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与何其芳
俞平伯（1900—1990），浙江省德清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加入新潮社，后又加入文学研究会，受“五四”影响，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20年开始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新诗，先后结集《冬夜》《西还》《忆》出版。《冬夜》为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一部重要的新诗集子。与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为最早的三部新诗集。多借景生情，色调凄清之作。《西还》增加了人生多难的感叹之情。《忆》中的诗，则是作者对自己童年生活的缅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俞平伯对古典文学和诗词有丰厚的涵养。其旧体诗功夫颇深，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诗集导言》中说，其诗“能融旧诗的音节入白话……又能利用旧诗里的情境表现新意”。俞平伯后来转向小品散文写作，有《杂拌儿》《燕知草》等文集问世。
俞平伯1920年1月与傅斯年赴英留学，途中熟读《红楼梦》，后因经费不足3月回国。翌年在其老师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书的影响下，在与顾颉刚先生通信的论辩中，写成《红楼梦辨》。自此落入“红尘”，成其大家，驰名“新红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中，与其师胡适一起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文革”之后，编成《唐宋词选释》出版。
何其芳（1912—1977），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人。少时在乡读私塾，入中学后接触新文学。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始发诗作。出版诗集《汉园集》《刻意集》，其中的诗入选194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预言》、1934年出版的《画梦录》。1935年大学毕业，赴天津、山东等地执教。抗战爆发后回四川。1938年奔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有《夜歌》出版。
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主编。1953年所作《关于写诗和读诗》提出“诗歌定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954年所写《关于现代格律诗》一文，也引起广泛关注。他的文学研究和理论工作，也颇有成就。1982年出版《何其芳文集》六卷。
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里，文学和社会功利色彩、政治宣传功能，一再被过度地扩大化，乃至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文学不可能繁荣，作家们必然饱经种种精神磨难乃至肉体摧残。
老一辈饱经沧桑的老作家如巴金、沈从文、钱锺书、孙犁、俞平伯、杨绛、何其芳等，坚守人格，淡泊冷静，干净做人。他们以一颗不泯的爱憎之心，凭依做人的真诚与坦然，尽力远离喧嚣的文坛，固守恬淡的心境。不为名利，但求安然。偶而为文，目光超然，书写历史烟云或个人往事。作品如人品，对待生活淡然而不漠然，履践着自认的庄重使命，存留一颗善良而平和的心灵。
俞平伯一直是政治斗争和思想改造的对象，几十年战战兢兢做学问，如履薄冰。
何其芳走过早春的阳光大道，与共和国一起经历风雨与光荣，满怀赤诚，放声歌唱。
“文革”时二人都受尽凌辱与折磨。噩梦过去，“罪行”与“荣耀”都化作烟云飞去，但他们在“盛世”与坎坷中表现的文心和人格，洋溢着无比温暖的文化情怀。本文题为“马缨花发半城红”，是俞平伯《“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中的一句诗，用此，可概括他的风骨和红学研究的成果。
（一）
20世纪50年代，我家住的遂安伯，俞平伯住的老君堂，分别坐落在南小街西和东的两条胡同。遂安伯在老君堂之南，相隔几条胡同。少年时，我常穿过老君堂登朝阳门，在城墙上逮蝈蝈，或秋夜用灯照蟋蟀，经常路过俞家大院。叔叔系20世纪30年代北大毕业生，曾去俞府拜访过俞平伯。因此，我对那个宅院颇为关注。夏天的傍晚，老君堂很热闹，俞家大院里传出曲乐之声，邻里即知是昆曲票友又来聚会。坐在门口，摇着蒲扇的人便多起来。偶尔在门口遇到一个光头穿中山装戴金丝边眼镜的很斯文的中年人，便是俞先生。胡同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学教授、红学专家，对俞先生格外尊重。我祖父说，俞家大院，曾是“春在堂主人”俞曲园大师的故居，俞平伯是大师的后人。大约是我刚读初中，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全国又轰轰烈烈地开展批判胡适运动。自此，俞平伯家门前的车水马龙的景象，变得门可罗雀，冷清得很。听爷爷讲，俞平伯在胡适之后，也成了批判的靶子。但再见到俞平伯，依然很淡定，很平和，圆润白皙的脸上还充满书生气。
