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于自我宣传的保罗·杜克斯爵士通过做讲座以及发新闻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自我支持。但是这些讲座和新闻却大多都是基于相同的素材。1922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在俄国时的回忆录《红色傍晚和翌日：在苏俄的奇遇与侦查》，并且在首页上把自己描述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驻苏俄情报站前任站长”。尽管苏联政府控告他曾密谋推翻苏维埃政权，杜克斯却声称他“去俄国不是为了搞阴谋，而是为了做调查”。在书中，他详细叙述了自己是如何被秘密情报局招募进来的，但却很谨慎地掩盖了“军情一处（c）”的一些细节描写。他被带入到了“特拉法加广场附近小巷”的一栋大厦里，被“推进了电梯”一直到了“顶楼”，“在顶楼上建有一个附加的上层建筑，该建筑主要用作战争状态下的办公地点”——这些描述或多或少与战时卡明在白厅大楼建立的总部很相似。据描述，他被带去见情报局局长，但在他进入卡明办公室的一刹那，他的描述却戛然而止。“有些事，”他写道，“我不好泄露。”1930年，杜克斯发表的《塔特勒》一书中有八个章节都是描写他“在红色俄国的秘密情报局”时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经历”。在这本书中，他泄露了更多。他再一次详细叙述自己被“推进了电梯，来到了在顶楼上修建的一排办公室”。在这里，“在一间天花板很低的昏暗的办公室中，正背对着光线坐的是一位穿着海军制服的官员”。这一描写使得卡明作为局长的身份彰显无疑。杜克斯继续写道，“认识该局长的人都仅仅知道他仅用一个字母代替的秘密签字”[247]。尽管维维安认为杜克斯的文章“似乎是顶风作案”，但并没有对他的泄密行为采取任何措施。
1937年5月，当杜克斯“正在进一步深入描写1919年的回忆录”时，他告诉维维安，“在1920年和1921年间”卡明曾同意他“查阅当年我来自俄国的报告档案，以给文章提供当年的素材”。鉴于“在确定某些事件和日期方面……会带来一定的便利”，现在他想“再一次咨询他们”。在向杜克斯阐明秘密情报局历史学家们可能会遇到的长期问题时，维维安告诉他曾搜查过这些文件，“但我担心会没有任何结果。所有1920年以前的记录，我猜想你也知道，已经被销毁。而且，据我了解，那些1920年至1921年间与你相关的案例，要么被集中销毁了，要么已与其他档案混成一片无法再被挖掘出来了”。
经重新整理和扩充，杜克斯把对往昔的回忆发表在《ST25特工的故事》一书中，专门（在1938年）“献给局长”。再一次，他讲述了自己经电梯被带到了一个“顶楼迷宫”会见卡明。尽管他仍然没有提到卡明的名字，但较以前的著作而言，他还是更进一步地揭开了掩盖秘密的面纱。“对他的属下和同仁而言，”他写道，“他总是被人所知晓，并且总是以特定颜色墨水书写的单个字母来签名。”杜克斯宣称，卡明曾经“读过此书并对这几页的描述表示赞同”，其中包括“在此与他有关以及那个顶楼迷宫”的信息，“但是我从来没有得到此书名的许可，但无论如何，读者有可能对此还是略知一二”[248]。他很聪明地向秘密情报局上交了一部书稿中的一章（掩盖了他在伦敦的任职和情况简介），并且在得到的回馈信息里没有要求他对原稿进行改写。“就《红色傍晚和翌日》（原文如此）原书而言，”维维安写道，“我想象不到该书会带来任何害处。”但是杜克斯的著作却凸显了回忆录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该特征我们可以表述为“匍匐泄密”。据此，在接下来一系列的版本中，秘密情报机构的故事被慢慢地揭露出来。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其泄密程度都不足以激怒官方采取任何行动。
杜克斯在出版前谨慎提交材料之举，可能是考虑到1932年康普顿·麦肯齐《希腊回忆录》一书所招致的麻烦。该书是麦肯齐战争时期回忆录的第三卷。在名为《雅典回忆录第一部》（1931年）的第二卷书中，他详细记述了自己在1915年末第一次为曼斯菲尔德·卡明秘密情报局效力的最初几个月的时光。尽管他揭示了“C组织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与敌军相关的情报”，但是他没有对卡明的身份做进一步的细致描写。“首字母C，”他写道，“能够用以证明一切事务，但是C到底是谁，C在哪里，C到底代表什么，同时为什么要用C，这一切都没有说明。[249]”尽管与萨默塞特·毛姆改编的小说相比，该小说显得更生动更逼真一点，但是该书似乎却没有引起秘密情报局任何注意，虽然在第五章中有写到“秘密情报机构早期的荒谬行为”不能够使其对情报局里所有前任同时产生好感。1932年10月，随着承载着更多信息的《希腊回忆录》一书的出版，麻烦也随即找上门来。该书的出版引发了第一次（绝不是最后一次）起诉，控告其触犯了官方保密法案，英国政府正是通过该法案来设法镇压记载着安全情报机构信息的回忆录的出版。
新闻界对《希腊回忆录》的反应集中在与卡明有关的揭露上。10月27日，《每日邮报》对“秘密情报局神秘局长”进行了大事渲染，宣称“‘C’上尉的身份被揭露出来了”。赫克托·拜怀特战前曾是卡明一位非常优秀的特工（他没有揭露出这个事实），现在是《邮报》的海军记者，他根据书里的描述宣称，“这位曾在战前和战时侦查苏俄中央政权的海军军事秘密的杰出人士身份”，已经“第一次在出版物中被揭露了”[250]。这一轰动性的揭露促使辛克莱让军情五处着手开始采取行动，禁止该书发行。当天下午，公诉处处长亲自给出版社打电话，“建议其最好撤回该书的出版，并且说不管怎样，他只是给他们一些友好的建议”[251]。同一天，辛克莱向外交部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提交了“一份若干意见书”。“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该意见书显得很令人不快”，并且已经预演了日后相似诉讼案例中的争论点。这卷书掀开了秘密情报局的遮盖布，而这块遮盖布对情报局而言是一个长期重要的话题。该书“宣扬了护照管理处与秘密情报局之间的联系”。虽然承认有些地方确实知道这两部门之间的联系，但是书里解释和强调的方式却“极其让人反感”。同时麦肯齐还违背了“一个事实，即陆军部里被称作‘军情一处（c）’的部门实际上是‘秘密情报局的掩护体’，他这样做因而暴露了某些如今在部门里工作的官员身份”，这些人的姓名被印在了公共刊物《陆军部名单》上。麦肯齐透露出了“这些人的全名，特别是许多曾在秘密情报局工作的人员姓名”，而这些人员当中有一部分“被指定为万一将来战争爆发时需要再次雇用的人员。还有另外一部分则与如今的秘密情报局有着非正式的联系。从而该书使得这两类人都变得再无用处，使得居住在境外的人员容易受到危险的侵扰”。最后，该书已为“现任职员在将来离开情报局，以及那些情报局因各种原因不得不联系的新闻工作记者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