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新闻，这是因为她英勇抵抗（日本侵略），因为她克服了面临的巨大困难。只有伟大的人民才能做到这样。他们（中国人民）不仅是伟大过去的继承者，而且对他们的未来也建立了发言权。
几十年来，我一直想从中国领导人和其他政治家的言论中寻找有关印度的话，那真是凤毛麟角，好像印度对中国领袖们来说，就像金星那么遥远。唯一的例外是孙中山。可是，我发现光是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一本书中所提到中国的地方，就比孙中山毕生言论中提到印度还多。《印度的发现》是1944年尼赫鲁在监牢里写的。那时他还没有执政，但印度独立的现实已经涌现（因为英国已经承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让印度独立），尼赫鲁成为独立印度最高领导人的可能性也已经明显（因为“圣雄”甘地早已声明他不愿意担任政府职责，也公开说，尼赫鲁是领导印度共和国的最理想领袖）。尼赫鲁写《印度的发现》和蒋介石写《中国的命运》以及毛泽东写《论联合政府》的目的很相似，一方面阐述他自己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勾出他对印度发展前途的预见。可是，尼赫鲁所写的580页阐述印度问题的书中，总共有100多次谈到“China”和“Chinese”，不可谓不多矣。更重要的是：书中洋溢着对中国的敬仰与感情。尼赫鲁说：“虽然我看到变迁大踏步地走来，却总是怀念着印度与中国文明非凡的持续与应变的能力，并且（看到它们）能在漫长的年月和无数变更与危机中成功地保存了自己的身分”。“历史显示，印度和中国（比希腊）有更坚强的基础和坚持能力。虽然它们被摧残得摇摇欲坠、一落千丈、前程渺茫，但终究坚持下来了。古希腊那么光辉灿烂，却只有短暂的生命……”他说，中国有伟大的文明，中国发展超过欧洲，历史上中国人明显地“比欧洲任何民族更文明”。尼赫鲁认为：抗战时期，中国长期坚决抵抗的精神可佩。
那不但是因为中国地方大，而且“要有决心抵抗才能维持地方大的优势，才不会崩溃、投降。”1945年，尼赫鲁以名誉主席的身份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主持“中印学会”第五次年会时说：“我认为很显然印度和中国在将来很有必要互相靠拢。当然这也是必然地会继续古代的友好情结，但却超越了它的。我们客观地分析世界局势的发展，印度、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团结起来、共同发展，不但发展文化交往，而且通过商业、贸易共同发展经济。否则，它们就无法有效地抵制所谓的西方强国的侵略……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和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印度应该相互靠拢。它们之间的和睦与友谊不但对它们本身有利而且会有利于广大的世界。”1947年3月23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关系会议”（一度叫做“泛亚会议”）的开幕式上，尼赫鲁说：“中国这个有强大过去的强大国家，我们的邻国，是多年来我们的朋友，这一友谊还会持续与增长。”他又说，中国是“对亚洲给予了极大好处的伟大国家，人们对她的期望也特别巨大”。尼赫鲁认为中国对亚洲（包括印度）给予了极大的好处，又说对中国有巨大的期望是负责任的言论，应该当作印度对华政策的基础。当然，这一基础还得适应日益变迁的深刻遭受外来影响而变更的印度内在发展。更具体地说，尼赫鲁对伟大中国的感觉在中印边界纠纷与冲突中是受到损伤的，这也不是印度或尼赫鲁能够制止而不发生的。因此，尼赫鲁政治化合物这第二因素损伤的就是它的第三因素，即尼赫鲁心目中掌握的印度切身利益。
现在转到这第三大元素上来――尼赫鲁作为印度共和国的首任总理必须具有务实精神，紧抓印度切身利益。在这一点上，尼赫鲁在印度评论者眼中也有失职之嫌。谴责尼赫鲁的著述从未间断，一直至今。请看下面这段印度人最近的评论：
整整12年尼赫鲁不断得到警告，指出他的政策错误，人们批评他的失误，而他却再三强调他所采取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恰当的。他对中国、对西藏的措施一错再错，他继续宣称能够应付来自边境的挑战。他所有的弱点都在被中国战败中暴露无遗。
印度著名报人曼克卡尔（D.R.Mankekar）于1968年出版了《1962的罪人》（The Guilty Men of 1962），把印度1962年的“灾难”归罪于尼赫鲁、梅农和国会中反对尼赫鲁政策的政客。曼克卡尔对尼赫鲁的批评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分析了尼赫鲁对所谓的“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的决定应负的责任，以及他在1962年10月13日在德里机场对记者谈话时所说的要把中国军队“赶出国境”的意思。
中国学者认为尼赫鲁是中印交恶的罪魁，主要有三大原因：①尼赫鲁在中印边界谈判中态度过于强硬，使谈判无法继续；②他在边境上推行“前进政策”，蚕食中国领土；③他公开宣布要用武力把中国军队“赶出”争议地区。
前面已经提到赵蔚文和戴超武的分析，正是针对这三点。虽然中国学者也承认尼赫鲁有过亲华的思想感情，但认为他更多地受到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反华的影响，屈从国内右派与鹰派的主张，错误地估计中国由于内部动乱与自然灾害而没有与印度大战的能力，因而犯了这三大错误。我认为，这种分析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比较片面，对尼赫鲁的要求过于苛刻。我清楚地记得，1964年尼赫鲁逝世时，新德里国家档案馆副馆长罗易（S. Roy）和我私下谈话的分析。他说：“尼赫鲁缺乏独断独行的能力也因而落得悲惨的下场。”他的意思是：尼赫鲁是对他周围的主张对中国强硬的言论妥协而没有坚持自己改造世界的革命信念。我很同意他的话，但是也觉得：①尼赫鲁生来就是既有理想又靠妥协来出头的，要他独断独行是办不到的；②尼赫鲁的理想过于超前，无法在他自己的政治世界实现。
