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杜克斯离开了情报局。但由于其拥有的丰富经验，杜克斯在某些场合还会协助情报局完成各种任务。1920年5月，曾任职于政治情报部的外交部官员雷克斯·立珀准备去波兰完成一项“实际调查”任务，顺便视察卡明驻华沙代表的工作情况，并就此提出日后的建议。代表秘密情报局的杜克斯表面上被任命为立珀的秘书陪同前往，并且经商议在此行期间，秘密情报局只支付杜克斯的“开销部分”。但最终杜克斯独自一人来到波兰并在此呆了6个月，试图（看上去不太成功）组建一组特工，继续在波兰从事俄国情报工作。不管怎样，这些特工传回了关于俄国内战反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报道，并且内森认为这些报道都“非常有趣”[177]。1920年11月，杜克斯返回了英格兰。接下来几年杜克斯老是想以特工的身份再次重返俄国。但由于这位“俄国专家”（例如，在他访美时就此话题做过讲座）有着厚厚的档案资料，并且曾与日益不可信的白俄人有过接触，同时其行踪还受到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关注，这一切使得杜克斯完全不可能再一次秘密地潜入俄国领地。
西德尼·赖利
1920年秋保罗·杜克斯在波兰期间，通过西德尼·赖利加入了当地情报组织。“他们，”据华沙站站长说，“就像是一对很开心的‘堆沙丘的小男孩’，正在筑造一个完整崭新的俄国。”然而赖利面临着一个危险问题，他把间谍活动与打垮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个人使命混为一谈，而这也正是他最终想要达成的。这一个人使命不仅使得赖利多数时暴露在（最终确实是）被共产党人士日益渗透的反革命团体中，而且这似乎还逐渐削弱他自己对安全问题的判断力：要能判断对方是否可信，这是作为一位成功间谍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西德尼·赖利，所谓的“王牌间谍”，身穿英国皇家空军制服，被克劳瑟·史密斯逮了个正着。
1918年10月从彼得格勒回来后，赖利在俄国南方待了些时日。在此地，英国军队在安东·邓尼金将军的指挥下正在积极支援白俄军队。在另一名“军情一处（c）”莫斯科老兵乔治·希尔上尉陪同下，赖利经卡明指示，“需从整个俄国南方”收集“急需的”情报。当时希尔表面上挂靠在外交部商业处。反思俄国情报急缺的现状，卡明补充道，若到2月底能获得此区域“足够多的情报”，这两人都有可能会派遣到“莫斯科及北方”。最终，希尔于2月初返回了家乡，赖利也仅仅只在当地多待了几周。1918年12月下旬至次年2月下旬，赖利作为增补力量被派到了第十五派遣队。这支派遣队被外交部形容成“饱含与整个俄国南方事态相关的情报金库”[178]。但这些报道却没能持政治中立的态度。赖利强烈赞同盟军对邓尼金的支援，并观察到“布尔什维克军队将顶不住正规军”。他认为白军能够摧毁敌对红军，并声称不但盟军的装备和经济支柱不够，而且实际的兵力也有待增补。与此同时，他对哥萨克骑兵领袖克拉斯诺夫将军也非常不满。而克拉斯诺夫之前也只是勉强接受了邓尼金的最高命令。然而赖利却评论道：“胜利的王牌已经在我们手上，说服克拉斯诺夫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毕竟我们希望看到他不光是在信件中，而且能在精神上履行与邓尼金的协约。”
卡明在俄国南方还有其他代表。陆军中尉马尔科姆·麦克拉伦指挥官（RS/1特工）是一位俄国（和波兰）专家，于1919年初通过一条迂回线路，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经布加勒斯特来到敖德萨。由于麦克拉伦之前在彼得格勒工作过，他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通缉犯”。麦克拉伦是在另一位彼得格勒老兵哈罗德·吉布森的陪同下到达该地的。吉布森在秘密情报局工作了很长时日，并尝试过各类工种。1919年3月，麦克拉伦到达敖德萨，并以电报的形式向卡明汇报，赖利已经到达此地，“很显然正在为你效力”。在麦克拉伦似乎已“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拥有“好的特工”，以及“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后，他提交了辞呈。但得到的回复却是继续留守此地。麦克拉伦定居在此收集情报长达一年之久，最终于1920年4月前往了塞瓦斯托波尔。8月麦克拉伦回到伦敦。由于吉布森懂俄语（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他父亲曾在此管理一间化学工厂），并且是一位合格的法语、德语以及捷克语翻译官，他走访了俄国南方以及比萨拉比亚。在此之后，吉布森于1919年10月中旬被调任到秘密情报局君士坦丁堡（后来被称作伊斯坦布尔）情报站，并在此呆了3年。
