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友林（1916～），湖北省江陵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政治部青年干事，独立营政治委员，第6师17团政治委员，红二军团第5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4支队竹沟留守处教导队队长兼政治委员，豫东游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第2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6支队3总队政治委员，八路军第4纵队6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军区哈北军分区司令员，东北人民自治军第359旅副旅长，东北民主联军第12纵队34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39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工程兵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谭友林，1916年11月生于湖北省江陵县熊家河区谭家巷河南台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名有林，后改友林。
谭母生下五男二女，由于生活艰难，日子过得窘迫，只养活了谭友林和小妹。
全家仅凭几亩薄田糊口，但勤劳、朴实的父亲和慈祥、宽厚的母亲，还是把五岁的谭友林送进私塾，只图孩子能识些字，懂些做人的道理，在黑暗如磐、尔虞我诈的社会里不受骗，不受欺，成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幼年的谭友林，深感父母供自己读书不易，在私塾里勤奋攻读，《三字经》、《百家姓》等书他读得滚瓜烂熟。在同学中间，他勇于打抱不平，肯帮助穷苦人家的小同学。
1927年，谭家巷流行血吸虫病，父亲不幸染病谢世。家里卖掉了几亩田，买棺埋葬了父亲。由于家庭益艰，谭友林弃学务农。没过多久，叔父谭良文和谭良武两家，染上霍乱，满门死绝。谭友林协助母亲埋葬了两家叔亲，尔后跟着母亲，带着小妹，开始了艰辛的劳作。贫困的生活，在他幼时的心灵里，产生了对乡邻的同情，对社会的不满。
转年，1928年1月，在洪湖地区建立武装开展革命斗争的贺龙、周逸群，来到鄂西组织荆江两岸年关暴动。中共江陵县委领导民众建立赤卫军，并在沙岗烧毁了国民党县府设置的盐卡，砸烂了反动派的炮船，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枪毙了反动帮会首领孙福昌等人。以后赤卫军又在龙湾、白马处决了土豪劣绅徐友山等，成立了江陵县农协会。穷人有了衣服穿，有了米吃，有了田种，土豪劣绅威风扫地，见了穷人磕头作揖。世道改变了，穷苦人翻身了。对于发生的这一切，少年时代的谭友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他的心灵里，已开始认识到共产党、赤卫军给穷人撑了腰，出了气。
1930年2月，周逸群、段德昌、段玉林、许光达领导的红6军，在潜江、江陵、石首、华容、监利、沔阳等城镇，相继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谭家巷成立了儿童团，谭友林被选为儿童团长。谭友林的情绪特别高，办事很热心，勇于吃苦，带领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带路，工作做得十分出色。这年7月，他由王世荣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他还不足14岁。
谭友林加入共青团，标志着他革命生涯的起点。他的思想境界开始跃入革命者的行列。他想起曾目睹的敌人“清乡”时200多位乡亲惨遭杀害的血淋淋的场面，怎么也不能平静，激愤的情绪促使他立志拿起枪杆子，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为受害的乡亲，为被压迫的穷苦人报仇。
1930年10月，洪湖根据地成立了红军学校，派人到江陵县招生，谭友林和王世荣等七人被推荐前去报考，被光荣录取。
1931年春天，洪湖根据地的红军学校改编为鄂西警卫营。谭友林由于幼年遭受贫困生活的折磨，经常不得温饱，人长得瘦小，领导上怕他跟部队行动有困难，动员他回江陵。他执意不肯。领导上又动员他到地方赤卫队工作。他无可奈何，当红军为受害乡亲和受压迫的穷苦人报仇的愿望破灭了。在返乡的路上，他边走边哭，情绪极为沮丧。恰巧，红3军9师打这里路过，见他参军心切，便把他“捡”上，让他在政治部宣传科当宣传员。后来又让他当油印员，印文件，印小报，印传单。他心灵手巧，什么事一学就会，一张蜡纸在别人手里只能印几十页，顶多上百页，可是在他手里，就能印几百页，甚至上千页。
1931年底，红军攻打郝穴，谭友林在镇外一个桥头碰见了向往已久的贺龙军长。贺军长和气可亲，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住在什么地方，参加红军想不想家，能不能吃得苦。他都坦诚地回答了。贺军长见他蛮机灵，挺喜欢他，便招呼同行的警卫员同他一起追逐谈笑。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夏曦被派到湘鄂西。夏曦来到湘鄂西后，以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的名义，排斥了贺龙的领导，下令撤销了军、师指挥机关，取消了政治机关，把部队整编为五个团，由他直接指挥。夏曦还组织了一个“肃反委员会”对干部、战士任意强加“改组派”的罪名，予以逮捕、关押，以至杀害。
这时，蒋介石的10万军队正“围剿”红3军。红3军一面要同“围剿”的国民党军作战，一面又遭受肃反扩大化的冲击，处境极其困难。