尼赫鲁对中国产生好感的过程中，西藏问题并没有浮现，他所憧憬的是2000年来取经和尚与商人往来不绝的两大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制定中印友好政策时也并没有看到西藏问题可能产生的障碍。其实，西藏在英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中所占的地位和蒙古在沙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中所占地位相似。对中国来说，历史上蒙古和西藏归入中国版图不是中国从中原地带向外扩张、征服的结果，而是有一个复杂的过程，简言之是它们自己加入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来的。在20世纪中叶，苏联继承了沙俄，印度共和国继承了大英帝国的“印度王国”（British Raj），可是蒙古和西藏的归宿却截然不同。外蒙古被苏联的强力割出中国版图，西藏仍留在中国版图内，还变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央政府有效统治的组成部分，这样大的区别对国际上的影响非同小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恐怕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在1950年解放军进驻西藏以后，印度舆论激动不堪。尼赫鲁却是印度政要中唯一保持冷静，花了大力气使它没有成为中印关系的主要疙瘩的。如果当时尼赫鲁和中国解放西藏的进程对着干，那就会闹大了。当然，尼赫鲁从心底里是同情西藏独立自主的，只是没有公开说出而已。正因为他心底的同情，又加上印度标榜“不结盟”，所以他对美蒋特务利用印度领土支持西藏叛乱的活动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从总的来说，尼赫鲁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对中国有利的。情报局长马利克的书中透露，1956年达赖喇嘛到印度参加佛陀诞生/成道/涅？2500周年庆祝活动，住了两个月以后不愿回西藏去了。尼赫鲁一方面要马利克通过达赖的哥哥劝他回去，另一方面又应允去和周恩来商谈不要使西藏的气氛太紧张。马利克本人是反华、反共的，他在书中极力主张印度积极支持西藏独立，也反映出尼赫鲁是顶着强大的反对势力而争取印度中立的。
关于尼赫鲁在边界谈判中的强硬态度，许多退休的印度官员都提出批评，特别认为尼赫鲁在西段不让步是没有可靠的历史依据的。但是，应该看到，他在谈判的过程中处于背腹受敌的状况――一方面中国谴责他态度强硬，另一方面国内各种势力（包括党政内部）都谴责他态度软弱。正像罗易对我说的，尼赫鲁“缺乏独断独行的能力”。他被夹在两个强大反对势力之间，他如果不表示“强硬”就无法当这个印度总理了。我们用整体的观念来看，就能对他有所体谅。
自从英国记者麦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于1970年出版《印度的中国之战》（India's ChinaWar）一书把中印交恶的主因归罪于印度政府的“前进政策”以后，中国学者就紧紧抓住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曼克卡尔在《1962的罪人》书中，探讨了“前进政策”的来龙去脉，认为这是尼赫鲁决定加强边防所引起的，而加强边防最主要的决定却是新成立第四兵团，由后勤部长考尔（B.M.Kaul）中将指挥。他是尼赫鲁的亲信，经常越级向尼赫鲁请示。这位考尔的政治生涯被中印边境战争毁灭以后，于1967年发表了为自己辩护的言论，书名《没人知道的事》（UntoldStory），等于为自己开脱，把1962年印度战败的责任都推到尼赫鲁身上。他引了公元前印度著名历史人物詹纳克雅（Chanakya）的话说：“一个不能预料到敌人动向的国王却抱怨遭（敌）人暗害就应该被推翻。”客观的曼克卡尔既不赞同考尔推卸责任的态度（他说，人们称考尔为“将军中的政客”或“政客中的将军”），他也不同意把“前进政策”的责任完全推到考尔身上，反映出当时印度决策情况的混乱，不能把一切都归罪于尼赫鲁。曼克卡尔还透露，考尔接到命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赶走，感到无法执行，他向尼赫鲁请示，最后于1962年10月11日在尼赫鲁办公室（国防部长梅农也在场）决定不急忙行动。两天后尼赫鲁在德里机场被记者包围却说出已经下令把塔格拉山脊的中国军队赶走。记者问他有没有时间表，尼赫鲁说：“我不能决定时间。那完全是军队应该决定的。”可是经过记者报导，尼赫鲁这番话就变成“对中国宣战”了。实际上，当时无论是政府与军队的决策者，或是秘密情报，都不认为中国会发动大规模“反击战”的。换句话说，当时尼赫鲁也不过是虚张声势，不料中国方面却动了真格。
我们把尼赫鲁的政治灵魂这三大元素弄清以后，对为什么尼赫鲁没有变成毛泽东的“新相知”，对中印关系由甜转酸，对尼赫鲁应不应该承担各方面加到他头上的罪名也许可以有个客观的认识了。
