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西斯收到彼得·洛克斯利发来的报告草案，并称他“大致同意其中的主要建议”。委员会指望“和平时期比战前更有可能建立一个高效的秘密情报局组织”，这一点相当明确（无疑也最能安慰孟西斯）。资金显然是最基本的。考虑到公开表决投款可以支付所有开销，孟西斯大胆提出，“每年维持一个有效的外国秘密情报局的花费应控制在100万英镑以下”。他不赞同任命“高级情报局顾问”的提议。他认为这些人缺少“能胜任行政工作的足够多的秘密情报局工作实战经验”。秘密情报传递处的官员促成了与秘密情报部门的联络——“与相关情报部门的单个部门间的频繁联络”——由暂时调任至秘密情报局两至三年的初级行动情报官员协助。孟西斯指出了反间谍工作的长期性，并称应予以提供资金。他同意“财政预算应大大减少，低于战时水平”，但方法不要过激。他巧妙地暗示，“如果不明确态度是妥协还是强硬，则无从创建反间谍机构”。
孟西斯同意应该对军情五处单独展开调查。目前状况“令人不太满意”，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根除“目前记录和研究的重复情况，即使所有的努力最终可能都行不通或不可取”。事实上，孟西斯急于维持秘密情报局驻外情报搜集的垄断地位。他强烈反对任何“具高度危害的”提议，即“允许军情五处在任何国家建立驻外情报机构，平行于秘密情报局或与之相互竞争”。至于秘密情报局跟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关系，孟西斯认为直到他下令对无线电情报工作的前景进行“深入调查”有结论之前，还不能提出有力的建议。[519]
报告中令孟西斯十分烦恼的内容即关于秘密情报局反间谍部门“不得参与调查政治组织如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等的活动”的特别命令。他称这与他曾“认为外交部对此事的态度完全相反”。他指出，“外交部在欧洲的迫切需求（收于报告附录）包括优先监视任何复苏的德国给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力”的企图，第二“监视俄国活动……及任何以莫斯科为领导或支援的国家的国内党派或组织的活动”。孟西斯补充道，1943年10月秘密情报局曾“获支持建立一个”负责“此类工作的机构”（自此成立了第九处）。“总体来说，”洛克斯利写道，“我们可以依靠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别的苏维埃组织进行与苏维埃政府公开政策相悖的秘密任务和活动，但前提是获得后者的准许。”他略带讽刺地补充，这些活动“似乎对我们没有好处”。“为了谨慎起见，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些任务和活动”。这样做最好避开任何“过度的风险——如果与苏联以外的其他外国共产党合作”。不幸的是，洛克斯利的总结比他曾怀疑的更正确：“可以确定的是，俄国人在本地有很广的情报网，因此他们肯定认为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很愚蠢。”[520]
孟西斯认为，全面禁止处理“这些半政治事项”，将会给他带来“难以对付”和“无法解释的”不便。他称：“在更详细的方面，国外共产主义研究同反间谍情报工作是紧密联系的。”此外，他任命一位高级官员负责该工作各方面的协调，并提议“建立负责处理该特殊事务的单独部门”。孟西斯想消除对该报告的限制。他说服了认为他的“做法无可辩驳[521]”的内维尔·布兰德。洛克斯利对此则不感兴趣，认为孟西斯的评论“纯粹就是维维安上校的声明”（准确地把第五处经验丰富的领导描述为顽固的反共产主义者）。在将孟西斯的文件转交给卡多根时，洛克斯利称，外交部肯定希望秘密情报局监视“俄国的活动”，比如包括监视“在希腊等国的共产党”。但他认为，“秘密情报局为了自己的利益实施政治迫害，监视共产党”。他接着说，“共产党在该国是合法的。如果把秘密情报局看作是右翼的工具，那就大错特错了”。洛克斯利“显然害怕关于反间谍工作的‘印度警察’的观点”。他还认为孟西斯反对任命高级情报官员到秘密情报局是不对的。他写道：“情报部如果不接纳被任命的自己人进入百老汇，那么麻烦就大了。”[522]