1932年下半年，谭友林给红9师政治部先后几任主任当过警卫员，后因这几位主任均被指控为“改组派”，惨遭杀害。谭友林因此受株连，被捆绑、拷打。行军途中，他被特务班的战士牵着走。在从巴东过长江后翻越野之关时，他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打着赤脚板，在大雪纷飞、地冻天寒的山路上攀登，痛苦不堪，步履极为艰难。“肃反委员会”准备将他杀了，无奈手边没有杀人刀，又不敢打枪，怕暴露目标。第二天黎明时分，在山脚下遇到正在路边检查后卫部队的贺龙军长和关向应政委。谭友林还是在打郝穴时跟贺军长见过一面，事隔一年有余。这一年，部队转战河南、陕西、四川，进行了一次7000余里的小长征。可是，贺军长居然还认出已是污头垢面、衣服褴褛、肩上压满了枪支粮袋、脚趾被磨得稀巴烂、骨瘦如柴几乎变了人形的谭友林。贺军长立即下令把谭友林放开。重见天日的谭友林，无限感激贺龙军长。贺军长又派人牵马，把谭友林送到鹤峰一个老乡家里养伤。后来贺军长托人把谭友林接到桑植过年，并将他留在军部仍当油印员。
1934年春，红3军重新恢复了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机关，谭友林调任红3军政治部青年干事，负责党团员的登记。那时候，由于肃反，许多同志愿意当红军，不愿意当党员、团员，登记工作需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这年7月，经朱长清、谷志标介绍谭友林转为共产党员，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10月，红3军与红六军团在川黔边会师，红3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谭友林调任红二军团政治部巡视员。部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收复桑植和大庸，队伍也扩大了，谭友林又调任独立营政治委员。随后，他率部进驻湖南常德境内，执行打土豪、扩军和筹款的任务。
1935年1月，独立营编入红6师17团，谭友林任该团政治委员。3月，部队攻打高梁坪，敌人依仗优势兵力和险要地势，负隅顽抗。红军久攻不下。这时，急坏了担任战勤任务的17团，一致要求参加攻坚。谭友林去找贺龙总指挥和任弼时、关向应政委请战。贺龙考虑到17团刚组建不久，新成分多，武器装备差，大部分是大刀和梭镖，怕他们打不好。谭友林向贺龙总指挥恳求说：“你不是说要我们从战斗中改善自己的装备吗，就让我们去试试吧！”贺龙觉得谭友林言之有理，同意了他的请战，并向他交代了打法。谭友林返回团部立即向全团做紧急动员，要求大家要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争取旗开得胜，为17团争光。黄昏，17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以1营为前导，大刀、梭镖随后，向敌人占领的高地发起冲锋。借助夜幕，他们迅速攻下敌人控制的据点，缴获了一批轻重武器，装备了全团，换下全部大刀和梭镖。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团结奋战，先后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战斗的胜利，歼敌两个师，活捉敌纵队司令张振汉，击毙敌85师师长谢彬，缴获甚多。在塔卧战斗中，谭友林在向被围困的敌陶广部喊话劝降时，不幸右臂中弹，子弹贯通小臂，打碎臂骨，被送医院治疗。伤未愈他即随部队转移，任桑植红军学校上干队政治指导员。红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转到外线作战时，谭友林调任刚组建的红5师政治委员。贺炳炎任师长。
1935年11月，红5师在湘黔边瓦屋塘的遭遇战中，贺炳炎师长右臂中弹负伤，谭友林指挥部队，奋力抗击敌人，掩护军团部安全通过。
红二、六军团西渡乌江进驻黔西、大定（今改名大方）、毕节地区后，谭友林等率红5师在西溪打退敌人一个营的阻击，在大定开展反蒋抗日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筹粮筹款，扩大红军，以总部侦察队为基础，为本师组建了第14团。
红二、六军团挥师北上，红5师和红6师由后卫变为前锋，两师相配合给夹击之敌以重创，直扑石鼓镇，准备强渡金沙江。其时，正值春汛，冰雪消融，江水暴涨。金沙江水深流急，惊涛拍岸，没有渡船。谭友林率领部队，用群众拆下的房梁和木椽扎成木排渡河。由于水急浪高，木排无法从河面直来直往地渡过，只能顺流漂渡，都被大浪向下游打走1000多米，所以每排都要拉纤，再溯流而上1000米，然后再放排。经过一天苦战，全师胜利过江，稍事休息后进入中甸。在中甸，经过战斗动员，准备了粮食、盐巴、食糖和烟叶，便踏上翻越雪山的征程。
1936年5月，雪山上仍然是一个封冻的世界，气温很低，空气稀薄。在雪山行走，只能走不能停歇，稍一停歇就再也起不来。有时山上的气候瞬息万变，时而大雪漫天，时而冰雹大作，狂风呼啸，红5师指战员不怕艰险，忍受饥寒，团结奋战，一连翻过好几座皑皑雪山，才到达荒僻、冷落的得荣县。谭友林由于一路栉风沐雨，右臂伤口恶化，脓流不止。他坚持着爬过了雪山。
部队在得荣稍事整理后继续北上。一路上，除了翻山越岭，还时常与藏民的反动武装进行周旋，有时发生战斗，有流血和牺牲。7月2日进驻甘孜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这时，张国焘企图拉拢红二、六军团干部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谭友林和红5师全体指战员，坚定地站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一边，维护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维护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指挥。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六军团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罗炳辉率领的红32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红5师编入红32军，改为96师，王尚荣任师长，谭友林仍任政治委员。