三、结尾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没有回答为什么毛泽东那段对尼赫鲁的“悲莫悲兮”与“乐莫乐兮”的临别赠言历史佳话在个人的心中埋藏了40年才被发掘。那天的晚餐没有其他中国领导人参加（大概是毛泽东有意让它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因此政府内部也没有人谈起。也不知道政府档案中有无记载（本书中国领导人论述印度的部分中，有此段话，但未明确是在什么场合讲的――编者注），幸亏有印度朋友白春晖在场（充当尼赫鲁的翻译）。凡是见过白春晖的人都佩服他那一口既流利又标准的中国语。他曾经留学北京大学，当过黎锦熙、冯友兰、吴晓铃等著名教授的学生，他的中国国学基础扎实，这“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屈原诗句在他那印度头脑记忆中安然无恙地储藏起来，40年后，他竟能一字不错地背出，真了不起。不然的话，这段中印关系史的佳话就会失传了。他对增进中印了解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段佳话被发掘出来，说明今后中印之间增进了解有着光明前景。
孔夫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我们从今天的“入位认识”（以今天的环境观进入历史人物的环境）来看，孔子这话正是对中印关系从毛泽东和尼赫鲁1954年的“青山云雨”、“吴洲见月”式的推心置腹到1962年两国之间的反颜为仇、刀兵相见的社会学的深层分析。孔子“性相近也”所强调的是不同的个人、集体、国家、文明都会自然而然地互相吸引、互相靠拢、产生感情，毛泽东那与尼赫鲁的“生别离”和“新相知”的依依惜别正是这一社会规律的表现。可惜的是，社会生活中还有另外一种规律，那就是利益的冲突会扭曲人的善良本性，使兄弟反目，朋友成仇，这就是孔子“习相远也”的写照。尼赫鲁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对孔夫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有某种先见之明。他在1938年4月10日写给谭云山的信上说：“中国和印度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中对人生持有一定的理想。在今天的世界上，这些理想应该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有所适应。我相信我们两国会在世界和平、自由的大业中共同合作，但无论是幸运还是倒霉的时候，我们谁也不会为了寻求暂时的好处而把自己的灵魂抛弃。”尼赫鲁这儿说的“暂时的好处”指的正是上面谈到的利害冲突。这就是“文明冲突论”所走不出的人类活动的怪圈。其实人们之间常见的利害冲突并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往往是对真正的、长远的“自我利益”缺乏了解。尼赫鲁所说的“把自己的灵魂抛弃”，正是批评这种缺乏自知之明。只可惜他自己也犯了这样的错误。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尼赫鲁和毛泽东都不例外。我认为尼赫鲁这位现代政治家思想见识之丰富、所处环境之复杂是举世罕见的。他对增进中印关系之用心良苦、以及他所受到的批评与误解又是不胜枚举，国内人们不同情他，中国又不体谅他的苦衷，这也是极不公平的。当然，我们不仅应该为尼赫鲁讨还公道，更重要的是从这段历史中找出教训，不蹈覆辙。时过境迁，在新的时代，应该把孔子的话改成“性相近也，习相近也”，换句话说，我们越努力就会使中印之间越接近、越了解、越团结、越合作、越能知己知彼与将心比心。
作者简介见作者前文。
尼赫鲁――印度现代化大业的奠基人
林承节
一
1947年印度独立后，摆在执政党面前的最根本的任务是规划并开始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把印度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逐步建设成繁荣富强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是个系统工程和全新的事业。印度起点低，国情复杂，更增加了完成这一宏伟大业的艰巨性。实现现代化不仅需要国家领导人意志坚定，信心决心大，而且要求他们能够洞察世界发展潮流，善于结合本国国情，确定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还要求他们有能力随时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能够对已经实行的体制、战略和政策进行及时的全面审视和必要的调整。印度有幸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位杰出的政治家作为国家领导人。尼赫鲁自印度独立之日起一直担任总理，直到去世，总共17年。在这段时期，他带领国大党不仅为印度规划了全面开展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而且领导人民，排除万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雄劲有力的步伐，取得了辉煌的阶段性成果。称尼赫鲁为印度现代化大业的奠基人，他是当之无愧的。
他去世后，印度人民在他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建设，印度作为一个亚洲和世界大国正在崛起，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回头望去，我们不能不由衷钦佩地说，今日的发展是与尼赫鲁执政时根基打得坚实密切相关的。尼赫鲁规划的印度现代化道路总的说是符合印度国情的，与世界发展潮流一致，政府的实施措施也是坚决有力的。当然，设计图案并非完美无缺，更主要的是在落实图案的具体政策上出现了某些偏差，发生了某些失误，使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受到影响甚至某种损害。作为总理，尼赫鲁当然是负有责任的。不过，对于勇敢的拓荒者，我们不应苛求。因为无论设计蓝图还是把蓝图变成活生生的现实，都会遇到种种政治上的、物质上的困难和阻力。就主观因素说，再伟大的政治家在从事一项全新的事业时也不能避免认识上的局限性。
