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夫人”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成功的一次人工情报行动。它吸取了1914年至1916年的痛苦教训，在兰多和迪尤厄敏锐安全感的引导下，尤其重要的是，在勇敢的比利时男女（他们搜集了珍贵的情报并将报告送交卡明的鹿特丹总部）爱国奉献的支持下，到战争结束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军事情报。兰多在1918年写给该组织领导人的信中说道：“毫无疑问，在这关键时刻，你的组织是目前盟军所拥有的最丰富的情报来源，你们取得的成果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法语][64]这一情报的大部分都是通过在1915年秋成立的盟军中央局（盟军中央办公室）共享，该局由法国、英国、比利时、俄国、葡萄牙以及后来的美国政府的军事代表团组成。卡明在日记中写道，到1916年7月，他已经有7名部下被借调到位于巴黎圣日耳曼大道的中央局总部。[65]
来自荷兰的英国报告的档案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但是，从“军情一处（c）”在1917年3月到1918年7月寄给法国的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大约2500份情报报告中，能够获得大量提交报告的种类、数量和分发的指示。这些报告绝大多数是火车监视报告，由英国驻海牙武官初审后用电报发往伦敦（及法国的英军统帅部）。在1917年3月到9月间，大多数报告都归功于CF和WL特工。但是，从1917年10月开始，来自“T”字号码群的铁路“交通回报”的数量越来越多——“TB”、“TH”、“TO”和“TQ”。每一份报告还标有一个“C.X.”号码，这是卡明在1915年10月用来表示他手下代表发来的电报通讯的一个称谓。因此，这些报告言之凿凿地来自包括“白衣夫人”在内的廷斯利情报网。铁路监视和廷斯利组织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还能通过对1917年4月和1918年4月第一周报告的比较得到证实。1917年4月1日到6日，在发给法国的英军统帅部的36份报告中，28份涉及“军队的调动”，其中8份来自铁路观察，6份来自敌人的叛徒和不明身份的“特工”，4份来自“难民”，3份来自比利时工人，1份来自截获的德军士兵明信片。在1918年同一时期有34份报告，31份讲述军队变动。其中，29份是火车监视情报，绝大多数（25份）来自T渠道。[66]
铁路运输情报还通过广泛的其他材料来进行补充。1917年6月，一个特别能干的特工头目“B.9”（卡明的特工都是根据他们的国家来进行字母编码的，“B”代表比利时，“H”代表荷兰，“D”代表丹麦，等等）报告，在比利时北部的海斯特、克诺克和韦斯特卡佩尔之间新修建了一条单轨铁路。他引用刚离开那一地区的“当地居民”的话，报告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泽布勒赫港的防御工事已经加强，包括沿海堤新建的“大量很深的水泥掩体”。他还上交了一个大型兵工厂的一份详细计划，该厂位于德国西部杜塞尔多夫和杜伊斯堡之间的格罗森鲍姆，是由曾经在那里工作的“一位被驱逐的比利时人”提供的。奥本海姆还从一个匿名渠道弄到在金肯博伊斯的一条新建铁路的草图，该铁路使得从亚琛到布鲁塞尔和那慕尔的铁路运输可以绕道列日。有一些报告能够清楚地说明军事行动。泽布勒赫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海军基地，部署在这里的德军部队可以袭扰经常受到攻击的英国跨海运输。最引人注目的突袭发生在1918年圣乔治节，当时满载混凝土的货船被击沉，堵住了港口的入口。虽然格罗森鲍姆兵工厂刚好位于空袭航程以外，金肯博伊斯“三角铁路”却在1918年5月22日遭到11架英国轰炸机的空袭。[67]
