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罕订亲不久，在正阳税关任账房的祖父去世。临终前，祖父向税关主事者请求让父亲接任这个职务，顾全一家十余口的衣食。
父亲经常帮税关抄写报销，对关内的人都很熟悉，各行各关的情形也很了解。税关主事者是个讲理学的老夫子，很相信语罕父亲是个忠厚老实人，就让他接办税关账房的事情。
税关账房本是个可以攫取很多财物的职位，但祖父两袖清风，父亲继掌此职，家中仍是捉襟见肘，几乎断炊，典当借债已经不管用。
父亲兄弟四人，自己是老大，担负一家十余口的衣食。三个弟弟觉得他落下许多私房钱，联合起来对付他，吵闹十分厉害，日夜不让人安。祖父去世不久，就到了年关。母亲和两个佣人在厨房忙活了很长时间，弄出两桌菜来，嘱咐语罕和弟弟不要动菜，不要弄乱了。
过了一会儿，听得一阵咳嗽，一阵破嗓子叫呼，几个人嘴里不干不净地进了大门，一直咆哮到院子里。
母亲叫两个女佣帮着上锅，不要多嘴，一边叫语罕赶紧到大门口等着父亲，悄悄地进来。语罕等了好久，才看见父亲戴着蓝呢风帽子，手里捧着几大包东西，冒着风雪一滑一跌地回来了。
母亲说：“你去请奶奶。我去请他几位婶娘。高超去请他三叔、四叔。”
父亲到后院祖母房里去了；母亲带着语罕先到了二婶房里，二婶推说头痛不起；到三婶房里，三叔还在那里说阴阳话，三婶带睬不睬地说是伤风不能吃饭。他们又去找四婶。“四爷娘子，今天已经是年三十晚上。老爹爹才死的第一个年头，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放和气些。还望你看老爹爹的分上，起来吃饭。”
四婶把床沿一拍，披头散发骂不绝口：“你们现在做起好人来了！大关上弄了一大堆钱，蓄私房，留给你儿子买棺材！吃药！你想过安稳年就不行！”
“好呵，好呵！打一架才过年！”二叔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喝醉酒跑回来了，“大爷呢？你是读书明理的人，走！我们到老舅家去评理，再不然，到巡司衙门告你一个吞公肥私，两条路线你拣！”
哗啦哗啦，小堂屋的一桌酒菜打掉了，四叔又跑到祖先堂哗啦哗啦把那一桌酒菜也打掉了。四婶便扑过来抓母亲，父亲只在房里又是发抖又是咳嗽。只听得祖母哭道：“可怜！年三十晚上！你们也……年三十晚上……你们也……”【注释1】
年关过后，语罕11岁了。有一天上午，他提着水壶上街泡开水。街上的早市人多拥挤，忽然，人群向两边分开，喝道的声音从人丛中破空而来。语罕呆呆地站在茶馆门口，看见几乘大轿从面前经过。
正阳公行门口的茶馆，就像当时上海的国际无线电台，地方上有什么事情发生，不消片刻就可从茶馆里传遍全镇。
有人说：“你不知道她们是摆祭的？”
有人说：“那头顶轿子就是总办小姐。”
“革命党！革命党！这位总办小姐的丈夫是个革命党！前天在北京城造反，被皇帝拿着了，就地正法！这位小姐去南堤祭奠哭灵咧！”【注释2】
原来，正阳关督销总办的女婿叫林旭，是个新科举人，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党。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下旨将谭嗣同、林旭等六人逮捕杀害，这就是戊戌政变的六君子。总办在南堤设了祭坛，让他女儿去朝北望空遥祭。
语罕泡了水出了茶馆，回到家中，一进门就被母亲大骂一顿，幸而没有挨打。语罕觉得这天是一生中最可纪念的日子，因为他在这天第一次听见“革命”这两个字。
1900年，语罕13岁了。有一天，他刚从盐店巷出来，就碰到一群人跟着几个外国女鬼子（这是当时称呼一般外国人的口头语），从南往北走。
后边一群人在乱喊：“打洋鬼子呀！”
“大师兄，红灯照……”
“扶清灭洋，义和团……”【注释3】
这几个外国人是在颍州、霍邱、颍上一带传教的天主教牧师，因为北方义和团的风波从京畿开始，一直蔓延到直隶、山东、河南诸省，汹涌的浪潮溅及江苏、安徽的北部。
这些传教士离开各自教堂，打算逃回上海。要想回上海，只有经过正阳关，取道浦口，渡江到南京，才可脱离危险的境地。
那些群众的笑骂声给语罕留下了深深的“灭洋”的印象，也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印象。
事隔三十多年后，语罕回忆，“儿童时代的情形，都成了模糊不清的恍兮惚兮的影子，只有这两件事，还是宛在目前，情景如画”【注释4】
【注释1】戈鲁阳：《牺牲者》，第60页。
【注释2】高语罕：《百花亭畔》，第5—6页。
【注释3】高语罕：《百花亭畔》，第9—10页。
【注释4】高语罕：《百花亭畔》，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