尼赫鲁和他的政府制定的印度现代化的道路可以归纳如下：采取联邦制和议会民主制的政体实现政治民主化；通过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实行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通过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实行制度改革和合作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通过实行宗教平等和消除教派内种姓和性别压迫实现社会世俗化。这几条战线齐头并进，经济现代化是中心，政治民主化是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保证，社会世俗化则是为了给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创造必需的社会稳定与和谐氛围。
二
印度独立后制定的宪法规定，印度采取联邦制和议会民主制的政治体制。这是尼赫鲁在制宪开始时向制宪会议提交的《宪法目标决议草案》中提出的建议。制宪会议由各界代表组成，国大党是核心和多数。建议得到制宪会议的一致赞成。
采取这样的体制不仅是对印度实际需要的回应，也寄托着尼赫鲁、国大党和制宪会议对独立后在印度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的期许。
印度采取联邦制是英国统治时期就酝酿了的，英国统治者的目的是要利用土邦势力牵制和破坏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尼赫鲁主张实行联邦制则是充分尊重印度文化多元和地区多样性的现实，希望给地方保留更大的施展活力的空间，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印度在英国统治下，政治版图上被分为两大部分：英属印度和印度土邦。土邦有500多个，形式上与英属印度平行，都直属英国国王。印度独立时，根据英国议会通过的《印度独立法》的规定，英王对印度土邦的最高统治权结束，土邦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由于印度的积极争取，绝大多数土邦加入了印度。
当吸引土邦加入时，印度政府允诺他们只交出国防、外交和交通三项权力，其他权力都保留给王公。土邦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与原英属印度各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要把原英属印度各省与新加入的500多土邦在行政上整合起来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实行联邦制。但尼赫鲁并不准备仅仅这样消极地去适应，他知道如果听任土邦制度长期保留，对全国经济发展，对实现政治民主和巩固国家统一，都是不利的。他和内务部长帕特尔采取了果断的措施，首先对分散的土邦进行大刀阔斧的合并，归并成几个土邦单位，然后通过宪法规定，把所有的省和归并后的土邦单位一律改变为邦，作为联邦制的宪政单位，各邦都要按宪法规定建立民选的邦政府。这一行动一举取消了土邦，使以政治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权建设得以在包括原土邦在内的全国同步进行，也保证了在实行经济现代化中全国步调的一致，使原土邦地区快步赶上。联邦制的目的是发挥地方的优势和积极性，但宪法划分的邦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与居民的语种分布很不一致，有的邦有多种语种，有的语种分散在不同的邦，这样，发挥地方特色和优势就有很大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6年又对全国邦的设置按照居民语种分布进行了一次大调整，也即建立语言邦，使每个邦有一个主要的语种，把它定为邦的官方语言，同一语种的地区能归并的尽量归并。建立语言邦原是国大党独立前就提出的主张，但当下面要求落实时，尼赫鲁从稳定全国局势考虑最初主张延后进行，在遭到强烈反对后，转而赞成改变。
宪法规定的印度联邦制是强中央的联邦制，中央保有较多的职权。这是为了在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同时，保证中央有足够的权力和资源，使全国能步调一致地向现代化方向前进。尽管是强中央，尼赫鲁在制定和实施全国发展计划时，还是充分注意倾听邦的意见，发挥邦在规划和实施本邦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例如，在实行国家经济发展的各个五年计划中，有各邦首席部长参加的全国发展委员会就是一个既从全局考虑，又反映各邦意见的重要决策机构，五年计划草案须经它通过和内阁批准才能提交议会立法。随着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许多邦随后都出现了较大的地方性政党，它们对发展本邦的特色更关心，考虑更多，它们中有的后来有了执政机会，对促进邦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在中央执政的全国性大党起不到的作用。
事实表明，联邦制对印度来说决不仅仅是一种体制。它有着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潜能，加强地方民主建设的强大功能，是印度实现民主政治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轮子。
