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诺维也夫信件
尽管1921年秘密情报委员会已经明确划清了国内外情报的界限（并让秘密情报局主要负责后者），而且这两个情报机构几乎已没有任何重叠累赘的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可能做到对各种任务的绝对区分。秘密情报局主要是监控各种各样的革命性活动，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动向。这样的角色意味着没有哪个硬行的法规能永远限制情报局在大不列颠国内展开工作。例如，如果一个被怀疑是共产党的特工在欧洲大陆被秘密情报局跟踪，并来到了英国。那么在这个嫌疑犯踏上英国国土的一刹那，就把这件跟踪任务移交给军情五处或政治保安处，这样做几乎是不可行的，或者的确不太令人愿意。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秘密情报局专门在英国国内雇用了几名特工。对秘密情报局而言，外国的外交官员和商业人士构成了另一类威胁和机遇，因为情报局可能在其中有着合法利益。尤其是（并且在伦敦内外辅助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外交电缆通讯工作）各个大使馆[及其员工]本身已构成了“从外国情报资源处获取外国情报”的来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有许多秘密组织与英国正式的安全情报组织一道合作。这些组织大多是由右翼商业人士组建或资助的。其中一些组织是由巴西尔·汤姆森在战后几年里挖掘出来的。但显而易见，秘密情报局也与这些组织有着直接联系。其中一个名为俄国情报收集委员会的组织，与西德尼·赖利有联系。1921年，该组织制作了秘密情报局和外交部都认为非常有用的“在俄国谁是谁”。另一个马吉尔组织是一个“工业情报机构”，由一位富有的乔治·马吉尔爵士在俄国革命后组建，其后台为英国工业联盟和煤炭业主及船东联盟。1920年或1921年，军情五处弗农·凯尔向秘密情报局德斯蒙德·莫顿引荐了马吉尔。在此之后，马吉尔和莫顿两人通过相互交换情报，特别是通过共享马吉尔的两个情报来源处，展开了合作。其中一个情报来源处（一直使用到1923年）“报告了英国境内的各种共产党事务。并且随着想象力日益形象化，报告了国际和大陆的共产主义”。另一处来源是肯尼斯·A.斯托特。1924年至1925年秘密情报局雇用了此人。斯托特“完全以英国为总部”，“在很早以前就与共产党有着联系”，并且主要报告“一些影响到英国的国际共产党事务”。[207]
右翼势力担心，由于英国政府的任迁，不断壮大的共产主义游行队伍可能会变得更强大。1923年5月，继安德鲁·博纳·劳之后，保守党人士斯坦利·鲍尔温出任首相一职。同年末，为了鼓动全体选民支持一项新的经济保护主义政策，他发起了一场大选。尽管保守党获得了最多席位，但他们没能在总体上确保多数人的支持。1924年1月，国会第二大党派工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出人意料地组建了他们首个政府，并让拉姆齐·麦克唐纳担任首相兼外交大臣一职。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少数派地位，新政府展示出了很高的执政能力和亲和力。尽管工党内阁成员中有像C.P.特里威廉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兼国际主义者支持废除安全情报机构，但却没有迹象表明这会带来任何实际的影响。据一位新内阁大臣约西亚·韦奇伍德透露，政府的口号是“我们不能激怒公务民政部门”，这条口号似乎也适用于秘密情报局以及其他部门[208]。虽然工党在政治上与共产主义保持距离（例如不允许共产党人士成为工党成员），但麦克唐纳却想要使英苏关系正常化。他想通过英国政府快速正式承认苏联政府，通过全面开放条约谈判解决所有两国未解决的问题，令保守党评论家兴奋不已。1924年8月8日，两国初次签订了一份草案协议。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国会和新闻界保守党源源不断的批评和指责，并控告政府日益败倒在左翼影响势力之下。1924年夏，当政府蹩脚且不得体地处理了坎贝尔案件后，麦克唐纳的政治地位被严重削弱了。约翰·罗斯·坎贝尔是一位苏格兰共产党人士，并在极度左倾的工人周报中担任一名编辑，曾发表了一篇题为“致革命力量的公开信”的文章。该文号召所有服役人员“不仅拒绝上战场”，同时还“联合起来一起攻击资本主义者，永远粉碎资本主义”。政府逮捕了坎贝尔并控告其违反了1797年颁布的“煽动叛乱法令”。这件事随即引发了政治骚动：右翼要求关押这位革命人士，而左翼却投诉政府对自由言论的镇压。当由于一些技术原因，政府表面上放弃了起诉时，自由党派人士却声称，政府这样做无非是受到了左翼势力的压力，因而撤回其对政府的支持。麦克唐纳在国会失去了信任的一票，不得不在10月29日发起选举。