1919年赖利断断续续为卡明继续工作（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追求多元化的商业利益）。1919年9月至12月，赖利因“军情一处（c）”的特别任务来回奔走于伦敦和巴黎之间。年底他又到了布拉格，为伦敦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虽未指明）情报。在1920年3月写给内森的信中，赖利回顾道，“在德国爆发的反革命运动”（反动分子发起的卡普政变最终失败了，但对当时新建立的魏玛共和国造成了短期威胁）要是成功了，则会在俄国造成巨大的反响。他预言：“布尔什维克政体将很快走到尽头。”赖利手下有一位在右翼君主制圈子内混得不错的特工，他可以把他派到柏林（“当今世界的肚脐”）。尽管赖利建议伦敦等到德国形势更明朗些后才派他去，但内森却希望立即派遣该特工前往，并愿意支付其300英镑（现货币8600英镑）。由于是在财政年末，即使是秘密情报局也会成为英国行政事务账务结算的牺牲品，因而内森提出此意，其“首要”原因即是“我们在今年还能支付得起这笔费用，但4月1日之后则很可能支付不起了”。此外，总部“急于……想要打听柏林内部的情况”。但赖利（可能显示出一种比内森更好的优越感）成功说服其晚些时日再下调令，“现在主要是想要为我们获取最有用的成果，同时我们不能随便挥霍有限资金”。
尽管赖利自己非常热衷于反苏联政府的行动，但他对一些有联系的反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可靠性却不抱一丝幻想。他告诉卡明，“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他对参与过卡普政变的“俄国君主制主义者的能力不抱任何信心”。他认为只有在俄德两国共产党共同煽动的革命中，或（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他预料到了1939年会签订纳粹——苏联条约）“以攻打波兰为主要目标的德国军国主义者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联军”中，才会制造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俄——德行动”。赖利对秘密情报局的价值主要在于他对俄国事务的了解。1920年3月下旬，赖利首次向内森提交了“一份记载着58位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名单”。赖利大多数的情报都上交给苏格兰场的巴西尔·汤姆森爵士，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传教士的画像”，一份“印有红军特工的卡片索引”，以及一张“显示苏联特工在欧洲住所的地图”。
1920年夏，经赖利提议，卡明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想通过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奥尔洛夫，化名为奥尔班斯基，在欧洲各地招募合作者，成立一个“反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国际情报局”。在逃出俄国前，奥尔洛夫曾在苏联政体下任沙皇情报官员兼一般刑事犯罪调查员。1920年4月卡明把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从伊斯坦布尔召回，让其“全权负责情报局在北欧的事务”。在此之后，麦克拉伦、赖利、奥尔洛夫以及杜克斯一起来到了欧洲中东部，负责寻找潜在的反布尔什维克政党特工，并以免费、日常津贴或交换情报的形式与其签订协议。在华沙他们招募到5名特工，在里加他们收获了11位；瑞威尔（今塔林）4名；赫尔辛基3名；泰里约基2名；斯德哥尔摩10名；柏林14名；布拉格3名；科夫诺（考纳斯）2名。这些合作者大多是俄国流放的前任军官或情报员，但也有的是各东道国情报局选派的官员，其中包括来自柏林的特工。1920年，赖利在向总部德斯蒙德·莫顿汇报时写道，麦克拉伦与奥尔洛夫“已布好巨网，现在的一切是看怎么样利用好这个网”。赖利相信即将掌管这个新组织的奥尔洛夫能够得到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1920年秋，尽管卡明曾表扬赖利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有迹象表明这个“王派间谍”已开始成为秘密情报局的麻烦。据报道，赖利曾“吹嘘自己与国防大臣有密切关系”。对此，海军部抱怨他曾“在巴黎穿海军制服”。赖利曾从华沙经英国公使馆向陆军部寄了份电报，此番行为欠妥，使普通的外交官卷入到了情报工作中，从而对其构成了威胁。这样做使得外交部非常不满。赖利与白俄流亡者（比如鲍里斯·萨温科夫）的频繁联系，使得赖利自己（并且还可能牵涉到他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同僚）的政治背景处在被暴露的危险境地。