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贺龙部队来到九江，语罕和谭平山等人一面等待中共中央（机关仍在武汉）的批复，一面积极争取尚未入党的贺龙参加起义。贺龙加入共产党，据说亦是受了语罕的影响。【注释1】
汪精卫准备召集九江地区各方面军总指挥、各军师长到庐山开会，名义上研究东征讨蒋问题，实际是要在第二方面军中“分共”。
7月24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和第4军军长黄琪翔邀请贺龙、叶挺到庐山开会并避暑，黄琪翔还传达张发奎的命令：贺龙第20军到德安集中。叶剑英从黄琪翔那里获悉庐山会议是个阴谋，是准备夺贺龙、叶挺的兵权，当天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叶挺。
7月25日，叶挺、叶剑英邀约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在甘棠湖中一只小船里，以划船游湖为名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叶挺、贺龙不上庐山；部队不到德安集中，而乘车开到南昌；叶挺部队明天开，贺龙部队后天开，贺龙的车先让给叶挺。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的重要一环，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注释2】
7月27日晨，张国焘到达九江，“我很快在九江找着了贺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的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廖乾五（第4军政治部主任）和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同志举行会议。简略告诉他们二十六日中央常委会议的经过和决定，他们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注释3】
此时，由中共九江市委直接领导、以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名义主办的九江《国民新闻》连续发表讨汪文章，学生到处讲演，群众纷纷集会，发传单，贴标语，戳穿汪精卫之流假左派、真右派的反革命嘴脸。
《国民新闻》报社向语罕约稿，揭批汪精卫。语罕认为已到公开反对汪精卫的时候了，就发表了给汪精卫的一封公开信，说他只是一个宣传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一碰到实际政治的紧要关头，便要动摇，措辞很严厉，把汪精卫的假左派、反革命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
语罕在广州开全国教育会时与汪精卫时常接触，但私人之间并无深交。到了在广州开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时，语罕在会场说话颇多，汪精卫那时以左派领袖自居，所以对语罕很注意。同时，汪精卫、邵力子与语罕被举荐为大会宣言起草委员，因此颇为接近。
语罕和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开监察委员会时经常见面。在汪精卫赴郑州会见冯玉祥前，陈璧君便对语罕大发脾气，骂起共产党了。到了公开信发表时，语罕同汪精卫的关系便彻底决裂。汪精卫从报上看到声讨他的公开信以后，对《国民新闻》恨之入骨。
7月29日晨，汪精卫偕孙科、张发奎、唐生智等从武汉坐船抵达九江，语罕也夹在里面倒趸船上去迎接他们。汪精卫念念不忘他对《国民新闻》的仇视，一到九江码头，就对前来迎接的朱培德下命令：《国民新闻》立即停止出版。
7月30日，汪精卫、孙科、张发奎、唐生智以及黄琪翔、朱培德、金汉鼎等在牯岭开庐山会议，决定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实行“分共”：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通缉恽代英、高语罕、廖乾吾等人。
叶剑英也参加了庐山会议，散会时已近黄昏。他派人星夜下山，到烟水亭向语罕和廖乾吾报警。接得叶剑英密报，已是7月31日凌晨两点钟，语罕立即搬至南浔路对面的大东旅馆，坐以待旦，清晨即乘车赴南昌。
语罕到了德安，他的学生孙一中营长已在车站迎候。那天车子走得很慢，到牛行车站，天已黑了，好半天才渡过河。
到了南昌，语罕立即给叶挺打电话，叶挺让他们马上到司令部。语罕去那一看，周恩来、朱德、谭平山等都在，这时已是7月31日深夜。
【注释1】杨甫：《高语罕在上海》，载《上海周报》1932年第3期。
【注释2】叶剑英晚年谈到小划子会议时，萧克问道：“你在1977年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五个人，有你、叶挺、贺龙、高语罕，还有一位不肯定。”叶剑英说：“是廖乾吾。我、叶挺、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在甘棠湖一条小船上，进行了一些磋商，那时不可能说得很深……”叶剑英：《南昌起义二三事》，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亲历南昌起义》，第108页。
【注释3】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