法国国防部历史科（陆军基金会），16N1292，第4卷
靠近列日的金肯博伊斯新建铁路草图，1917年6月提供给英国情报部门
除了偶尔有对德国工厂和铁路的低级报告外，卡明的鹿特丹情报站有一个格外高级的特工，分别被叫作“特工7”、“H.16”或更多地称作“TR/16”（指“廷斯利——鹿特丹”，类似“卡梅伦——福克斯通”和“沃林格——伦敦”）。亨利·兰多在1934年的回忆录中用了整整一章来写此人，把他描写成“盟军战时最伟大的间谍”。尽管兰多声称见过他“几次”，在情报局展开的一项紧急调查看德国当局能否根据兰多书中的描述认出他时，该特工却予以否认。TR/16根本“不记得一个名叫兰多的人”，但认为“他可能跟他面熟，或者通过造访‘T’在鹿特丹的办公室知道了他”。战争开始时，TR/16（卡尔·克鲁格博士）年纪约四十岁，是在德国造船业事业有成的海军工程师。他是个“不请自来者”。他显然是因为怨恨和贪婪而被解雇的，在1914年11月向海牙的英国公使馆主动提供情报。当时他对廷斯利说自己是丹麦人，但后来发现他其实是德国人。他在德国海军服役时，“在北部的一个海港侮辱了德国皇帝的一个亲戚”，被“军事法庭审判和降级，因此十分怨恨他的国家”。而且，正如秘密情报局的一份战后会议记录所讲，他工作是“为着大笔的金钱，他对钱仍然很贪婪”。但他提供的有关德军潜艇和海军建设的情报“总是很准确，最新而且可能具有极大的价值”。TR/16的50多份报告在海军部文件中保存了下来，那上面写到，他“大约从1915年5月到1919年1月的每一个月都在旅游，游遍了德国的造船厂。他的情报有很大价值”。他制作了一幅1916年3月在码头上的德国战舰“拜仁号”的精确草图。同一年的晚些时候，他被要求报告德军在日德兰海战（1916年5月31日）中的损失，这是英德两国舰队在战争中惟一一次海战。战役本身并非决定性的，双方都损失惨重。海军部急需知道德军舰队遭受了多大损失，需要多久才能够重新投入战斗。6月2日，伦敦告诉鹿特丹的廷斯利，“急需”这一问题的“可靠情报”。同一天，廷斯利将命令转给了TR/16。6月3日到20日之间，他造访了10家德国造船厂，包括基尔、不莱梅、罗斯托克和但泽，并在6月27日送交了一份长达5页的综合报告，海军情报局局长将其报告称赞为“百分之百”。从英国的角度看，该报告最慰人心之处在于证实了德国人遭受的损失比他们认为的要严重得多。例如，TR/16报告说，有8艘主力舰至少三个月不能服役[68]。实际上，日德兰海战的结果是，在战争的其余时间里，德国舰队再也不敢冒险出海投入战斗。
英国国家档案，海军部223/637
特工TR/16在1916年3月绘制的德军新战舰“拜仁号”草图
1918年7月伦敦计算出，廷斯利的情报占盟军通过荷兰和其他中立国“所获总情报的70%”，并评价他们搜集敌军在前沿阵地调动的情报工作起到了“精彩的独特作用”（法语）。虽然这一说法无疑意在进行道义宣传，有可能高估了实际情况，但卡明的运作在这一阶段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英国当局已经在考虑将荷兰——比利时的所有军事情报组织置于廷斯利的领导之下，不过这一想法尚未实施战争已经结束了[69]。但情报的好处仅在于它的利用。1918年初春，“军情一处（c）”的报告（首先）证实了德国人正在西线准备一次进攻。德国人进攻的事实毋庸置疑；总部的考克斯准将相当准确地预测了敌军进攻的时间和兵力。但英国高层指挥低估了它的猛烈程度。总司令道格拉斯·海格爵士荒唐地盲目乐观。进攻在3月21日开始，德国人在几天之内就推进了四十多英里，4月和5月又发起的两次攻击迫使盟军被迫处于守势。但是，到夏季德军筋疲力竭的时候，装备和兵员占优的盟军（特别是成千上万美国军队刚刚抵达前线）在优秀情报的支持下，又占据了上风。他们从8月开始向前推进，将敌人打了回去，德军节节败退——又加上国内形势的恶化——不得不被迫于1918年11月11日请求休战。[70]
