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引论
社会治理之目标是在人与人之间形成秩序。秩序是指人与人之间处于这样的状态：人们可以普遍地、相当确定地预期他人之行为，从而以最低成本，最好是近乎自然地相互合作、交换，生命、生活的成本被控制在最低。这也就是《礼运》理想之“大顺”，也即“和”之真正含义所在。
如何达到这种优良治理秩序？观察古往今来社会治理之成败，达到这种状态，不外乎两种途径：教与政，或者风俗和政体。中外圣贤当然都知道政体之重要性，但他们又都高度重视风俗，为什么？
何为风俗？
《汉书·地理志下》曰：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
再者西方贤哲托克维尔之定义：
此处风俗（moeurs）一词，我是在古人赋予该词的意义上理解其含义的。我用它不仅指严格意义上的风俗，它可以被称为心灵的习惯，也指人们所持有的诸多观念，指人们中间流行的各种意见，指心智之习惯赖以形成的诸多理念。
因此，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一个族群的整体道德和心智状态。（1）
托克维尔所说的风俗就是儒家所说的风俗。
风俗首先是指一个共同体、一个地区的民众在公、私生活之各个领域中表现出来的惯常而普遍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就是“俗”。一个复杂的规则网络塑造着这种行为模式。至关重要的是，这些规则已经成为习惯，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身体和文化本能，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它们是无法逐一用文字阐明的。这些规则就是“风”。这些规则在人和人际所确定的行为模式，塑造、维系正常的、富有活力的家庭秩序、社区秩序、行业秩序，等等，这些局部秩序间又以复杂的关系相互套嵌，而形成社会之基础性秩序。由此，人们得以维持其正常的生活，既包括私人生活，也包括基层的公共秩序。这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风俗，它对于优良治理具有基础性意义。
换言之，风俗的核心是一些被人们普遍遵奉的“教条性信念”，此为托克维尔所用之词：
教条性信念（dogmatic beliefs）之多寡因时而异，形成方式不同，其形态和对象也多有变化。但不管怎样，不可无教条性信念，也即人们不加讨论而以信赖心态接受的意见。假如每个人针对每个事情都形成自己的意见，并按照只对他本人开放的道路孤立地探寻真理，那足够多的人就绝无可能基于任何共同信念而团结为一体。
因此，显而易见，若无共同信念，社会就不可能繁荣——毋宁说，社会就不可能持续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理念，就没有共同的行动。而没有共同的行动，或许依然有人，却不会有社会体（social body）。为使社会能够存在，尤其是，为使社会能够繁荣，全体公民的心灵需要由某种主导性理念拉近、联合在一起；而除非每个人时时从共同的源头汲取他的意见，并愿意接受某些现成的信念，就做不到这一点。（2）
即便是个人要维持其正常生活，也必须接受教条性信念。接受教条性信念，合乎人类安排自己生命的基本原则：经济性原则。（3）
此种教条性信念之客观也就是习惯性规则，也即古人所说的“礼”，《汉书·礼乐志》曰：
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
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
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那么，礼的作用是什么？《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
[鲁]公及诸侯朝[周]王。遂从[周]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在刘康公看来，人的自然的生命天然地是不稳定的，无穷的欲望、激情可能让人的生命向无数方向发散，这其中必然有很多是危险的。最可怕的是，这危险通常是人的有限的理智所不能预知的。人为了更为确定地生活，社会为了维持基本秩序，自然地演进出“动作、礼义、威仪之则”，这些就构成礼。礼的根本功能是“定命”，也即给不确定的自然的生命以相对稳定之锚，把自然的生命导入相对确定的轨道之中。由此，人就可以最为经济地生存，可以以较高的可预期性与他人打交道。这样一来，自己和他人未知的危险都会受到有效控制。
风俗体现于社会所有领域，而以家庭为重点。托克维尔说，“美国妇女的卓越”乃是美国人成就伟大功业的首要因素。然而，这种卓越决不在于今人津津乐道之“女权”，而在维护家庭之合理分工与和睦合作，由此维持了家庭内部的秩序，而这支持了优良社会治理：
在欧洲，社会的几乎全部失序，都源于家庭生活，而不是源于婚姻。在这里，男人看不上自然的关系和合法的愉悦，而热衷于混乱，心情的骚动，欲望的变换。欧洲人经常受那种骚动的激情之刺激，这些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麻烦，要让他们顺服国家的立法权，是困难的。另一方面，美国人从政治世界的动荡中脱身，回到温暖而熟悉的家中，立刻会看到一幅秩序与宁静的图景。在这里，他的快乐是单纯而自然的，他的兴致是纯真而淡泊的。他从生活的秩序中活得了幸福，他自然也会习惯于控制自己的意见和趣味。
所以，欧洲人通过给社会找麻烦，而逃避其家庭的不幸；美国人却从家里习得对秩序之爱，然后将此带入国家事务之中。（4）
本段论述之要旨，就是《大学》所说“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家庭乃是风俗之本。
风俗为什么至关重要？
风俗之重要性在于，在个体层面上，它能够让人控制生活成本，让人不假思索生活，而不用事事都进行理性的计算。没有风俗，个体其实根本不知道如何生活，如何与人交往。在群体层面上，风俗则能够有效地压缩社会治理之成本，从而让社会治理是可能的，并有可能是优良的。
人皆有“四端”，可成就仁、义、礼、智之德，从而成为君子。但是，最终能够成为君子者，在整个社会中永远只是少数。当然，儒家又相信，有这少数，社会治理，优良的社会治理，就已经完全可能了。君子将是各种会社组织之发起者、领导者。不过，很显然，社会要形成优良秩序，绝不可听任那些“思”的能力不够强的凡人、中人处于“自然”状态，而必须通过一些有效的机制让他们有机会自我提升，加入到秩序之创造和维护事业中。这机制无非两种，孔子对此有清楚阐述：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朱子注：道，犹引导，谓先之也。政，谓法制禁令也。齐，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从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而无所羞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
礼，谓制度品节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一说，格，正也。《书》曰：“格其非心。”
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5）
孔子所说的政、刑，分别是行政和法律，主要是惩罚性的刑律。孔子并没有说，社会治理不需要行政、法律。孔子的意思是，仅有行政、法律这两个管制手段是不够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仅有行政、法律是不足以实现最基本之治理的。这一点，被后来的秦制所证明。秦制提供了一个极端的治理模式之标本：它有意地消灭道德、伦理和社会自治，而单纯依靠行政与刑律进行统治。其结果是“不二世而亡”。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之先见之明。
孔子说，要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或者说，要实现优良治理，就必须在行政、法律之外，让道德、伦理充分地发挥作用，以塑造良好风俗，由此民众就可以知廉耻，而自主地节制其行为；如此，行政、法律的成本就会受到控制。
孔子创造了儒家治理之基本框架，后世儒家特别重视教化，以化成良风美俗。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这样说：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6）
习俗美，则普通民众多少都有知道仁、义，普遍地以礼节制自己的行为，动止皆合规范。如此，社会秩序就有了必要的基础。《宋史·苏轼传》记载：
熙宁初，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
重视风俗之化成，乃是儒家治理理念之关键所在。可能有人觉得，儒家这种论述过于迂腐。但是，良好的风俗正是美国社会得以实现优良治理之本——起码，托克维尔是这样看的。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最后，托克维尔讨论了有利于美国维护其民主共和制的主要要素，他得出的结论是：“就其对美国维护其民主共和制的贡献而言，法律大于自然环境，风俗大于法律。”（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