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政府撤回其支持（出于经济原因），秘密情报局提议减少德纳姆的薪水之后，他于1923年离开中国，摇身一变成为马来亚海峡殖民警察署监察长（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1923年初早些时候，招募了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哈里·纳撒尼尔·斯特普托来填补德纳姆离去留下的空白。31岁的斯特普托在1912年首次去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西非边防部队服役，为了便于学习语言，于1919年到驻中国领事馆工作[273]。他的初始代号是“C/33”。他开始工作顺利，与秘密情报局合作近20年，对秘密情报局在远东的工作既表现出了优点，后来又表现出逐渐增多的缺点。1923年10月，秘密情报局驻新加坡代表原本似乎已经承担了原来由德纳姆行使的一些监管职能，希望莫顿会让局长知道“我们对C/33在最后长达半年之久的困难时期维持上海工作的进行是多么感激不尽……事实上，要不是因为他超人的能量，那里的整个局面就会陷入危险困境”。
考虑到斯特普托最终会长期受雇于秘密情报局，这位驻新加坡代表对于他称之为“上海办事处”的多份建议中，给他设想了一个低级角色。在此期间，虽然斯特普托拥有普通护照和签证领事职务，很适合替秘密情报局工作，然而“离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秘密情报局的专职代表仍然尚存一段距离”。这些保留意见不但说明了斯特普托其人，也说明了大家心目中一个秘密情报局“专职”官员应当具备的必要素质。据认为，斯特普托有点“年轻”，“也许并不总是能控制住自己的愤怒或热情，例如在有人对秘密情报局提出充满敌意的批评时”。这位新加坡代表曾对斯特普托谈到过此事，“要把此事说出口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因为当我认为有必要时，有时候我可以把一个不友好批评者说成是友好的赞助人，这使我成为一个伪君子”。他认为，斯特普托能够在两年左右接手上海站，同时领事馆的另一名成员可以接替德纳姆的位置。
事情又拖了一阵子，此人才于1924年6月借调到秘密情报局。与此同时，斯特普托继续代行职务，表现却已“不尽如人意”，并开始出现慢性病的征兆，健康问题日益让他感到困扰。1924年1月，有人提出，斯特普托“作为护照管理官，他整个白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十分繁忙，只有到了晚上、礼拜六和礼拜天才能替我们工作”。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而且即便在他告病回家休假后，7月份新加坡方面有关斯特普托的报告还是不乏溢美之词：“他天生就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料，为了将来的工作，我希望你们对他多关注。”德纳姆的继任者在上海一上任（他在那里待到1925年8月），斯特普托便被派往北京，担任当地领馆的副领事。1925年6月，秘密情报局向英国公使查尔斯·帕勒里特提供了表明苏联人在中国煽动动乱的证据。这是一封由苏联大使签署的信件影印件，是“通过十分秘密的渠道获得的”。信件指示“上海地方委员会阻止罢工人员返回工作岗位，并‘通过会议激励劳工大众’”。帕勒里特反过来“私下里”将该信转交给了中国政府。
发生在1925年5月30日所谓的上海公共租界大屠杀案，中国示威者被英国和英印警察开枪屠杀，随后在中国南部和香港掀起了一波罢工和反英示威浪潮。也许有点辩解的意味（同时也显然在炫耀秘密情报局在该地区的能力），辛克莱告诉外交部的内维尔·布兰德，“从上海目前的麻烦看来，回想到我们在去年4月就提前提供了情报，这已为实际发生的事件所完全证实，这或许是令人感兴趣的”。举例来说，4月份秘密情报局分送了一份“来自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1925年2月6日发给其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心的绝密急件的翻译文稿”，其中包含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与当前上海的罢工活动有牵连的明证”。6月25日，辛克莱送交外部一份长达三页的“情报综述，主要是些记录文献，是通过许多渠道搞到的”。文件“清楚地表明，动乱主要是由于苏联政府的阴谋，并且他们一直非常巧妙地在组织这一切”。