在与布兰德委员会成员和卡多根进一步商议之后，孟西斯在报告最终版发布前正式提出一些修改建议。关于秘密情报局和情报部门间的关系，“高级情报代表”将取代“高级情报顾问”，但大量的改动是潜在的反间谍活动方面。孟西斯要求秘密情报局活动的非政治特质应在文中呈现，这明显回应了洛克斯利对情报局潜在政治倾向的担忧。就秘密情报局“可能随时都会被要求调查外国政治团体或党派的活动，如纳粹、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等”这一说法，他要求洛克斯利加上以下这一重要的忠告，涵盖了秘密情报局总体活动及他作为局长的具体职责：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秘密情报局内的相关人员应牢记：他们不会受命调查这些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的组织；因此，只有当初步证据显示论及的组织可能参与间谍活动或接到特别指令时，才能对其进行调查……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应避免引起任何关于秘密情报局是为该国特殊政治信仰服务的质疑声。因此，我们相信应建议情报局局长就需要监视的外国的那些政党以及监视多长时间请求外交部的指导。[523]
洛克斯利对此表示同意。孟西斯的话几乎未经任何改动地收录进了报告的最终版本[524]。当然，如此响亮地具象征性地公开表示政治中立是有好处的。外交部指导情报局工作是正确的符合宪法规定的，按照此路线可以使秘密情报局在每次受命调查一个政党或政治团体时不用再重申自己的中立性。
1944年12月，印刷好的布兰德报告最终版本在少部分人中开始传阅。情报部门很快作出回应。事实上，参谋长们显然已听到风声，有人提议战后结束特别行动处，只在秘密情报局内部设立一个小型特别行动部门。11月底，抱着一切还未盖棺论定的希望，他们向首相表示对此持保留态度。彼得·洛克斯利在撰写报告时曾征求过爱德华·贝丁顿（陆军情报局副局长）和莱昂内尔·佩恩（空军情报局副局长）的意见。他们在结尾部分公开表示赞同，并强烈赞成在秘密情报局现有副局长级别安排高级情报代表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三军情报局局长们对该报告的看法却不太一致。陆军情报局局长约翰·“辛巴德”·辛克莱认为，“委派高级情报代表的问题”“至关重要”，但实行起来却很困难。他称，军队最不可能“任命高级官员到一个完全脱离陆军日常工作程序的职位，更不要说是一个毫无行政权力的职位”。一个解决方法是废除这个职位，让陆军情报局局长或其副手负责所有事务。海军情报局局长埃德蒙·拉什布鲁克则更直截了当。海军代表的任命“尝试过，却最终惨淡收场”。所选的官员“要么没有行政权力无所事事，要么被吸纳入秘密情报局组织，不再做情报局代表”。拉什布鲁克称，情报局局长们能够使“秘密情报局远离无理要求”。他建议“情报局局长”亲自任命三名曾效力军队并管理各自军事工作的官员为秘密情报局高级官员。[525]
关于特别行动处的前景，情报部门间的看法也不一致。海军部的拉什布鲁克强烈赞成“战后把特别行动处并入秘密情报局，不应再设单独的特别行动处”，但辛克莱考虑到陆军部更加重视特别行动处的专业知识，希望由“考虑全部情报机构管理”的其他委员会来负责这一问题。辛克莱关于秘密情报局未来机构的观点特别有趣，因为他曾于1945年9月调往情报局任局长，并于1952年继任孟西斯为局长。在此阶段再次提到陆军部的观点，辛克莱断言，“用陆军武官助理这一职位作为秘密情报局代表的身份伪装是完全不令人满意的”。他建议陆军部（而非外交部）承担情报局的所有职责。关于秘密情报局和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未来的关系，辛克莱认为一切皆不可知。