7月中旬，红二方面军奉命过草地，途中谭友林身患伤寒病，加之受过伤的小臂化脓，人瘦得很厉害，被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行军。贺龙发现后，担心谭友林会丢在草地上，便要部队派人把谭友林送到方面军总部，让军医杨云阶给他治疗，连吃了50多服中药，才把他的伤寒病治好。历尽艰辛的红二方面军终于走出茫茫草地，经过天险腊子口，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歼敌一部。在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会宁的前夕，红32军遭敌阻击，王尚荣、谭友林率红96师奋起抗击，掩护军部机关顺利通过。不久部队整编，红96师撤销，谭友林奉命赴保安红军大学学习。临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就谭友林的伤情联名向周恩来副主席写信，请求设法给予治疗。谭友林带上信找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看过信，又看了他的伤口，立刻打电话请来在延安的国际友人马海德大夫给他看伤。马海德大夫看过谭友林的伤告诉周恩来，由于伤势较重，陕北没有光机，没有办法动手术。周恩来立即安慰谭友林，让他先到红军大学学习，等有机会到苏联去治伤。不久，红军大学由保安迁到延安，改名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3月，贺龙到延安开会，听说要让谭友林去苏联治伤，找到周恩来副主席请求说，前线正需要干部，谭友林应该就近治伤，赶快归队。周恩来副主席采纳了贺龙的建议，找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叶季壮，当面交代安排谭友林到西安治伤。5月，谭友林一身学生装到达西安，进入西京医院，先后手术两次，都因为手术高难而没有清除碎骨。贺龙闻讯，托人把谭友林转到西安广仁医院。这是一所英国人开办的医院，条件好，医术高，经过两个月治疗，又做了两次手术后伤痊愈出院归队。
1937年七七事变后，谭友林从西安到晋西北，回到八路军120师不久，中共中央指示120师派120部到洪湖根据地，调查地下党活动情况，谭友林奉命带领四名干部前往湖北。谭友林以120师358旅715团中校团副的身份，偕同行于12月到达武汉。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董必武，副书记郭述申，组织部长钱瑛，给他们介绍了本省地下党的状况，让他们分别回原籍开展工作。第二年春，谭友林回到江陵县，因为身份暴露，不好开展工作而返回武汉。之后，他化装成朝阳大学的学生，同钱瑛同去沙市，也因身份暴露于当年夏天又返回武汉。这时，李克农告诉他，中共长江局决定派他到田家堰国民党要塞司令部警卫营，以中校团副的名义任营长，争取这个营，为保卫武汉做准备。谭友林到田家堰了解情况，然后返回武汉汇报，在八路军办事处遇到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当即指示说：“当前最要紧的是到抗日救亡最前线去，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现在，吴芝圃率领的青年学生和当地农民在豫东打游击，坚持半年多了，那里很需要懂军事的干部，你到那里去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根据中原战况指出：徐州失守以后，河南将迅速陷入敌手，我应准备向豫、皖、苏、鲁四省敌后发展。恰在这时，彭雪枫从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到武汉开会，见到了谭友林。彭雪枫向谭友林介绍了豫东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形势及在豫东地区创建新四军游击队的有利条件，也动员谭友林到豫东打游击。谭友林当即表示愿意到豫东去，并请报周恩来副主席和八路军叶剑英参谋长。不久，周恩来副主席找谭友林谈话，代表中央军委表示同意谭友林的请求，要他和彭雪枫一起动身，先到竹沟教导队，培训骨干，尔后到豫皖苏边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斗争。
1938年8月1日，谭友林等在竹沟举办第二期教导队，学员200余人，男生队两个，女生队一个，方中锋任队长，谭友林任党的总支部书记。
1938年9月，中共长江局指示河南省委，将领导重心移向豫东，创建豫皖苏边区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沟通联络。月底，竹沟教导队学员连同彭雪枫从太原带来的两个班，共273人，成立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彭雪枫、张震、谭友林率领下从河南确山竹沟出发，抵达西华县杜岗，与吴芝圃领导的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和萧望东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先遣大队会师。3支游击队会合后达1000余人，仍以新四军游击支队名义，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谭友林任副主任兼组织科长，实现了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10月27日，新四军游击支队渡黄河东进，首战窦楼，毙日军骑兵林津少尉以下10余人，接着又全歼伪军胡强勋部200多人，震动很大，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不少地方民众武装纷纷投奔新四军游击支队。