秘密情报局通过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一名员工获得了苏联大使L.M.卡拉汉的通信复本，信中言辞激扬，他们认为“他写信时一定是喝醉了”。斯特普托也有其他的兴趣所在。1928年6月，他在发给伦敦的一则饶有兴趣的电讯中建议，给驻扎在菲律宾的一个美国海军士兵支付2000美元，以“提供科雷希多岛防御工事的详细情报”。1929年7月，他在上海招募了一名中国人（“月薪100美元，外加合理费用”）。“除了认识中国的头面人物，包括银行家、官员和商人外，他还认识现南京政府的要员。”不同寻常的是，斯特普托已安排亲自面见这位特工，“因为必须记住，中国特工都非常（往往？）不会，再说一遍，不会把情报写在纸上，只能通过仔细的反复询问才能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不过，他要辛克莱放心，“我已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既不让这个特工知道我个人的真实身份，也不会知道我的官方身份”。另一个目标是福摩萨（台湾），当时还被日本占有。斯特普托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厦门找到了一位英国商人，此人承诺“在厦门或台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渗透到澎湖列岛”，这座位于台湾西海岸之外具有重要战略防御意义的群岛上建有一个日本海军基地。
到1930年，斯特普托已成为“28000”，成为秘密情报局驻中国的资深代表，但仍然是在唱独角戏。不但没有任何组织发展资金，而且他之所以在20年代后期发展情报工作取得了成功，与他深信必须与他的中国特工们保持好个人关系不无干系，这使得要找到一个能临时替代他的人都十分困难。与特工打交道，他告诉伦敦，“尤其当他们是东方人时，不仅需要策略，更重要的是运用相当的机智向他们询问一些问题，以便从他们那里得到比他们通常在书面文件透露的更多的情报”。由于他的健康变得更加不稳定，寻找他的后备人选也就变得十分紧迫。1926年，他患上阿米巴痢疾，需在家调养6个月。1930年7月，在又一次健康恐慌之后，辛克莱批准他立即返回英国，同时指示说，“必须继续报告中国的政治局势，不仅局限于北方，还要包括中国中部与南部”。斯特普托在当地找到一个人临时替换他的工作，但辛克莱仍然警告说，他“不要动身回家”，除非“他对现有中国特工愿意为他工作感到放心，因为重要的是在他离岗期间情报不会减少”。从该信号看来，很明显，至少秘密情报局总部认为斯特普托的情报是足够有用的，尽管考虑到流量减少的前景令人关切。次年，即193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希莱尔·牛兰被捕后，斯特普托协助处理从上海市警察局查获的一大摞共产国际文件中提取情报。虽然牛兰被捕引起了世界性轰动，但维维安在伦敦得出的结论依然十分谨慎，这“不过是对共产主义赤化了的暴动与反叛中心执行的一次临时和局部的检查而已”。[274]
然而，1931年，情况开始变得糟糕起来。斯特普托，以前就总是相当固执的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刚愎自用，开始沉溺在他的特工角色中，这是十分危险的。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员在1931年9月形容他为“一个有趣而相当可爱的家伙”，而另有一个人抨击他说，“因软弱无能而备受煎熬，这是我在如此多的‘神秘’人物身上发现的通病。他喜欢编织一个神秘面纱来掩盖他的所作所为，耳语般的发出一些奇怪的警告。毫无疑问，他对自己的言行必须十分谨慎，但这样的姿态结果恰恰是事与愿违”[275]。他也开始惹恼了英国驻华外交官们。当他指责《华北每日新闻报》英文版记者“过于屈从于公使馆的愿望”时，这位被得罪的编辑向英国公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后来是基勒恩勋爵）抱怨。1931年12月，兰普森写信给外交部的范西塔特时暗示说，斯特普托（因而还有秘密情报局）纯属浪费资源：“在经济如此严峻的日子里，斯特普托还在精心炮制电报报告，这难道有什么道理吗？……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大多数报告都是不必要的。实际上，就公使馆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废弃他而不会丝毫影响我们的服务效率。”斯特普托虽然向辛克莱作了自我辩护，但是，他的健康再一次出现了问题。1932年1月，他令人担忧地写道，“看来我的整个内部机制正处于高速率运转之中：没有消化，只有一切随之而来的不适在发酵”。他再次被劝离岗休病假。
