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
秘密情报局在法国主要关心的是比菲·邓德代尔的45000情报网，此情报网同法国情报二局的关系密切，并在之后战争爆发时为监视秘密情报工作同法国情报五局形成了密切关系。邓德代尔是秘密情报局与法国情报二局局长路易·里韦上校以及管理法国密码分析部门的古斯塔夫·伯特兰上校的主要联系人。虽然邓德代尔招了特工来收集德国军事情报，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初混乱的几周里，无法让他们继续工作。他写道，由于“德军的严厉管控以及完全失控的民用交通”，“要穿越边境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即使在法国国内亦如此”。整个冬天，他几乎完全依靠里韦的组织提供情报。1940年5月10日，德军迅速开进法国之后，邓德代尔和他的人不得不撤出巴黎。6月10日，他来到奥尔良附近，就住在法国最大的军火废弃场旁。他高兴地向孟西斯报告对这位法国上校局长的看法：如果这个军火废弃场爆炸，他们就可以“痛痛快快、毫无痛苦地上路”。但结果是法国败北，孟西斯召回了秘密情报局行动小组。
部分原因是法国很敏感，致使在法国的留守准备工作接连受挫，一直持续到1940年5月才有了好转，但为时已晚，已无法取得有意义的成果了。邓德代尔的特别通信组组长在最后一刻与伯特兰取得了无线通信联系，这是法投降后的那段时间里秘密情报局与法国惟一的直接联系。现实存在的另一个困难是，秘密情报局在法国的大多数线人与继续为维希政权效力的官员有联系，该政权于1940年6月向德国投降后，作为一个伪独立政府幸存下来，负责管理法国南部和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维希分子强烈反对自由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反过来，自由法国阵线的人士（这些人无疑是极具希望的潜在特工）打心眼里鄙视维希和替维希工作。面临此难题，还有来自政府和情报机构的巨大压力，他们急需来自法国的情报。孟西斯委任邓德代尔为A.4处的处长，让他继续加强与伯特兰及其维希同事的联系。另外，还委任肯尼思·科恩中校为A.5处的处长，安排他和自由法国一起开展工作。肯尼思·科恩曾在巴黎丹齐的Z组织工作过。1940年这个令人焦虑的夏天，虽然在孟西斯看来，只能这样分工，但潜在的竞争、分歧和摩擦十分巨大。另外，还有一个事实是科恩对丹齐（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负责，而邓德代尔直接向孟西斯报告情况。这让他们之间的竞争、分歧和摩擦进一步升级。1940年6月底，陆军部督促秘密情报局尽快派特工潜入法国。早在6月18日就开始了秘密监视与安插行动，其时，D处的梅杰·诺曼·霍普少校组织了一场营救戴高乐将军妻子的行动，但以失败告终。6月23日，三名特工登陆法国打探法国人的士气。但是，秘密情报局陆军处处长休伯特·哈顿主张，不管目标区域在哪里，“重要的是要招募该区域的特工，精通情报工作，并为他们提供无线电通信设备”。这样的人不会凭空变出来。但7月底，由弗兰克·斯洛克姆中校领导的新成立的行动处帮助邓德代尔的第一名A.4处特工在布列塔尼以西的多尔奈兹登陆。这名特工叫休伯特·莫罗，是一个年轻的骑兵军校学生，其父亲是法国海军上将。莫罗在那里待了4天，通过康沃尔郡法尔茅斯海港的迈勒·克里克展开行动，后来在8月和9月又去了那里两次[384]。抛开获得了什么情报不谈，他的这些冒险考察说明，特工是可以通过海路潜入的，虽然仍有困难。早些时候发展的线人对于沿法国海岸线建立海洋情报系统作出了贡献。
由海路秘密登陆并不是惟一的选择。1940年8月20日皇家空军在北威尔德战斗机机场组建了第419号航班，帮助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出入敌国领土。部队需要学习新飞行技术来使用几种有限的机型——惠特利轰炸机和支持陆军的莱桑德战斗机。在组建航班前几天已经首次尝试过登陆行动。克劳德·丹齐在1942年4月准备的一篇报告中总结说：“1940年8月，我们第一次尝试用莱桑德战机运送特工登陆。我们没有经验，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我们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该特工或者他的无线电设备的任何消息。”开端虽不好，后来还是有了进展：1940年10月到1941年8个月间，一共计划了90次行动，其中48次还没开始就取消了。在剩下的42次行动中，有4次失败，其余的38次运出了57个特工，接回了18个特工，有3架飞机失事。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运送人员和运输设备——这些行动能把重要文件从战地成功运回英国。