当时，河南杞县有一支地方武装，下层官兵多是贫苦农民出身，对日军烧杀抢掠深恶痛绝，积极要求抗日救国。这支武装的首领李寿山，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区队长，是个绅士，吸食鸦片，对抗日不够坚定。为了争取这支地方武装，谭友林奉命带领五名干部去改编。谭友林等到李寿山部后，按照彭雪枫的叮嘱，深入到士兵中调查摸底，开展思想教育，启发他们的爱国热忱。该部有几个反动分子企图暗害谭友林，在爱国官兵的全力保护下，反动分子的阴谋未能得逞。经积极争取，1939年元月，谭友林等将李寿山部从杞县带到安徽亳县，与新四军游击支队2大队合编为游击支队第2团，由滕海清任团长，谭友林任政治委员。不久，第2团奉命进驻萧县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中共萧县县委向谭友林反映，该县附近驻扎一支部队，为首的叫张正福，表面上挂着抗日招牌，实际上亲日反共，欺压百姓，鱼肉乡民，要求将其收编。谭友林立即派人对张正福部进行侦察，并主持召开团党委会研究了收编方案。依据收编方案，谭友林在驻地东仁台召开联欢会，邀请张正福部参加。3月15日下午，张正福带领所部300余人前来参加联欢，双方在会上都讲了话。在调整部署准备架枪合照时，一个广东籍参谋下令部队架枪，被张部误听为缴枪，顿时秩序大乱，张正福露出反动面目，指使部属开枪打死了谭友林的警卫员。谭友林临危不乱，当机立断，指挥部队抢过张部摆在会场上的十几挺机枪进行还击。这时，谭友林高举手枪，跳下高台，向张部高喊：“放下武器的不杀，谁敢顽抗，死在眼前！”张部匪众畏于被歼，大部举手投降，一部企图逃跑者也被缴械。这一仗共缴获轻机枪13挺，步枪200多支，驳壳枪50多支，迫击炮两门，游击队的装备得到了很大改善。
1939年春，豫皖苏地区发生了严重灾荒，游击支队供应困难，粮食成了大问题，每天以红薯、红薯干、高粱掺野草充饥都没有保障。滕海清、谭友林带领部队克服困难，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并大力开展为驻地群众挑水、修屋、修渠、治病等助民活动，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游击支队被称赞是天下文明第一军。夏天已经到来，战士们身上仍然穿着破烂不堪的棉袄，无法更换。一天，部队抓到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准备枪毙，谭友林见他们都是有钱人，便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能按期为我们团每人做一套单衣，可以免你们一死。几个汉奸为了保命，满口答应，在期限之内送来了军衣，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
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主力部队及所属地方武装达1.2万余人。这时，新四军军长叶挺从江南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彭雪枫派谭友林去向叶军长汇报工作，并想争取一个新四军的正式番号。谭友林接受任务后，带了一个警卫班，从蒙城出发，避开国民党部队，于第三天下午到达庐江东汤池，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见到了早已慕名的铁军团长、北伐名将叶挺。他向叶军长汇报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开展敌后游击活动的情况后，叶军长肯定了他们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和在军队建设上打下的根基，接着讲了游击支队活动地区所处战略位置的重要，鼓励他们要继续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当即决定将新四军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叶军长要谭友林回去转告彭雪枫，一定要抓好部队建设，使游击队逐步成为一支正规的人民军队。临别时，叶军长说，江北指挥部弄到几万发子弹和一批武器，请彭雪枫同志派一支部队来领取。叶军长还取出一张照片，一个装文件的皮包，一枚新四军的纪念章和一支左轮手枪，送给了谭友林。谭友林回到游击支队司令部，将会见叶挺军长的情形向彭雪枫作了汇报，游击支队立即派出一个加强连到江北指挥部领取武器弹药。1939年11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就在这时，刘少奇、徐海东、刘瑞龙等领导人来到第6支队驻地涡阳北新兴集，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建立抗日政权的指示，检查了第6支队的工作，接见了支队团以上干部，对第6支队的活动和豫皖苏边区地方党的工作表示满意。临走时，谭友林送给刘少奇一件皮袍作纪念。刘少奇拿出从延安带来的一件皮夹克，披在谭友林身上，作为回赠，并鼓励他多杀敌立功。刘少奇走后，新四军第6支队很快在水城、夏邑、萧县、亳县、宿县等地建立了抗日政权。在斗争中部队很快发展到三个团四个总队，谭友林升任第3总队总队长兼政治委员。
12月中旬，日伪军步骑1000余人，分三路向萧、宿、永地区“扫荡”，先后占领永城东北的刘河和萧县的李石林等地。新四军第6支队第1总队总队长鲁雨亭、政委孔石泉，第3总队总队长兼政委谭友林，带领部队对“扫荡”之敌进行英勇还击。敌人在王楼被击败后，连夜调集人马，兵分四路进攻萧县，谭友林率部奋力抗击，给疯狂的敌人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胜利的消息传开，群众士气大振，极好地扩大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影响。后来，彭雪枫在给谭友林的信中写道：“这一胜利，显示出你们已经走上了‘铁军’的道路，并且正在向前迈进着，实际战斗的胜利，是你们对整军、建军工作努力所获得成果的良好证明。”
1940年6月1日，新四军第6支队集合于新兴集，举行五卅纪念大会，日伪军调集千余兵力，汽车20余辆，分四路向新兴集袭击，企图歼灭第6支队主力。彭雪枫、吴芝圃、张震等指挥部队迎击敌人。谭友林带领第3总队配合第1总队一部及特务团、宿县独立团，迅速抢占有利地形，阻击进攻的敌军。终因敌军来势凶猛，新兴集一度被敌占领，但第6支队抓住战机，指挥部队放过敌坦克，集中优势兵力，杀伤敌步兵，将敌击溃，新兴集失而复得。