宪法规定，印度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制度。议会民主制对尼赫鲁和国大党所有其他领导人来说，是最倾慕的政治制度，早在独立斗争时期就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是西方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对这种制度崇拜是很自然的。不仅如此，英国统治期间为了阻挡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在统治制度上逐步引进了议会民主制的某些形式，政党竞选已为他们所熟悉。独立后在选择政治体制时，他们自然毫无例外地都赞成议会民主制。英国统治时引进的只是外表，由于最高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都掌握在英国殖民统治者手里，议会民主制的形式不过是殖民专制统治的遮羞布和点缀品。
尼赫鲁和国大党要在印度建立真正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政治制度。尼赫鲁和制宪会议设计的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有自己的特色：第一，由于实行联邦制，议会民主制在联邦和邦两级实行。在联邦一级选举建立人民院，在邦一级选举建立邦立法院，都由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第二，印度实行的是英国式的内阁制（部长会议），但设立总统职位。行政实权操控在总理手里，部长会议实行集体负责制，失去议会信任时集体辞职。尼赫鲁认为这种制度突出政党集体负责比实行总统制更符合印度国情。第三，在实行议会民主制时，联邦人民院的选举采取一步到位的成人普选制，而不是间接选举，也就是由选民直接选出本选区的人民院议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选民充分感觉到其手中选票的沉重分量，让他们知道凭选票他们能决定哪个党在中央执政或下台，因而能更加提高他们的参政的积极性。尼赫鲁不是不知道，这样做意味着占人口多数的下层群众将掌握选票的大部分，最终决定选举的结果，但他仍然认为，这最能体现人民授权，最符合权力来自人民的原则。西方舆论认为印度民众多数是文盲，又不懂选举，成人普选是行不通的，有的媒体甚至嘲讽说，成人普选对印度来说是一种“政治奢侈”。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嘲笑才是政治无知。尼赫鲁执政时期进行了第一、第二、第三次人民院和邦立法院选举，三次都进行得热烈、顺利，男女选民像庆祝盛大节日一样热情洋溢地参加投票。三次人民院选举参选率分别为61.1%、62.2%、55.4%，选举结果国大党得到的选票占总选票的比例分别为45%、47.8%、44.7%，得到的席位占总席位的比例分别为74.4%、75.1%、73.1%。其他选票和席位分散在众多政党名下，其中印度共产党得到的选票和席位稍多。这与这一时期国大党享有崇高威望和印度的党派力量对比完全吻合，清楚地表明广大选民是有判断能力的。尼赫鲁在第一次大选后高兴地说：“这次选举充分证明了成人普选制的正确，坚定了我们对人民的信心。”
从亚非拉美许多国家的经历看，宣布实行议会民主制并不难，能坚持下来的不多，有些国家的议会民主制是被反动势力扼杀，有些则是被创始者自己放弃或加以扭曲。其重要教训之一是领导人不能自觉遵守民主原则的约束，也没有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使民主制在群众中生根。尼赫鲁不同，他以身作则，遵循民主程序，出席议会的会议，听取意见，接受咨询。每次大选，他都风尘仆仆奔走各地，参加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接触选民。以国大党当时的强大和威望的隆盛来说，他就是不奔走竞选，也不会有哪个党能胜过国大党，但他坚持这样做。正像他所说的，他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大党竞选，更重要的，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开展最广泛的群众政治动员，让人民都了解国大党建设新印度的蓝图和政策，能够团结起来为其实现而共同奋斗；他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普及政治民主的宣传，使人民能充分体会民主选举的意义，提高他们的参政意识，增强他们对国家大事的关心程度。尼赫鲁的所作所为，为国人树立了遵循民主原则的榜样，又把每次大选变成了普及民主制的讲堂，这就使议会民主制在印度的实行不但有良好的开局，而且能逐渐深入扎根。印度议会民主制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在亚非拉美国家中一枝独秀，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实现政治民主化方面，尼赫鲁也有缺点。一是对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中央权力有过分增长的倾向没有及时警觉，造成对邦的职权尊重不够，遇到出现中央――地方矛盾时，把它放在党内解决，削弱了联邦制下要尊重邦的合法权限的观念。第二，是对待第二次大选后出现的第一个由印共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没有做到一视同仁。印共邦政府建立后，国大党邦组织不能相容，就联合右翼势力一起进行颠覆活动。尼赫鲁没有制止，反而以解散邦议会，实行总统治理支持他们，把一个合法选举的政权推翻。对印共掌握邦政权不能接受，是他的阶级局限性的表现。此举对他的民主形象不能不说是一种玷污，也为后来的领导人在对待非本党邦政权方面破坏民主开了一个负面的先河。