“文革”时，我听说，俞平伯家被红卫兵抄了，后来我去老君堂俞宅去看，果然，号为“槐树书屋”的雅致庭院，已挤进了几家人，俞平伯却被赶到跨院北房内。俞先生怀恋祖上故居，隔墙见老居的马缨花开得正艳，遂作诗曰：
先人书屋我移家，憔悴新来改鬓华。
屋角斜晖应似旧，隔墙犹见马缨花。
20世纪80年代初，诗人邵燕祥老哥到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办事，曾再度重访在他童年故居礼士胡同对过的老君堂。邵燕祥说，胡适在旁边的竹竿巷住过，他有诗云“我住竹竿尖”，是他坐“洋车”过竹竿巷得句。邵燕祥还告诉我，“文革”后期，俞平伯所在的文研所军管会，分配一些人去住俞平伯家的槐树书屋故居，俞平伯不去。我对邵燕祥老哥说，怕睹物思情，不堪回首往事吧。说到“隔墙犹见马缨花”诗，我说，诗如其人，温柔敦厚，身处逆境，却能“怨而不怒”。有过苦难经历的邵老哥说：“怒又何用？”据我的同事讲，俞平伯曾经被集中到文研所三楼库房里，三张椅子合并成“床”，以棉衣做被，他仍苦中作乐，歌曰：“拼三椅卧南窗下，黄棉袄子暖烘烘。”人不堪其忧，亦不改其乐。
大约是1985年，我在《当代》上编发了一篇短篇小说《麦客》，翌年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作者邵振国非要答谢我，请我一家人到燕京饭店吃饭。推辞不了，只能赴宴。结果意外地在席上与俞平伯老人见面。俞先生年过八十五岁，已变得清癯瘦弱，精神依旧，书生气依旧。三十年过去，老人早已认不出那个经常去“槐树书屋”玩耍的少年人了。俞先生笑道：“少年都已至中年，岁月非独对我无情。”
1989年，俞平伯先生九十华诞之际，我社派人到三里河俞先生家敬献花篮，以示贺寿。我因事晚了一步，未能当面向先生致以祝贺，终生惋惜。
（二）
何其芳的大名，早在读中学时我就熟悉。语文课本里有他一篇《最伟大的节日》，我至今仍能背下来几句。少不更事的我，向往美好的生活，于是产生共鸣，喜欢起何其芳和他的诗。到1960年，我读大学时，国家正遭天灾人祸，全国的老百姓都在挨饿，我们大学生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一次开春节联欢会，我准备诗朗诵何其芳的《生活是多么广阔》，但反复吟诵“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多么芬芳”时，心里产生疑问，明明共和国大饥荒正吞噬了三千万苍生性命（《党史二卷》），他却在那里吟唱“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我不得不宣布取消朗诵。偏巧又在报刊上读到他的《文学艺术的春天》，里面有“到处是色彩，到处是芬芳，是欣欣向荣的生意”的句子。苦难被何其芳们主观营造或幻化成充满春意的景象，其道义和良心何在？我开始鄙视这位自称“我是命中注定了来唱旧世界的挽歌并且来颂新世界的诞生的人”（《夜歌》）何其芳。
我曾把我对何其芳的愤慨告诉过老作家严文井。我们两家住在南小街的两条胡同，很近。读中学时，经离我们两家也不远的王愿坚介绍，做文学梦的我认识了严文井。严文井说何其芳是他的朋友，便改谈别的话题。
1965年，我的一位很关心我的领导李静，约我去她家玩儿，她家住东单西裱褙胡同三十六号。李静的丈夫是胥治中将军，住一幢小楼的二层，而另一层的主人竟是文研所所长何其芳。经老领导介绍，算是见了其真容。他斯文儒雅，温和平易，头发已有霜色，面带微笑，厚厚镜片后面的眼睛很清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严文井老人说，何其芳是个书呆子。臧克家在1965年编选了一部《中国新诗选》，刚出版，何其芳就写了一封长信给臧克家，批评他不选他自己的诗是不对的，不科学也不公允。信中反诘道：“您是教我们谦逊，还是教我们虚伪？”臧克家深以为是，再版时，加上了自己的诗作。严文井说，毛泽东谈到何其芳时，说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书呆子气”，一个是“认真”。
前面提过何其芳写过《文学艺术的春天》，那是一本关于文艺批评学术讨论的书。其中有涉及他与李希凡关于文学观点的分歧。李希凡对何其芳的那些做法是人所共知的，但何其芳对李希凡的观点，却总是实事求是的。1972年的“文革”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红楼梦》时，上面让李希凡写了序。在极左政治形势下，何其芳丧失发言权的特殊情况下，李希凡把他与何其芳关于典型理论的争议，上升到政治问题，对何其芳进行人身攻击。出版社将李希凡之序，交给何其芳征求意见，何其芳遂实事求是地写了几千字的意见，承认自己对《红楼梦》研究确有失当之处，同时指出李希凡评论中所存在的错误。劝他治学态度要严谨，不要文过饰非。“书呆子”犯起轴来，几匹马也拉不回。身处逆境，却敢坚持真理，“是总是是，非总是非”。
（三）
把俞平伯和何其芳放在一起写，除了他们都是红学专家且我与他们都有几面之交，还缘于俞平伯的一篇散文《纪念何其芳》。文中说：