不久，新四军第6支队奉八路军总部命令，与八路军344旅（缺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辖第4、第5、第6旅及教导团，共8个团1.7万余人，谭友林出任第6旅旅长。12月，谭友林被选为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出发去延安。途中，恰遇皖南事变发生，日、伪、顽增设关卡，严密盘查，谭友林、郭述申、戴季英等一行白天休息，夜里绕道行军，避开了道道关卡。
1941年4月，谭友林到达延安。这时，中共中央决定七大延期召开。根据朱德总司令的指示，从敌后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组成军事高干队，由杨勇任队长，谭友林任党支部书记，一面学习，一面等候会议召开。在日、伪、顽实行经济封锁的艰苦条件下，他们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军事、政治，学习毛泽东的著作。1942年2月，高干队编入中共中央党校，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直到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经过三年多学习，谭友林的军事理论水平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及政策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这对于他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一名高级指挥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谭友林和邓颖超编在一个党支部。邓颖超为人谦虚，和蔼可亲，像大姐姐一样对谭友林关怀备至。当邓大姐得知他和羡汝芳（现改名鲁方）结婚时，主动把自己的窑洞让给他们用。
羡汝芳的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徐冰是亲戚。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羡汝芳和父亲常去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的感召教育下，他们父女到延安参加了革命。
周恩来听说谭友林和羡汝芳结婚，就和邓颖超商量，想要送件结婚礼物。当时延安生活困难，物资匮乏，没有什么可称心的礼物，他们找出一块二尺见方的红布，为新婚夫妇题写了贺词：
谭友林、羡汝芳新婚之禧
同心同德 互敬互爱
周恩来 邓颖超
1944年3月
这件普普通通但却十分珍贵的礼物，谭友林一直珍藏到今天。
1945年8月，日本帝国政府及其侵略军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下山摘桃子，派遣大批特务到东北，在东北收编和加委合江、牡丹江一带的土匪武装。中国共产党预见到在东北将有一场国共两党两军的争夺，立即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一批干部进入东北。谭友林是奉调到东北的一员。他到东北后由陈云分配到松江军区哈北分区任司令员。不久，哈北军分区与359旅合并，谭友林任该旅副旅长。
1946年上半年，谭友林奉命率领359旅到合江、牡丹江一带剿匪。首战鸡西、东安，将5000名土匪赶出盘踞的地区，继而追歼股匪于宝清、七星泡、双鸭山等地，粉碎了匪众“会师哈尔滨”的迷梦。但是，牡丹江一带谢文东、李华堂（外号座山雕）、张黑子、车力行、孙云力等土匪头子，率领千名土匪骨干，分成几十股，钻进依兰、勃利、林口、刁翎、萝北等深山老林，招兵买马，发展势力，对群众奸淫掳掠，群众恨之入骨。为了尽快歼灭这些股匪，保护民生，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任指挥，谭友林任副指挥。他们在佳木斯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针对土匪活动规律和特点，采取钉子、锥子和楔子等战术进行围剿。会后将依兰独立团的两个营调进山，把深山老林的东北部划为六个编号，每个编号又选定若干点，派小部队楔进去，驻扎下来；然后再由8团3营的三把锥子分路插进去，重点搞谢文东。这样-来，就断绝了土匪的粮草，逼得土匪疲于奔命，没吃没穿，只好杀马充饥，士气低落，战斗力丧失殆尽。一天，谭友林根据一个投诚匪徒提供的情况，对谢文东股匪的行踪进行分析判断之后，当日下午即带领两个连直奔四道洞子，准备搜山，战士们突然捉到一个污头垢面的土匪，经审问是谢文东派出的侦察人员。与此同时，指挥部派出的侦察员也报告在山边发现股匪。谭友林立刻率领两个连包围上去，一举歼灭了这股土匪，俘虏了200余名匪徒。谢文东带着儿子和马夫乘机溜掉了。剿匪部队找到一个采蘑菇的老人，在老人带领下，8团5连于当天夜里便把谢文东捉到抬回驻地。
原来，8团5连根据采蘑菇老人提供的线索，在四道河子二里处发现土地庙旁有一股青烟，便悄悄包围上去，只见庙前跪着一个大胖子，正在磕头作揖，乞求神灵保佑，旁边两个家伙，正用茶缸烧饭，战士们大喝一声：“什么人？举起手来！”大胖子等三人慌忙举手投降。
谭友林拿出照片一对，正是“三朝元老”谢文东。他十分高兴，就让战士押进屋进行审讯。谢文东吓得浑身发抖，像筛糠似地磕头求饶：“司令饶命，只要不杀，我帮你们喂猪都行。”谭友林严厉地说：“杀不杀，要由群众决定，现在必须老实交代你犯的罪行，耍滑头对你没有好处。”谢文东只好乖乖地交代他犯下的罪恶。由于谢文东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后来押到勃利县宣判后枪决了。