三
印度是亚非殖民地中最早独立的国家，当开始规划经济现代化的道路时，在世界上只有两类可供借鉴的经济现代化道路，一条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一条是前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前者是为了追求利润和增长财富实行工业化，不惜对内压榨对外掠夺，后者是以实现社会公平为前提，在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或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尼赫鲁认为，两者都有可取和不可取之处。他要兼采两者之长，结合印度国情，找到一条适合印度的经济现代化道路。
殖民统治造成了印度经济的极端落后，70%左右的人口处在缺衣少食的状态。工业只有少数部门，农业还采取传统的耕种方法，生产率极其低下，年年缺粮。工业设备完全依赖进口，日用工业品大部分也不能自给。显然，印度要根本摆脱贫困落后，就必须实现工业化，使国民经济有很大的增长。但是尼赫鲁认为，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下层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也不能靠依赖外国获得增长。据此，他提出印度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应是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自力更生三者并重。他说，经济增长固然是当务之急，使下层人民从增长中得到实惠、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同样重要。不如此，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就会出现社会不稳，经济增长也会因群众没有购买力、市场狭小受到极大限制。至于强调自力更生，那是从印度受英国殖民统治多年盘剥中得到的痛苦教训。尼赫鲁强调，经济上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就会被外国随时扼住咽喉，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独立。把社会公平和自力更生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尼赫鲁的经济现代化设想的最重要的特点。
尼赫鲁不赞成取消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这不符合保障私有制的原则；他也不赞成完全的私有制，认为私人经营受利润驱动，会置国家目标于不顾，使贫富鸿沟更为加深。他主张在保留私有制的同时，大力发展公营成分，使之占领国民经济的制高点，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物质保证。对私营成分必须限制其消极面，使其在符合国家目标的轨道上发展。基于这种认识，政府决定，采取公营和私营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公营成分要占主导地位，允许私营成分发展，但要受到限制。落实这一指导思想的两个重要文件是：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在1948年《工业政策决议》的基础上修订）和1951年《工业（发展和管理）法》。前者把工矿业分成三大类，规定重工业原则上由公营成分经营，轻工业主要由私营成分经营。这是用行政手段划分经营领域，在经营领域上确保公营成分的优势和主导地位。后一文件规定，兴建工业企业必须向政府申请许可证，经营的所有方面包括厂址选定、经营品种、资金数量、生产规模等都要申报，取得批准。这是在经营活动上对私营成分的全方位管制。
尼赫鲁非常看重前苏联实行的计划手段，认为这是使政府能够有效、集中、合理地使用国家资源，按照需要和可能，保证经济建设向着总的发展目标一步步前进的好方法。他决定把这种方法引入印度。由于印度是公营私营成分并存，不能照搬前苏联的模式，结果就异化为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计划手段与市场手段并用的方法。国家每五年制定一次发展计划，其规定的指标对公营成分是指令性的，对私营成分是指导性的，后者的实现要靠政策引导。1951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此后至今，除了偶尔的调整性间断外，一直在持续。
在确定了发展目标和体制的宏观框架后，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是按照发展目标制定适用的战略。尼赫鲁――马哈拉诺比斯模式的提出就是给出的答案。这是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由尼赫鲁的首席经济顾问马哈拉诺比斯贯彻尼赫鲁的意图而提出的，成了此后制定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其要点是：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导，带动轻工业的发展，迅速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通过公营成分重工业的发展实现公营成分占领国民经济的制高点；通过实行进口替代使印度具有自我装备建立新企业、新工业部门的能力；国内日用消费品的供应通过私营企业的发展来承担；大力扶植小型工业企业，以扩大就业机会，增添市场的商品供应，增加下层人民的收入。