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实现了伦理学发展史上质的飞跃，它第一次将传统伦理学关于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理论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把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正如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莱奥波尔德指出的，新的伦理学需要改变传统伦理学的两个最重要的概念：一是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扩大到包括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尊重所有的生命和自然界，一种行为只有趋向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二是道德权利的概念应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和过程，确认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
那么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到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扩展能否行得通呢？换句话说，生态伦理学能否存在呢？这是生态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问题，也是西方学术界20世纪70～80年代辩论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辩论现在正涉及中国。关于这一问题，理论界很多学者已从道德本身的含义、自然的价值、权利等角度对生态伦理学的存在给予了论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生态伦理学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将两种关系结合起来，比传统伦理学仅限于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研究更具合理性。即生态伦理学的存在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这是因为：在人对自然进行物质改造的劳动实践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仅同时发生，共同发展，互为中介，而且前者的变化是以后者的变化为契机的。
一、人与人的关系同人与自然的关系共同发展
传统的伦理学强调人与动物的不同，只关注人对人的关系，只研究人对人的伦理关系。它的基本假设就是：道德以人为界，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与道德无关，人只对人才负有直接的道德责任，伦理学以调节人际关系为己任。但是殊不知，人对人的关系是不能脱离人对自然的关系而存在的。二者以劳动为中介而彼此联系，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4、33、926～927页。]人要作为人而存在，就必须劳动生产。而“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1～202、96、204页。]可见，劳动生产就是人对自然的一种占有，劳动本身就是现实的人对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首先就是以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前提的。即人对自然的实践改造关系是人与人社会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反过来，人对自然的关系也必须以人对人社会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62、49、49、208页。]因此，任何形式的生产活动，一开始就体现着两方面的联系，都是在人对自然界作用的同时，包含了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4、33、926～927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同时发生的，而且也是彼此适应、共同发展的。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是社会结构中最基础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而生产力是什么呢？生产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曾对生产力做过这样的肯定，“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62、49、49、208页。]而且认为“这种统一性在每一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62、49、49、208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化，人类社会也不断向前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不断进入崭新阶段。正如马克思所言：“手推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4页。]
在原始社会初期，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直接控制着人的生产和生活的一切方面，人在自然界中自由选择的余地十分狭小。生产劳动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生。在这种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只能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关系，而不可能形成全面的、普遍的联系。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人类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逐步加深，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从自然界中获取的生活资料日益丰富，这就为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提供了可能，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跨入私有制社会——奴隶社会，但由于从总体上来说，当时自然经济占优势，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还很低，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还相对弱小，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则是人与自然的直接统一和人对自然的盲从与崇拜，人几乎还是自然界的奴隶，人与人的关系也无法完全摆脱自然性的特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人与人之间也开始逐渐超越和摆脱自然形成的关系而形成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一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但只是个人式的“征服”。由此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人类由于自身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而带来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只为少数剥削者所占有，仍然未能消除大多数人的匮乏（贫富悬殊）；另一方面，由于私有制造成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私有者的利己主义占有欲，使日益增强的社会生产力没有能够为社会所自觉地合理地加以控制，从而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同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可见，人的解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建立，在私有制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解决人的自然生存条件与解决人的社会生存条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建立“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1～202、96、204页。]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全社会占有和享受，人与人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使得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谐协调，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物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因此，公有制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才能在社会关系上取得自由而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二、人对人的关系同人对自然的关系互为中介
人与人的关系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同时发生的，这是从时间的角度而言的；从机制的角度看，这两种关系的统一则体现在：二者是互为中介的。
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介。人类生产不同于动物生产，这不仅在于其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更重要的一方面则在于人类不是以个体的形式直接面对自然界，动物虽然也有某种群体组织，但本质上是以个体的肉体本能而面对对象，人类则是以社会机体的官能而间接地面对自然界的。动物只是凭借自身的天然器官从事“生产”，这种器官是天然地、直接地与个体同一的，绝不会发生他们的归属问题。而人类生产所凭借的是社会性“器官”，即以工具为主的生产资料，这些器官必然有一个归属的问题。谁占有了生产资料，谁就占有了生产条件。因此以这些“器官”的占有关系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确立，也就成了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
另一方面，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介的。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其中生产关系是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关系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人与人之间这些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不仅是产生于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体现的生产过程中，而且也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介的，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出来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伴随着劳动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这无疑使其具有社会历史性，具体表现为：不同时代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折射着不同时代人与人关系的主要特征，这一点从不同时代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不同中就可窥见一斑。在原始社会里，人人平等，各司其职，不分高下，大家共处于一个“共产主义式”的大集体中。这种平等的社会关系反映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则是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平等。即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任何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人人参加生产劳动，在那里只存在劳动的交换，而没有产品的交换。私有制早期阶段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作为劳动对象的土地资源为一部分人所有。这种占有上的不同本身就是人对自然关系的一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则使剥削者脱离生产劳动而直接同劳动对象打交道，而劳动者通过劳动则直接和自然交往。这种人对自然关系上的不平等在人类社会领域里的表现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原始的共产主义式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被打破，人对人的剥削关系已形成。到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压迫、剥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主要归因于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种制度下，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的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生活资料；第二，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劳动者的肉体生存所需要的资料。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如果没有这种对自然界、对劳动对象关系上的不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
三、人与人社会关系的改变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为契机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同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同时发生，共同发展，互为中介，而且人对自然关系的改变经常是人对人关系变化的契机。马克思在他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写道：“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它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并标志着这种关系的发展水平。它与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社会生产方式。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必将引起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生产力的变化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人对自然关系的变化引起人与人关系的变化。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社会形态的更替、生产关系的变化更新无不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发展引起的。这从生产工具发展变化的历史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具有同步性这一点就可窥见一斑。在使用简陋的石头工具的原始时代，劳动者的技能极其低下，根本谈不上对自然的抗衡，人是自然的奴隶，拜倒在自然的脚下。在这种条件下，只能产生原始公社式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平等相处，而不可能产生人剥削人的现象。伴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这种原始的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则被以人剥削人为特征的私有制关系所代替。这是由于金属工具的采用，使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出现剩余产品，这就为一部分人剥削、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提供可能，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其中，与粗笨的青铜或铁制工具相对应的是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与较为精致的金属工具相对应的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伴随着纺车、手工织布机、铁锤让位于纺纱机、机械织布机、汽锤，劳动过程日趋社会性与协作性，个体手工作坊由成千上万工人共同劳动的工厂所取代。一句话，随着机器的采用，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飞速发展，这必然直接造成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相当程度的集中以及大批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使人类社会跨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阶段。
人与人的关系同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表明：我们不能脱离其中任一方面，单纯地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只能从二者统一的角度进行理论上的把握。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掠夺、破坏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已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自觉摆好两种关系之位置的任务已提上了日程。人们再也不能抽象地研究人对人的关系，而必须在协调人与人关系的同时，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改造人与人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