10月24日，右倾的《每日邮报》公布了一封泄露了的信件，声称这是俄国领袖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写给英国共产党的一封信件。文中季诺维也夫促请英国共产党事先发起本国无产阶级武装起义与阶级斗争[209]。就在同一天，正如英国其他报刊在10月25日报道的一样（一个“炸弹”和“最后的真相”，《泰晤士报》声称），外交部向苏联驻伦敦办事处发布了一篇措辞强硬的抗议书[210]。尽管有人声称季诺维也夫信件是导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的致命因素，但事实上他们的票数却有所上扬。并且由于自由党的彻底落败，鲍尔温领导的保守派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但尽管如此，却有人怀疑，右翼分子利用了在安全情报部门的便利之处，故意拿出该信件（有可能是制造了此信件）来确保工党的惨败。由于这封信是里加情报站获得的，并且其英文版本也被呈递给了总部，秘密情报局显然也卷入到该事件之中。这个情报来源引自FR/3/K特工，是里加在莫斯科的明星特工。这封信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才到达伦敦，并且在经过德斯蒙德·莫顿的评估之后，经秘密情报局于10月9日递交给了外交部及其他部门[211]。在信封面上有一小段话，称该文件内容包含着“对武装起义的强烈煽动情绪”和“捣毁三军意图的证据”，以及“对8月8日签订的英苏协议”的“公然破坏”。尽管显然没有经过系统核查，秘密情报局还是坚定地认为“此份文件的真实性不容怀疑”。[212]
尽管如此，外交部还是向秘密情报局寻求进一步核实。对此，10月11日，德斯蒙德·莫顿在从“吉姆·芬尼”（编号为“家具经销商”）传来的情报中向外交部提供了证明材料。芬尼是为马吉尔组织跑腿的特工，曾渗透到英国共产党队伍中。据莫顿所言，芬尼报告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在近期收到一份来自俄罗斯关于“行动”的指令书。该指令书称“在让无产阶级迫使英国国会认可英苏协议方面，英国共产党要采取行动”，并且“必须要做出特别努力，让共产党特工渗透到皇家三军之中”。莫顿总结道，这“似乎无疑是英国共产党对季诺维也夫书信的接收实证”。但是原报告中没有涉及任何来自莫斯科的信息，并且莫顿说，在紧随其后与该特工的会面时，他已经探明了一封具体信件的细节。由于在原始信件里，该特工没有明确提到从莫斯科发来如此重要的指令，考虑到这件事有些蹊跷，军情五处的退休官员米利森特·巴戈特，在20世纪60年代花了三年时间倾其精力调查了该事件后说道：“该特工曾被莫顿问了一大堆问题，但大家都知道莫顿曾参与到了这份里加发来的报告中，毫无疑问他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了。”[213]
这是著名的季诺维也夫信件的第一页，显示1924年10月2日此信从拉脱维亚寄出，并在一周后周转到了英国政府部门。
10月13日，秘密情报局向艾尔·克罗爵士保证，莫顿的情报“对我们文件（季诺维也夫信件）的真实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克罗进而又把这话理解为“据绝对可靠的权威信息，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收到了这封俄国信件，并且还在最近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了这封信”。基于此，他向麦克唐纳建议，应递交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并且应把所有的情报都毫无保留地发放给新闻界[214]。因此，莫顿强有力的证实估计已经远远超出了证据所能证明的一切，成为了“绝对可信的权威”和政府采取明确行动的基础。但直到苏联代办官员基督徒拉科夫斯基认为这是一封“拙劣的伪造信”（几乎肯定是伪造的）并驳回其抗议信后，10月27日克罗才要求马尔科姆·伍尔科姆出具更多证明材料。例如，要是英语或俄语文本确实被寄到，并且秘密情报局官员能够亲自向首相解释这件事情，那么谁还揣测过这封信到底是不是伪造的呢？里加情报站告诉总部他们手上的原件确实为俄语，并且在转交给伦敦前是由站内一位秘书翻译的。而这说明了这个英文文本并非像其第一次声称的那么“真实”[215]。10月31日，内阁召开会议讨论此事。包括特立威廉和帕穆尔勋爵在内的一些大臣对“外交部官员”非常不满，怀疑其“沦落到了使用卑劣政治花招来毁坏工党的地步”。帕穆尔有着三十多年从政经验，曾从一个典型的当权派人士兼保守党下院议员成为一位国际社会主义者兼工党高级领导。他赞成就此事展开一项调查，而此项调查（正如内阁秘书助理托马斯·琼斯记录的一样）可能会“把所有可用的证据放到桌面上来谈，并且曝光我们的秘密情报局”，同时还必须派一个委员会“立马检查季诺维也夫信件的真实性”[216]。针对麦克唐纳提到的更多关于信件文本及出处的问题，秘密情报局声称“获得令我们自己满意同时也让外交部满意的确切证据”是“至关重要的”。可能顾忌到这会被误认为是对以前做出的保证的背弃，秘密情报局继续说道，这“当然绝不是意味着我们或者外交部会对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有任何怀疑”。尽管与里加情报站有更进一步交流，但秘密情报局却不能得出更有力的定论。考虑到可能对秘密情报局太过挑剔，在整个事件中麦克唐纳极不情愿亲自质问任何秘密情报局官员。曾经有一次，克罗带上秘密情报局第一处的马尔科姆·伍尔科姆一起去见首相，但是[据伍尔科姆的儿子描述]这位情报官员却不得不呆在“首相视线范围之外的隔壁一间有着一个通道门的房间中，并且首相所有的问题和我爸爸的回答都是经克罗传递的”[217]。委员会同时与温德姆·蔡尔兹爵士（苏格兰场助理专员，负责政治保安处工作）进行了面谈，但他却不能对被指控的英共收到该信做出更多的陈述。11月4日，委员会向内阁汇报了整个调查过程，但他们“发现就摆在眼前的证据，他们无法得出任何肯定的结论”。[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