鲍里斯·萨温科夫曾于1921年6月在华沙发起成立了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议会，并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以实施打垮苏维埃政权的宏伟计划。1921年末，赖利提议把萨温科夫带回伦敦，并引荐给温斯顿·丘吉尔（那时任殖民事务大臣）以及首相私人秘书爱德华·格里格爵士。但外交部拒绝签发此人护照，卡明也婉言拒绝了他的请求[179]。1921年罗伯特·内森爵士意外死亡之后，总部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变化。与此同时，为缩减开销，情报局肩负着长期压力。最重要的是，英国政府为与苏联达到关系正常化，付出了巨大努力。1921年3月16日，英苏签订了贸易协定，标志着两国谈判达到顶峰。以上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凝聚成了一团，打击了卡明及其同僚曾可能抱有的任何雄心壮志，限制了任何扩张主义者的行动，阻止了奢侈的反布尔什维克方案的实施，限制其从直接情报收集活动过渡到全面摧毁苏联政府的政治行动。
1921年末，身处华沙的麦克拉伦接到伦敦指示，要求其停止行动，尽管这些年来，他和奥尔洛夫建立起来的联络处通过波罗的海站与秘密情报局还有联系。与此同时，奥尔洛夫、萨温科夫以及赖利仍继续在欧洲大陆进行反布尔什维克东征，但他们与秘密情报局的联络却逐渐疏远了。1922年2月，秘密情报局驻维也纳情报站站长向伦敦的贝尔蒂·茂请示，“赖利间或冲进这个办公室，并声称自己是我们伦敦组织的一员。他是否真是你们的代表，与其对话是否应该安排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他“个人”认为赖利“太了解我们的组织了”。茂把此份请示转递给了德斯蒙德·莫顿。而莫顿的回复却暗示赖利在秘密情报局工作的时日已快到尽头了。维也纳只限于“给赖利提供最需要的情报”，并且命令茂告知维也纳，“赖利并非我们办事处的一员，由于不是由我们支付工资，他不能算是在卡明手下工作”。但是莫顿补充道，赖利曾“在战时一段时间内在卡明的组织内工作过”，因而“现在对我们而言无疑有一定的用处”。尽管这样，“我们都不太清楚他的职位到底是什么”。既然赖利并非是“一位拙劣阶级出生的政治密谋家”（并且是鲍里斯·萨温科夫的“得力助手”），莫顿认为“与和他作对从而不知道他的任何行动比起来，继续保持与他的联系对我们而言将会带来无限的好处，他可以把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告知我们”。“不管赖利有哪些不足，”莫顿继续说道，“我敢以个人的名义打包票，他绝不是一个反英国政府人士，至少曾经不是，现在也不是。他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并且也确实十分憎恨布尔什维克党人。”
尽管秘密情报局在接下来几年间都在关注赖利的行踪，但正如莫顿所言，情报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想要真正去“讨好他”。由于在萨温科夫的阴谋中越陷越深，赖利看似即将遭受同样的厄运。1924年8月，萨温科夫被引诱回俄国，并被治以“反革命”的罪行（同其他犯罪人员一起），于次年5月死于狱中——可能是自杀。而赖利于1925年5月被信托联盟怂恿回苏联并处以死刑。信托联盟是一家假冒的俄国君主制主义组织，总部设在巴黎，由苏联秘密警察（1923年7月起称为“格别乌”）组建，其目的主要是渗透瓦解反布尔什维克的敌对势力。信托联盟在怂恿赖利返回苏联的这项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似乎还骗到了老练的欧内斯特·博伊斯。博伊斯曾于1918年夏在短期内担任过驻莫斯科的情报局代表，并于1920年起担任赫尔辛基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站站长。1922年初，情报局就已经开始关注信托联盟，并派了一名代号为21028的特工对其进行监视，旨在查明其行动，并试着利用该组织获得苏联情报。1925年，博伊斯想要雇用其老朋友赖利渗透该组织。显然，博伊斯还不清楚伦敦上司的计划。他派送了21028号特工去主持赖利与白俄在巴黎的会议，以及与信托联盟代表在芬兰的会议。1925年9月25日，在芬兰的会议上赖利被引诱到了苏联边境，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赖利被格别乌关押起来并受到审讯，在11月5日被处以枪决。博伊斯不得不就此惨案受到指责。据其在赫尔辛基的助手哈利·卡尔回忆，博伊斯回到伦敦后，由于其在这个不幸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被“‘局长’地毯式地检查了一番”。[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