以这个模式为指导实行的第二个（1956―1961年）、第三个（1961―1966年）五年计划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目标。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由于兴建了大量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企业，特别是重点填补了机械设备工业的空白，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主要的生产设备和80%以上的工业品已能自给。随着重工业的扩展，公营成分占领制高点的目标也已实现。工业发展需要大量掌握科技的人才。尼赫鲁重视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重视人才的培养。他执政时期建立的17个国家实验室和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榜样建立的5所理工学院，成了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和培养人才的摇篮。在尼赫鲁执政的整个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一五”时期3.6%，“二五”时期4.3%，“三五”时期2.8%。人均收入有一定提高，不过下层人民的失业和贫困改善不大。
对尼赫鲁提出的发展战略，并非印度所有政党都认同。自由党、人民同盟就指责尼赫鲁发展公营成分过分，对私营成分控制过严。自由党要求对私营经济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放任，最小限度的限制约束。印共等左翼政党则批评尼赫鲁对大财团态度软弱，没有把他们的大企业国有化。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的结果经济增长率不高，下层人民生活改善无多，这在右翼政党和左翼政党两方面都引起了反响，加剧了关于尼赫鲁发展战略认知的对立和争论，指责的声音增大。近10多年来，随着印度改革开放以及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成了改革的口号，政界和学界也有一些人据此对尼赫鲁战略采取怀疑甚至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说，既然现在要实行自由化改革就说明当初做错了，有些人更直截了当地说，根本就不应该发展公营成分和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这种说法有道理吗？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尼赫鲁实行的发展战略？
笔者以为，判断历史事件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以今天条件下的做法为标准衡量过去是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今天是正确的做法在历史上的具体条件下未必正确。尼赫鲁是立足于印度独立后的历史条件和客观需要制定发展战略的。要实现增长和社会公平兼顾的目标，就不能不发展公营成分，不能不对私营成分加以限制，否则，私营经济那种对利润的贪婪追求就会极度膨胀而支配一切，政府纵然要扼制也没有实力，在这种情况下，缩小贫富差距只会成为空谈。片面追求增长的结果在达到一定增长后终将萎缩，因为没有人民购买力的不断提升，就没有对经济增长的持续的拉动力。印度是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工业体系。重工业需要的投资多，收益慢，风险大，私人一般不敢轻易投资，也缺乏足够的资金。如果不是政府大量投资建立公营重工业，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可能那么快地建立起来？大量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由国家建立，对私营经济并非只有限制的一面，也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不少工商业者反映，正是由于公营经济提供了基础设施、资本品和原材料，他们建立轻工业企业才有较便利的条件。
笔者认为，尼赫鲁战略总的说并没有错。但今天看来，确实包含着一定的偏差。其一，是对建立公营企业的目的定位偏颇。国家的职能不应是对经营大包大揽，政府也没有财力和能力做到这点。国家的职能是宏观调控和提供服务，不是自己占据的经营地盘越大越好。其二，是对私营成分限制过严。把重工业领域统统划归公营成分垄断，用许可证对私营经济的所有经营活动加以约束，这都是做得太过分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在于自由竞争，如果竞争的渠道被条条堵塞，还有什么人有能力来改善经营条件、提高企业效益？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增长率不高，失业和贫困问题改善不大，与政府把公营企业的摊子铺得太大，公营企业效益不高有关，更与私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太多限制有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尼赫鲁希望用这种措施确保增长和缩小贫富差距同步实现。他曾多次表示，他希望看到的是使贫富差距缩小的经济增长，不希望看到拉大贫富差距的经济增长。他的愿望是美好的，但不切实际，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不可能并重或完全同步，只能是增长第一，兼顾社会公平。