杀了谢文东，其余匪徒胆战心惊，纷纷投诚自首。贺晋年、谭友林带领部队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战，不到半月，歼土匪200余名。接着，又先后捉住了匪徒车力行、张黑子、孙云久等七人。李华堂听说谢文东被擒，牛皮吹得很凶，扬言：谢文东是豆腐，我李华堂是金刚钻，共产党要捉住我，比登天还难。不久，359旅8团参谋长郭海卿率领一支部队，在刁翎附近捉住了李华堂。359旅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很快掀起了一个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巩固了后方的治安，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1946年，359旅开赴前线与国民党军作战，谭友林调任合江1分区司令员。1947年7月，又调任独立2师政治委员。以后又调任12纵队34师政治委员，49军145师政治委员。
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辽沈战役打响了。攻克锦州后，温玉成、谭友林正率部同兄弟部队围攻长春。城内国民党守军突围无望，宣布起义、投诚，长春解放。蒋介石急令廖耀湘兵团挺进锦州，又令52军抢占营口，企图掩护其残部逃跑。人民解放军攻锦部队奉命挥师北上，与此同时又以两个纵队南下，将逃敌后路切断。在师长温玉成不在位的情况下，谭友林奉命带领部队配合兄弟部队阻止敌人南逃。廖耀湘兵团在途中遭打击之后，准备向营口逃跑。谭友林指挥部队英勇杀敌，浴血奋战，击败敌人两个师。敌人误以为该师是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不敢久战，狼狈东逃。谭友林又与兄弟部队相配合，对逃敌展开围歼，胜利解放沈阳。
辽沈战役结束后，华北国民党军10余万人龟缩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五个地区。中央军委调动100万军队，速将华北国民党军分割包围，阻其逃跑。
1949年1月14日，温玉成、谭友林率所部参加了对天津的总攻战斗，激战29个小时，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解放天津。温玉成、谭友林师在攻城战斗中打退敌人两次反冲锋，与敌展开巷战，歼敌数千。
1949年元月，谭友林升任人民解放军第39军副军长，率部攻打广西柳州等地。1950年夏，刘震、吴信泉、谭友林等奉命率领第39军赴沈阳、营口、海城驻防，保卫东北。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战火烧到我国东北。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击美国侵略者。吴信泉、徐斌洲、谭友林等奉命率39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前线。
10月25日，当西线之敌进至朝鲜云山、博川、温井、熙川、楚山等地，东线之敌进至真兴里等地，中朝人民军队发起了第一次战役。26日，39军挺进云山鹰峰洞地区，阻击李伪军第1师北进，以保证友军围歼温井之敌。第二天，39军先头部队，在云山西北鹰峰洞与李伪军第一师12联队遭遇，立即展开从三面拦击该敌，迟滞该敌前进。10月31日，美军骑1师第8联队增援云山。吴信泉、徐斌洲、谭友林等指挥39军，兵分六路，发起攻击，援敌遭突然、猛烈打击溃不成军，被堵截在一条两公里长的山谷里遭全歼。此战，歼灭号称王牌军的美军骑1师第8联队及李伪军第1师12联队共2046人。彭德怀司令员对这次战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这一仗使友军得到了收容整顿的时间，使志愿军在朝鲜站稳了脚跟，取得了经验，扩大了正义战争的影响，增强了部队的必胜信心。
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不甘心失败，随后又集中美军七个师，英军一个旅，土耳其一个旅，李伪军七个师，共20余万人，在其优势空军、炮兵、坦克的支援下，再次北犯。中朝人民军队于11月25日发起第二次战役。在此前一天，吴信泉、谭友林、李雪三等率领39军占领云山、石仓洞、鹰峰洞一带，阻击自宁边、球场方向北犯之敌。26日黄昏，以一个师的兵力迅速通过九龙江，进攻九洞美军之25师，歼其一部，占领九洞。当天又以一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九洞以南进攻，截断了敌人的退路，并且截住了驻柴山洞之敌1000余人，逼敌一个连投诚。与此同时，39军再次以一个师的兵力向栓林洞、龙头洞前进，按预定时间占领了两地，歼敌一部。26日夜里，朝鲜人民军在德川、球场等地击败了李伪军第2军团主力和美军第2师。至此，敌军心动摇，不敢再战，中朝人民军队抓住战机，乘胜追击，解放平壤，控制了大同江沿岸。
在第二次战役中，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歼灭性打击后，被迫撤离三八线，依托临津江等地有利地形及原有工事，凭江设防，伺机反攻。中朝人民军队为了打乱敌人的计划，于12月31日发起第三次战役。当夜，39军突破临津江，向敌纵深穿插、分割。在志愿军强大攻势下，敌人的反攻计划破产，防线土崩瓦解，于1951年1月2日开始全线撤退。谭友林率39军先遣师勇猛追击，长驱直入，直插李承晚的伪首府，解放汉城，进占水原，同朝鲜人民军一起收复了37度线以北广大地区。
1月27日，美军并纠集仆从军，又一次发动全线进攻，企图将志愿军赶到三八线以北，以挽救失败的局面，缓和内部矛盾。39军抽出一个师的兵力，配合朝鲜人民军，围攻李伪军第8师和美军第2师。中朝人民军队并肩作战，旗开得胜，取得俘敌3000余名的辉煌战果。2月12日，39军又派出两个师的兵力围歼砥平里美军第2师，歼其一部。此后，谭友林等指挥39军在洪川、春川、华川地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防御作战，彻底粉碎了美军骑兵1师等敌五个师的大举进攻。
1951年6月，谭友林从朝鲜返回北京，奉命到东北军区公安部队任副司令员。第二年3月，升任东北公安部队司令员。此时，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战场上的失败，经常派飞机侵入我国东北领空进行骚扰。谭友林组织公安部队守卫国土，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工厂和重要军事目标。他还派出部队，控制东北铁路线，给朝鲜前线押送物资，并从朝鲜前线往祖国运送伤病员。