与其芳几十年的交往，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知己。他给我帮助很多，是我非常感激的。
我到文学所的第一件事，便是校点《红楼梦》八十回本。郑振铎与何其芳供给我许多宝贵资料……一九五八年“八十回校本”出版时，其芳助我写前言。一九六三年我开始编辑《唐宋词选释》，拟写前言，斟酌选目，亦有其芳的协力。这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两件事，均因得他相助，而得完成。
从信中这段话可以看到俞平伯非常感激何其芳在他从事研究工作时的大力帮助。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们间深厚的友谊。俞平伯比何其芳长十二岁，大一轮，算是忘年之交了。他们间的交谊，早就从严文井那里多有耳闻。1970年，俞平伯和何其芳在河南息县东岳集干校劳动。年已七旬的俞平伯在菜班种菜，五十八岁的何其芳在猪圈喂猪。俞平伯还曾帮何其芳赶那些到处乱窜的猪，累得气喘吁吁，狼狈不堪，彼此相视而笑。俞平伯心里明白，何其芳的所谓“罪状”，重用“反动文人”俞平伯，便是其一。
两位著名的红学家，能在一个所研究红学，这本来是红学之幸，岂料却因此而背上罪名，真是荒谬。
俞平伯的诗《冬夜》，是新文化运动中继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之后产生的第三本诗集，影响巨大。俞平伯又是“新”红学骨干。他是在北大的老师胡适的引导下，步入这一领域，成为大家的。他的著作《红楼梦辨》的出版，标志着新红学的丽日中天。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1954年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有关领导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指出，由两个年轻人李希凡、蓝翎针对《红楼梦研究》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于是一场批判知识分子的运动在全国凶猛地展开。
胡适的大弟子俞平伯，自然首当其冲，成了批判对象。时任俞平伯领导的何其芳，也是红学研究颇有成果的学者，他当然知道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对用意识形态代替学术研究的《红楼梦研究》，他心知肚明。他无法改变那时的大形势，他以一个学者的良知，尽所能保护不懂政治只知学问的俞平伯。
就在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时，何其芳说：“我们也还没成为他（俞平伯）的俘虏，投降还说不上。”
疾风暴雨的批判运动之后，何其芳又想方设法为俞平伯恢复名誉，为他的提级力排众议，并吸收为《文学研究》的编委，发表他的文章。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时，有一段向俞平伯道歉的话，说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于激烈”，那是何其芳提出加上去的。何其芳还在学术研究上，充分肯定俞平伯的水平和成就，有机会就讲，批判俞平伯的所谓专家，在艺术鉴赏力方面，远不如俞平伯。甚至讲，如果让俞平伯续《红楼梦》后四十回，或许比高鹗续得好。
1956年3月，在陆定一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前，刘少奇在家里召见周扬等有关文艺界领导时，指出运动当中反了就赶紧团结。何其芳乘势给俞平伯安排校订《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重要工作。出版时大受欢迎，俞平伯写的序言就是经过何其芳润色修改的。
1961年《文艺报》发表了俞平伯的文章《古为今用》，受到该报领导的好评。两年后，何其芳又在《文学评论》上编发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一文，细心人会发现，该文与受批判的《红楼梦研究》一脉相承，无怪“文革”时，批判何其芳、俞平伯的“行径”，是对毛泽东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反攻倒算。
1962年至1964年，在中央党校举办文艺理论专业班时，何其芳建议由俞平伯等专家授课。俞平伯讲宋词欣赏，渊博的学识，精彩的论述，受到学员广泛好评。
蹉跎岁月，俞平伯与何其芳，歌哭与共，精神上相互支撑，肝胆相照。在文人间普遍相残的年代，他们却以理性和良知守住了文人的道义和灵魂。
1977年，何其芳罹患癌症病逝。得知噩耗时，俞平伯也卧病在床，回首老友的高尚人格，不禁叹息良久，老泪纵横。命家人搀扶起来，和泪而书，唁函：
其芳先生病逝，不胜惊悼。以数十年之友谊，在近期尚讨论诗歌，书翰往返，不意顿隔人天，悲痛如何！因病不能参加追悼大会，尤感歉疚，祈勉节哀思，谨此致唁。敬礼。
俞平伯和何其芳的友谊，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关于学人的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