尼赫鲁把两者都作为发展目标是对的，但没有摆正两者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实行改革开放后，印度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政府根据新的世界经济形势和国内发展需要制定了新的战略以代替尼赫鲁战略，这是应该的，不过，我们不能据此来否定前一阶段的战略。各个时期各有各的需要，何况今天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以往建立的基础。例如，如果前一阶段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没有达到具有扩大生产的自我装备能力，没有日用工业品的基本自给，今天面对全球化的趋势，印度如何能坦然应对？印度的民族经济如何能保证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被淹没？新阶段也并非完全否定了尼赫鲁规划的经济现代化大框架，增长、社会公平和自力更生的发展三目标、混合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等今天仍然被继承，只不过每项的侧重点与以往有所不同罢了。
四
在农业现代化方面，尼赫鲁的战略是以制度改革、合作化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农业发展。独立时印度是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占统治地位，全国耕地的一半以上为各类地主占有。地主中有约一半是不在村的柴明达尔中间人地主。自耕农和佃农耕种的土地规模都很小，全国2/3农户的持有地不足5英亩，其总面积不到全国耕地面积的1/5。此外，还有大量完全没有土地的劳工，人数大约为4000多万，是农村的最下层。尼赫鲁政府提出的土改方案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通过赎买取消中间人地主制，使耕种其土地的佃农能购得土地所有权，二是通过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缩小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的规模，改变产权和经营分离的状况，促进农业经营者实行集约经营。制定土改的立法和实行属邦议会以及限制邦政府的权限，由于受到邦一级的中间梗阻实行得很不彻底，但对其成绩也不应小视。据不完全统计，至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取消中间人地主制政府收回了1.73亿英亩土地，占全国总耕地的48%，使2000万户佃农得到了土地；通过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到1992年各邦收回的剩余土地有635.3万英亩，其中497.5万英亩已分出，有475万无地农业劳动者得到了土地。土改的结果使自耕农（包括大土地所有者）成了印度农民的主体，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裕自耕农生产越来越面向市场，开始向商品经营和资本主义经营的方向转变。尼赫鲁对灌溉设施的建设特别重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结合促进了灌溉设施的扩大。这一切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增长，也为以后英？甘地实行绿色革命准备了条件。
不过，在发展农业方面也走了一段弯路。土改以后如何进一步因势利导，把农业引向现代化发展道路？尼赫鲁提出的方案是通过合作经营，以集体的力量来发展农业。他要求各邦积极引导农民分别建立个体农场、合作社、集体农场，然后走向每村成立一个大型合作社。尼赫鲁坚信，组织起来发挥劳力资源重组的优势是会取得个体劳动所不能取得的效果的。这种认识并不错，但他对合作化作用的估计和期望显然过高了，没有看到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仅仅靠劳力资源重组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技术投入，发展技术集约型农业。尼赫鲁也没有能看到，在对土地的占有继续保持较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下，要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农都入社，实行“一村一社”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实是大土地所有者害怕“共产”，拒绝入社，广大小农愿意入社却只有很少的土地资源。尼赫鲁的主张提出后，不但遭到大土地所有者、右翼政党的强烈反对，被攻击为要“赤化”印度，在国大党邦一级组织也得不到支持，各邦党组织（党员不少人是富裕农民）实行软抵制，根本不去推行。他十分失望，只能不了了之。
尼赫鲁的合作化主张是他的增长与社会公平并重思想在农业战略上的表现，他要避免农村两极分化，希望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愿望是好的，但同样不切实际，不可能达到发展农业的目的。
在他执政的整个时期，因为资金和粮食缺乏一再请求世界银行和美国帮助，世界银行和美国专家建议他采取技术投入的新策略发展农业。他不愿接受。只是在合作化推行不下去后，他才改变态度，最终接受了建议，开始实行一项着重技术投入的农业精耕县计划。他态度的转变虽然太晚了，但为其后继者酝酿实行绿色革命开了绿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