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一部讲谋略的书，这部书中最上乘的谋略家，自是诸葛亮无疑了。他的一生中，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主要对手，无非曹操和司马懿。而这两位，又是这部书中最会玩弄权术的大师。司马懿这方面的水平，在三国中，恐怕是仅次于曹操，但又并不弱于他的一位。
在这场力量对比中，毫无疑义，魏强蜀弱，然而，在才智上，两军统帅未必就是如此。但曹操和司马懿，要比诸葛亮多一份奸枭之心，而诸葛亮自身又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于是，他在吴蜀联盟时，能战胜曹操，而当他独当一面，与司马懿战的时候，就不得不败阵了。
从诸葛亮公元207年走出南阳，到公元220年曹操死，他和这位枭雄较量的军事行动不多，除荆州江陵的大撤退，和紧接着的赤壁之战外，便是汉中的交手了。关羽樊城大捷而后败亡的战役，他在蜀中，鞭长莫及，实际并未参与。而赤壁之战，那功劳是要记在周瑜账上的。所以，诸葛亮和曹操打的仗，远不如和司马懿打得多。从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汉中，司马懿发兵攻孟达起，两人便旗鼓相当地角力，到公元234年第五次伐魏，这七年间，蜀未能拓展一寸土地，最后，不战而败，死在五丈原。这就是杜甫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孔明先生所以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司马懿这个强有力的对手。如果不是这个对手，他不是不能打开一点局面的。但司马懿不但有谋有略，而且在政治斗争中，是个精通权术的大家。否则，司马氏不可能在曹魏三代君王的统治下，在那些重臣雄将的虎视眈眈下，最后结束三国，实现一统的局面。
曹操是并不信任司马懿的，甚至预言过他是一个对曹魏有威胁的人物。但司马懿察时知世，审势慎行，进退有度，应对机变，获得曹丕的信任，也改变了曹操对他的看法。
所以，曹操临终时，他和曹洪、陈群、贾诩在场受命，当时他排位最末。等到曹丕临终时，他和曹真、陈群、曹休在场，这时位排第三。曹睿临终时，他和曹爽、刘放、孙资在场，他已位排首位。在中国这种最具危险性的继承接班的政治游戏中，他能历仕三朝，而且身居高位，始终处于权力的顶巅，能在政治风波中化险为夷，应该说，他是三国末期最出色的政治家。
特别是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见解，在军事上的指挥若定，在皇室国戚、元勋大老间的周旋应付，在权术斗争中的高超表演，以及他始终掌握兵权，踞守重镇，而且有诛孟达，杀公孙渊，与诸葛亮交手的卓著战功。加上他对于敌手的斩草除根式的狠毒，所以，他虽身受曹魏三朝顾命，但也在他手里，实际篡夺了曹魏政权。
不过，在他一生中最难对付的，恐怕就是诸葛亮了。
公元234年，是司马懿最后一次和诸葛亮交手，他不再诉诸武力了，他知道诸葛亮活不多久了，所以宁受孔明巾帼妇人素衣之辱，佯笑受之，也不应战，可知斯人之城府。他假装要打，又弄出一个辛毗奉帝命，不让他打。“亮曰：‘彼本无战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诸葛亮知道这是假幌子，都是司马懿的权术。
“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作为敌手，军事上的较量，或许不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作战的结果，无非胜负之别。而他如此关切诸葛亮的个人状况，只字不谈战事，第一问他的寝食，第二问他的公务繁简，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则是尤其令人生畏的。
孔明所以叹曰：“彼深知我也！”这个“知”，既有棋逢对手的“知己”、“知心”的“知”，也有对其生死大限，一目了然的“知”在内。司马懿不惮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他最盼望的对方主帅身亡的结局。诸葛亮一死，则兵败，而兵败，则蜀亡。虽然，谁也逃脱不了死神的魔掌，但诸葛亮却在加速自己的这个死亡进程，这正是司马懿求之不得的。
司马懿说过：“亮志大则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变），虽提兵百万，已堕我画中，破之必矣！”他在军事上并不忌畏至此已呈衰势的诸葛亮，加之对手可以不战而亡，当然要踌躇满志地说这番话了。
当使者回蜀营后，向诸葛亮汇报此行情况时，提到司马懿讲过的话，“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他不能不感慨系之了。因为在一双盼着你死，可你又没法不死的眼睛下，在倒数计时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那种内心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诸葛亮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偏要这样劳累下去的根本原因，就是他说出来的“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的这句话。正是这种对人的极端不信任，才导致他操劳过度，心力交瘁，再也回不去成都了。
主簿杨颙以治家之道来劝诫诸葛亮的话，应该是所有那些事无巨细，全部包揽的领导者，要当作座右铭的。
有的人一辈子没当过官，好容易捞到一顶乌纱帽，便什么都不肯撒手，这就是俗话说的不会当官的官了，只宜当总务科长。诸葛亮难道真如他的敌人骂他的那样，南阳一鄙野村夫吗？怎么会毫无识见到如此地步？罚二十必亲自在场，也太过分了。而他又是个惩罚主义者，岂不是一天到晚光监刑都来不及吗？
所以，现实中那些事必躬亲的领导者，只能算是一个尽职的事务主义者，未必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