1952年9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空投特务李军黄向吉林省安图县一个派出所自首，供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间谍机关，于当年7月14日，向吉林省安图县老岭山区空投代号为“文队”的间谍人员。谭友林立即派出部队，配合东北公安局，迅速赶到老岭山区搜捕，不久将“文队”间谍人员全部捉获。谭友林等又利用“文队”的间谍向其间谍机关发报，诱使美籍间谍唐奈、费克图和栾衡山、王维藩两股间谍人员空投，全部落网。
由于谭友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坚定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历经上百次战斗，战功卓著，他荣膺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的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5年，谭友林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7年夏，谭友林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深造，历时三年半。毕业后调工程兵任副司令员兼特种兵7169部队司令员。谭友林在工程兵任职六年，为工程兵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呕心沥血。他非常重视军事训练，重视培养工程兵顽强的战斗作风。在军队建设遭受“左”倾干扰、全军开展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宣扬林彪“突出政治”的年代里，他带头抓工程建设，抓质量保障，圆满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为我国尖端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他还与杨勇、万里等组成领导小组，指挥和修建了北京地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一伙诬蔑谭友林是贺龙埋在工程兵的定时炸弹，指使其在工程兵的代理人，撤销了谭友林的职务，抄了他的家。又于1966年9月13日召开大会，对他进行批判，然后采取监护措施，将他进行非法关押。林彪一伙还伪造了一封贺龙亲笔写给蒋介石的密信，以此来诬陷贺龙。他们硬逼着谭友林证实这信就是贺龙写的。在此大是大非面前，谭友林义正词严，据理驳斥，寸步不让。他指出：贺龙把蒋介石派来游说的熊贡卿都杀了，密信无从谈起。诱逼未达到目的，林彪在工程兵的追随者又采取车轮战术，连续对谭友林刑讯逼供。
1969年10月，在林彪发出“一号通令”前几小时，谭友林被武装押出北京，秘密遣送河南伊川某农场，并且切断了他同家人的联系。1971年2月28日，又把他从伊川押解到徐州，投入一所私设的监狱里，派一个武装班看管。林彪在工程兵的追随者还派人到石家庄，欺骗谭友林的家人说：“谭友林被中央调走了，到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和他没有联系了，你们以后不要再找工程兵了。”谭友林在私设的监狱里，经受了种种折磨，身患重病，体质越来越弱。
1972年，受林彪和“四人帮”迫害返京不久的王震，得知谭友林在监禁中沉疴在身的消息后，义愤填膺，拄着拐杖，避开“四人帮”的耳目，把谭友林爱人鲁方写的申诉信亲手交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秘书，打电话通知工程兵，允许谭友林同家人见面。接着周总理又亲笔批示：同意谭友林同志回京治病，可以和家人团圆。可是专案组篡改和歪曲周总理的指示，向谭友林宣布：批准你回去治病，但没有解除对你的监护，不准外出。1974年，中共中央发出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后，谭友林仍迟迟得不到平反。
1975年，谭友林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中央军委分配他到新疆军区任副司令员，同时他被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新疆军区，他协助军区司令员杨勇抓边防建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走遍了天山南北，亲自勘察定点了许多重要战备工程，精心组织施工，先后修建了南疆铁路、“独库”公路和许多重要战备工程。他还努力抓了新疆的边防建设。在工作中，他不怕吃苦，兢兢业业，勇于创新，忘我地工作，使新疆的边防建设较过去有了很大的进展。
谭友林和杨勇等军区领导人，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采取“能拖则拖，能抗则抗”的策略进行抵制。在“四人帮”强行推广上海“民兵指挥部”的“新鲜经验”时，杨勇在军区党委会上提出要抵制这个东西，谭友林表示支持杨勇的正确意见，致使这个“新鲜经验”在新疆没有立足之地。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四人帮”违背党心民愿，通令全国各地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谭友林积极支持军区党委在军区机关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向人民的好总理寄托了无限的哀思。
1977年1月，打倒“四人帮”后，谭友林才得到彻底平反。