他承认“两个机构交由一个主管来管理可能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并认为这“在现在的秘密情报局局长在任期间是绝对必要的”。辛克莱还就人员招募问题作出评论（在加入秘密情报局后，这成为他主要关心的问题）。他写道：“委员会并未提及秘密情报局在战争晚期才进行扩张。结果，许多有潜力的人员被军队、特别行动处、经济战略部等机构招募。”因此他建议人员招募应该由“一名秘密情报局高级官员”专门负责，并“每年保存和修订合格的招聘人员名单”。[526]
情报局各局长一致认为科技情报在未来非常重要。埃德蒙·拉什布鲁克称，战争武器变得愈加复杂，“如雷达、火箭、喷气式飞机、原子能等”。因此，该领域的秘密情报局官员将不得不随时获悉最新的进展。拉什布鲁克提议，“特别挑选一小部分技能娴熟的科学家和技术员加入秘密情报局作为技术顾问”。此外，这些人“应具备足够高的科学地位以在需要的时候能进入外国学术界和学院科学界”。他说，“在这个环境下，可能搜集到有意思的新发明的早期情报”。[527]
在对布兰德报告仔细考虑时，联合情报委员会委派卡文迪什——本廷克和委员会秘书丹尼斯·卡佩尔——邓恩就“情报机构”展开研究。同布兰德一样，卡文迪什——本廷克和丹尼斯·卡佩尔——邓恩强调“和平时期建立强大的秘密情报局”的必要性，但也提出，只需要一个机构来负责反间谍工作；既然科技情报至关重要，那么秘密情报局就应该集中关注这一特殊领域。这明显反映了军方秘密情报部门的情报优先权。他们关于整个情报机构应在参谋长们的总指导下由联合情报委员会协调的提议也是如此。他们进一步建议成立由秘密情报局局长领导的中央情报局，负责搜集和整理目前所有情报来源处的资料[528]。而这遭到孟西斯的反对。他认为联合情报委员会应继续作为非执行协调机构，监督整个情报体系。他说，“这类顾问型委员会向具有执行功能的机构行使行政权是完全行不通的”。作为情报搜集机构的负责人，他还认为让他领导提议中的中央情报局是错误的，因为这是一个情报客户机构。事实上，在没有秘密情报局或孟西斯的参与下，1945年8月参谋长们成立了联合情报局（主要从经济战略部），接管了关于交通运输、防御、机场和各种经济主体方面的情报搜集和研究工作，类似于局的概念已经产生。
尽管卡文迪什——本廷克同时参与了布兰德报告和联合情报委员会研究报告，但就秘密情报局的组织和功能怎样才能融入更广泛的政府框架的问题，这两份文件呈现的概念大不相同。联合情报委员会研究报告反映了军方情报部门在行动和科技情报方面的优先权，这是战时的主要情报需求。相反，布兰德报告的结论表达了外交部长期的、更多的政治需求，这在和平时期显得尤为明显。在战争期间的指挥层面（如1914年至1918年间），不断有人向秘密情报局施压，希望将其组织和活动与军事机器结合起来。很大程度上，出于安全考虑和搜集政治及军事情报的一贯义务，秘密情报局拒绝这些试图破坏其自主权的企图，但在某些地方（特别是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却不能完全这样做。卡文迪什——本廷克和丹尼斯·卡佩尔——邓恩的报告提出一个最高级别的计划：在胜利即将到来时，保证和平时期的“情报机器”机构与情报部门战时需求及其对情报的特别认识相匹配。计划失败部分应归因于外交部制定的白厅高级策略与情报部门截然相反；但这同样反映了和平时期预期的情报需求，同时反映了英国对于军队以及潜在的军事化机构的极大不安，这在布兰德报告中有所暗示。报告中表达了公众质疑“某种类似盖世太保的机构”可能已开始在英国运作。对于英国的决策者以及英国人民来说，公开反对很大程度上促成胜利的军事价值观和军事力量成为了战争胜利所付出的部分代价。从机构的角度讲，秘密情报局尽管表现出许多军事特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军队的需求，但在战后世界只有作为受外交部协调和监督的平民机构才能生存和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