对于诸葛亮的过高评价，有识之士的看法，从来是和《三国演义》的推崇，一直存有歧见的。若从实践来看，从他的决策，到他的治绩，到他的用人，到他的北伐，到他对于魏延的嫉妒情结，都不是无可非议的。这位在人格上令人仰慕的军师，对于他治理的蜀国，无论他怎样鞠躬尽瘁，他的死，也就注定蜀国只有土崩瓦解一途了。
崔浩在《典论》里，很不客气地批评诸葛亮：“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鄙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这是离诸葛亮时代不太久的人士的不敬之言。因为那时还没有蜀汉正统一说，诸葛亮、关羽也还没有被神圣化起来，所以，言谈间少有顾忌。
因此，诸葛亮之死，从他走出南阳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这个悲剧的结局。
他的悲剧在于他的品格、才智、精神、道德的高度，都是别人所难以企及的。但是，如此绝顶理智的人物，却在三顾盛情下，作出了他错误的抉择，追随一位没有成功可能的主子，去开辟一件没有成功可能的事业，从而付出了他的一生。
他的悲剧在于他一开始就看到了尽头，而他偏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必定失败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不甘失败的反命运的抗争，绝对是徒劳的。因此看着自己的生命，像蜡炬成灰似的一滴滴耗竭，看着自己所付诸心血的事业，无法挽救地走向倾覆。
他的悲剧还在于他的儒家人格达到了自我完善的高度，道德风范也成了千古不朽的典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几成为忠君事主的完美境界。但是，言事两违，意实相乖。他却未曾为他所厘定的统一大业，作出些许成就；为三分天下的西蜀，开辟半寸疆土。最后，一直到屡战屡败，国疲民穷，随着他的死亡，这个国家也就终结了。
他的悲剧更在于他治理蜀中的严峻苛刻，搞到“一饭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的绝对化程度，这就是中国人凡矫枉必过正的老毛病了。尽管诸葛亮英明无比，但在一些问题的处置上，也是相当好走极端的。
入川以后，诸葛亮和法正的一席话，举了秦始皇和刘璋的例子，来证明他的治世之术。“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由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他希望用法严酷，以利于治，但结果却是得到“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感怀怨叹”的非议。一心恢复汉室，但受到了“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的埋怨。由此可见，理论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即使非常正确的理论，而未能正确地付诸实施的话，也是徒费心力。
按照亚理士多德的论点，认为悲剧是一种美的毁灭。那么诸葛亮的死亡，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格，崇高道德，绝顶才智，超凡能力的人，但从根本上不能明白“顺天者逸，逆天者劳”的大势，而徒费心力的必然结局。这种自己寻求的悲剧性的毁灭，精神上也许是伟大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观察，刘备打出的兴灭继绝，恢复汉室的旗号，实际上是属于倒退的行为。
成都武侯祠大殿对联这样写的，“能攻心即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审势，这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判断能力。所以，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这部书时，在孔明知其不久人世，禳星祷告，以求不死时，评曰：“谁云孔明胸中有定见哉？不惟国事不识天时，亦且身事不知天命，祷星祈命，岂有识者之所为哉？”
当诸葛亮躬耕南阳，刘备三顾茅庐时，途遇司马徽，水镜先生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其实，孔明的悲剧，应该说，正与此相反，是得其时，而不得其主也。
诸葛亮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军事家，恰逢汉末大乱之际，正是大展身手的机会。此其时也，诸侯蜂起，谋士如云，君择臣，臣亦择主，这些才俊们在政治上纵横捭阖，翻天覆地，谋君图国，创基立业；在军事上挥师千里，夺城掠地，厮杀征战，兵戎相见，可算是一个斗智角力的最好赛场。
但孔明所辅的刘备却不是一个英主，先以妇人之仁，坐失良机，后以匹夫之勇，火烧连营，而这些巨大失误，都是不听诸葛亮这位军师所致。而仅次刘备的关羽，算得半个主子，又是诸葛亮诸多重要政策执行中的障碍，荆州就是在这位骄矜的关老爷手下丢失的，而荆州易主，西蜀也就完了。和这样的主子打交道，怎么能称上是得其主呢？
相反，曹操麾下的那些谋士武将，未必比诸葛亮高明，但枭雄确是明主，所以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魏之强于吴、蜀，这也是无争的事实。
可西蜀，到了阿斗，侍候这样的主子，则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空有补天志，一切付东流。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着自己的全部努力，不是毁在敌人手里，而是在昏庸的主子作践下成为泡影了。
这就是诸葛亮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