1980年1月，谭友林被任命为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乌鲁木齐军区委员会书记。8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军区领导岗位上，谭友林坚持在全区部队中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抓住共产主义思想这个核心，解决“有理想”的教育问题。他深入部队，大抓“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先进典型，积极宣扬了“喀喇昆仑钢铁哨卡”、“喀喇昆仑山模范驾驶员”谭小明、坚持边防20年如一日的某边防团副团长张敬一、以冰峰哨卡为家的战士买托乎提等先进单位和个人。1982年9月，谭友林和司令员萧全夫在《新疆日报》、《战胜报》发表了《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搞好军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章；在军区部队提倡的“三爱”（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边疆）教育，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以后又在《后勤学术》杂志上撰文，提出要抓紧抓好边防地区后勤政治思想工作。
谭友林在新疆工作多年，深知民族团结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斗争中的重要性，十分重视民族团结和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从1983年以后，胡耀邦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视察新疆就民族团结问题发表了多次讲话，他更是身体力行，在组织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领会的基础上，还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积极支援地方的重点工程建设，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和输送建设人才。他还组织部队种树种草，绿化新疆，改变新疆的自然面貌。1983年10月19日，他就民族团结问题，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让民族团结之花永远盛开》的文章，同月中央军委任命谭友林为兰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兰州军区党委书记。到职后，他和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一起，集中精力抓了机关整党工作，解决了军区多年来遗留的一些问题，为端正党风，实现党风根本好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还努力抓了机关部队的基层政治思想工作，宣扬了84819部队“面向基层勇于创新的政治处”的经验和先进事迹，及时调整配备了军师两级领导班子，把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他到职一年多，为兰州军区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谭友林作风正派，服从组织，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工作中有了成绩，他总是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从不争功。工作中出了失误，他主动承担责任，严格检查自己，从不诿过。他爱护干部，关心干部。他在乌鲁木齐军区工作时，跟党委“一班人”密切团结，因此各项工作都很出色。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各总部的首长，评价乌鲁木齐军区党委是一个团结的班子，工作的班子。他使用干部总是秉公办事，坚持常委集体决定，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他深受指战员的爱戴。
中共十二大以后，中央决定进一步树立干部能上能下的新风气，逐步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这是一项重大战略性决策。谭友林完全拥护和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1985年9月，在十二届四中全会上，他和一批老同志向中共中央恳切地请求不再担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得到了全会的批准。在这次全会上，他被增选为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5年底，谭友林从兰州军区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转到二线工作，继续为党的事业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部队精简整编时，他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保留人才的五条办法。新的军区领导人上任后，他诚心诚意向他们介绍情况，做好传帮带。
1987年10月，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谭友林再次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8月1日，中央军委授予谭友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从一线转到二线，谭友林认为，这对他的革命历程来说，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转折，而决不是它的终结。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一如既往，为正在进行的伟大改革的成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献出自己晚年的光和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