辛克莱表示同情，并告诉斯特普托说，范西塔特“仅仅是对你在危机中的工作表示赞赏”。1931年9月日本入侵满洲，在此期间斯特普托曾派驻北京执行“特殊任务”。但他也非常关注情报工作，在他看来，情报工作恰恰就是一出极其重要的戏剧。“没有人打算取代你，”辛克莱在1932年2月的一封电报中说，“只要你能承受住压力；但你必须认识到，如果你的健康不济而又找不到一个训练有素、可以立即接替你的人，那么组织就会有解体的严重危险。替补将需要几个月的培训，而且必须找到，因为远东在以后若干年都将是重中之重。”斯特普托的越权行为加剧了与英国外交使团关系的破裂。他显然已经着手广泛报告政治问题的方式（无疑是沿袭了德纳姆制定的模式），突出造成了外交官与秘密情报人员之间常年的紧张关系。对前者来说，其法定作用是报告在其所在国的局势，往往对后者的存在较为敏感；而后者赋有秘密获取并提供情报的特殊功能，一旦被发现，至少会引发外交尴尬；从最坏处着想，会造成严重的国际事件。一些大使和公使惟恐丢了乌纱帽，坚持严格控制发往国内的报告内容。事实上，斯特普托承认，兰普森“绝对反对任何人对中国的情况发表意见，除非他是指定代言人”。还有，“虽然他可能同意我对这个国家的局势的看法，但并不赞成我告诉你（辛克莱）与外交部”。
20世纪30年代秘密情报局日益关注的一个问题是通信问题。一般来讲，情报局愿意向情报站提供无线电台，它可提供安全（如果使用的密码可靠的话）、自主通信，无需依赖全球电报网络（尽管该网络也由英国控制）。但未经英国在有关国家的外交使团许可，便不能引进无线电台。1933年7月秘密情报局建议在上海总领事馆设立一部无线电台时，兰普森断然拒绝，并借机再次抱怨秘密情报局（可以想象尤其是对斯特普托），他们应坚守“他们自己的岗位”，报告“共产主义活动、印度的运动以及贩毒，等等，而不要在政治方面插上一脚”。
辛克莱认为兰普森的态度“极不公平”，他“完全误解了秘密情报局的作用”，其作用“主要在于向外交部与国防部提供通过官方渠道无法获得的情报”。英国政府，他补充说，“不太可能为了获得诸如贩毒或者甚至共产主义之类的相对并非那么重要的情报，每年耗费大约十万英镑”。辛克莱在此明确给予“外交部”和“武装部队”优先权，这与他在1928年3月向三军情报局局长传递的秘密情报局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遥相呼应。他说，“远东的主要情报目标”是日本。经过五年的反复失败和大把的经费投入，所有的成绩就是建立了一个旨在针对日本动向给予预警的组织骨架。
卡明在1923年4月派出了一个代表，代号“CT/60”，以做生意为掩护报告有关日本海军和空军的情况。两年后，此人发展了一个线人网络，由十几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当地人组成，包括东京、神户和长崎，但他声称只能慢慢来，因为“这些人（从最高层次到最低层次）对他们的同胞完全不信任”。显然由于仍然缺乏进展而感到沮丧（在这个组织身上已花了5000英镑），1928年4月，辛克莱直截了当地问秘密情报部门的首脑们，他们认为进一步在日本的情报目标上花钱是否恰当。海军部的答复是“不”，陆军部和空军部的回答却是“是”，但外交部决定反对任何进一步的开支，并指出“有价值的情报”已经从一个未指明的日本渠道不时得到提供，尽管这些可以推定是由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提供的无线电情报，该校在破译日本密码方面确实取得了某些成功。
1933年5月，远东基地新的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弗雷德里克·德雷尔爵士的到来，又挑起了事端。曾任海军副参谋长的德雷尔是一个强有力和雄心勃勃的人物，本可一直晋升到海军最高层，却因1931年的弗戈登兵变，参谋部需集体承担责任而过早地结束了事业生涯，所以他对屈尊在中国基地只能表示满意。由于他深信与日本的战争不可避免，9月向辛克莱表示了对海军情报局局长——杰拉尔德·狄更斯上将的态度不满：“如果他——海军情报局局长告诉我说这样的战争‘遥不可及’，该死的，他怎能指望掌权者们放手一搏，会给我紧缺得要命的船只、士兵、港口防御工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