战争结束之后，支持过英国情报组织的个人提出要求，并获得了对他们战争服务的公开承认。英国政府公布了为卡梅伦和沃林格的网络以及为“白衣夫人”工作的很长的名单。1919年8月，沃特尔·迪尤厄、赫尔曼·肖万和727名其他比利时人（包括210名妇女）被列入“派遣名单”，10名为死后追认。1920年1月，陆军情报局局长威廉·思韦茨将军（在兰多和沃林格陪同下）在根特、里尔、布鲁塞尔和列日举行了一系列授勋仪式，向比利时和法国公民颁发了七百多份嘉奖令和勋章[71]。对那些人来说，他们在战时的秘密情报工作是非常自豪的事情，也是对他们在所谓的国内战线做了些事情的证明，他们很乐意受到公众如此的关注。而且，它代表着卡明情报局人工情报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从雇用外国公民经常是从粗俗的经济动机——到在外国甚至有时针对自己的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在敌占区工作的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不认为自己仅仅是在为英国工作，而是代表自己的国家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是一个重大区别，也使得雇用这种人的做法与在和平时期寻找特工的做法迥然不同。但是，为了满足这种公众认可的要求，英国当局危及了这些参与情报工作的公民未来的安全（尽管当时没有预见到这会成为一个问题）。
斯堪的纳维亚
与低地国家搜集的大多是陆军情报形成对比的是，卡明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关注焦点一开始就是海军情报。战前追踪德国军舰的努力重又恢复，而且随着战时对敌方势力的强制性封锁，他的情报局还被部署去监视封锁并帮助堵上德军可能冲破的缺口。卡明具体部署的证据很少，但有大量证据证明采取了广泛的行动。他战前的船舶报告安排显然保存下来了。1914年8月22日，他在日记中提到，“诺斯曼”前往埃斯比约（丹麦西海岸）。1915年1月2日，罗斯曼被列入一份“特工工资表”，月薪高达300英镑，而卡明在哥本哈根的代表的总预算才250英镑。在随后的3月，海军部的布林克·霍尔同意“临时试用诺斯曼的渔船”。到7月他被列入哥本哈根预算的时候，诺斯曼来到伦敦。卡明在大都会酒店会见了他，“同意支付他每月50英镑，除火车费用之外的所有支出全额报销”。1915年11月，他在哥本哈根预算中占据榜首（此时总额达到1080英镑），此后就从记录中消失了。丹麦的另一个特工是丹麦海军军官沃尔特·克里斯默斯上尉，他曾经是负责丹麦最北端斯卡恩角的海军军官。弗兰克·斯塔格在1915年9月至1917年6月之间负责总部的海军报告，据他讲，“克里斯默斯给了我们他所有的海军海岸监视报告”。该特工显然以“一个漂亮姑娘在斯卡恩角做联络人”为前提。但在1915年底，其中一个女孩“在不经意间把他暴露了”，他只好撤到伦敦。卡明在哥本哈根的人也遭到丹麦当局的抱怨，虽然被起诉从事针对德国的间谍活动，却被准予在1915年11月离开该国。战后一本讲述“秘密情报方式获得的海军情报”的书提到，“沿丹麦海岸线，在半岛的东西两侧”有“几组”海岸观察人员，“相互间通常互不知对方的存在，以保持某种牵制”。“在瑞典的西海岸”也有“几个组织，特别在哥本哈根对面的桑德和马尔默”。这儿的监视“距离近而有效”。在有几处地方，海峡不足半英里宽，“除了漆黑的夜晚和大雾弥漫的天气，即使是潜艇也清晰可见”。但这些报告或进一步的价值评估却显然没有保存下来。
和别的地方一样，卡明受到从丹麦的情报组织提供情报的压力。丹麦是针对德国最有用的基地。特工“D.1”与德国军火界有联系，他在1915年11月报告说一家荷兰公司在为“克虏伯运送矿石”。1916年5月，“D.10”递交了一份详细讲述德国“国内情况”的长报告，报告（无疑令读者满意）突出讲述了盟军封锁导致德国国内的诸多匮乏。缺少面粉导致生产只有15%到20%面粉含量的“秸秆面包”：“味道又酸又苦，很不舒服……刺激肠胃。”橡胶紧缺造成铜线现在“用一种纸来绝缘”。棉和黄麻的替代物难以找到。“作为辅助，现在生产出一种无纺布纸和纱线混合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