突出体现在刑法建设方面。他的“范宣子刑书”被赵鞅铸在鼎上，公布于众，被公认为我国古代第二次公布的成文法。
正卿 春秋时部分诸侯国的执政大臣兼军事最高指挥官，上卿兼执政卿于一身。如晋之赵盾，楚之令尹，鲁之东门襄仲，权力仅次于国君。但也有部分诸侯因政体不同，未设正卿一职。例如郑以罕虎当国，公孙侨为政，即子皮为上卿，而子产为执政卿，子产则不可妄称正卿。
子大叔 姬姓，游氏，名吉，字大叔，其名游吉，世人尊称子大叔。春秋时郑国正卿，政治家和外交家。公元前522年继子产执政。长于辞令，多次出使晋、楚大国，为政先宽后猛。子大叔的多次外交活动中表现出的敦厚、持重的政治风采而深得世人尊敬。
法制史 通常将法律史等同于法制史。法制史是研究法律及相关制度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科学。狭义的法律史仅着重于法律本身的演进，而广义的法制史所包含的范围较广，除法律本身之、法律相关制度以及法律实行的情况外，还包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阅读链接]
郑国有一年发大水，一个富人被淹死了。有人打捞起富人的尸体，富人家属去赎尸体时，他要价很高。富人家属就来找邓析出主意。邓析对富人家属说：“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将尸体卖你的，别人是不会买的。”
于是富人家属就不再去找得尸者了。得尸体的人也来请邓析出主意。邓析又对他说：“你放心，富人家属除了向你买，再无别处可以买回尸体了。”
邓析的两个回答都是正确的，反映出他已经具有法律层面的完整的朴素辨证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