1940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情报回馈工作依然令人失望。11月，秘密情报局的三军情报部门联络官都抱怨情报少得可怜。空军处处长弗里德利克·威廉·温特博特姆上校称，“除了从穿越海峡到达英国的逃亡者和自由法国的人那里得到些报告，特工们几乎没有报告任何有关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的空军情报”。丹齐回应道：给一张潜回法国沦陷区的特工名单，其本身“不能或难以”说明什么问题，但却“会显示令人失望的记录”。主要问题在通信方面，没有建立起令人满意的无线电联络。其他的通信方式，比如通过瑞士来传递情报就意味着，情报到我们手上时已“完全过时了”。
到1941年初，情况已有好转。这时，邓德代尔的组织在法国各地，无论是德占区或是非德占区，都派遣有他们的特工，并安置了联络邮箱。曾活跃于战前极右翼和“反共”圈子的克劳德·拉米罗创建了一个重要的情报网络（代号为“菲茨罗伊”，后来称作“翡翠”）。约翰·科尔多写道，此人“如像芝加哥恶棍般难以对付”，而且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家伙”，因此秘密情报局也“对他忌惮三分”。但是，克劳德对“德国人的深恶痛绝”显然远远大于他亲法西斯的政治倾向。再者，开战的头两年，《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为反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抵抗侵略者的额外理由。早已谙熟秘密行动的拉米罗“尽可能从不同社会行业”招募特工，其中包括政府官员、商业领袖、工人、铁道官员和妓女。最开始，这些特工提供的都是有关经济和铁路方面的情报。
1940年圣诞节，明显地是为了鼓舞士气，孟西斯在给空军情报处处长阿奇·博伊尔信中说，这个节日已经让“德国当局”给毁了。
另一个代号为“强尼”的情报网络为秘密情报局提供布雷斯特德国海军基地的情报。1941年3月至6月，该情报网络向上级提供了有关德军巡洋战舰夏恩霍斯特号和格奈瑟瑙号的位置、遭受轰炸后的状况以及续航能力的情报。而1941年7月，“菲力克斯”在第一时间报告了德军重型战舰“欧根亲王”号抵达的情报。这种人工情报特别有价值，因为直至1941年初夏，布莱奇利庄园的密码破译员才有能力破译出德国海军和海军工厂的恩尼格玛密码。然而1942年，A.4处的情报网络接连受挫。1942年2月，“菲力克斯”的无线电报务员被捕后，该组织就解散了；1942年4月，德军袭击了菲茨罗伊位于萨特鲁维尔的总部，俘获了另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其时拉米罗已经回到英国，坚持要求把他空降到法国任何地方都行。他要去拯救小组中其余的人，要设法把他的6名重要特工经由西班牙和直布罗陀撤出来。
法国沦陷后，邓德代尔与里韦、伯特兰重新取得联系。虽然他们仍效力于维希政权，但却愿意为秘密情报局提供情报。邓德代尔用假名“约翰·格林”乘飞机到里斯本。1940年9月5日，他同里韦的特工“维克托”在当地的圣·戈洛里默教堂见面。维克托表示，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他愿意帮助英国在西班牙和利比亚完成可能的破坏工作。邓德代尔交给他一部无线电发报机，告诉他密码，然后向总部报告：维克托所说的互惠互利是指在“利用一切机会获取情报”的同时，回馈法国“无害的情报”。丹齐由于负责与自由法国开展工作，所以提醒孟西斯，同反戴高乐分子合作可能会产生摩擦和使政治问题复杂化（事实确实如此）。但是自法国沦陷后，秘密情报局与法国情报团体间的联系非常密切而富有成效。正如1941年春天孟西斯所说的，“尽管我的策略遭到质疑，我仍然坚持要恢复同法国情报二局间（在法国沦陷后）的无线电报联系”[385]。他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正是由于他独树一帜的立场，伯特兰（或如电报里所称的“伯蒂”）才能够就“阿布维尔”和盖世太保打算针对秘密情报局特工展开行动提前给予警告，伯特兰还提供了有关意大利和德国两国军队和战舰向北非集结的情报，德军在巴尔干的部署和德军在俄罗斯前线落败的情报。
比菲·邓德代尔的假护照。他使用假名“约翰·格林”于1940年9月在里斯本与维希法国情报部门代表见面。
回到英国，A.5处处长肯尼思·科恩接受了联络自由法国武装情报部门的头儿安德烈·德瓦弗林上校的艰难任务。安德烈上校的假名是“帕西上校”。通过西班牙潜入法国的特工中有一个名叫吉尔伯特·雷诺的狂热戴高乐信徒。他于1941年中期开始在法国大西洋沿岸执行情报任务，开辟了一条通往西班牙的通信路线。德军在布雷斯特雇用的一名特工给雷诺发送了德国海港防卫的全部计划，并向他报告了德国海军战舰的动向。雷诺的组织（后来称为“圣母联合会”）的情报工作最终覆盖了法国大部分地区。另一个较大的情报网络由“一战”中的右翼英雄纳瓦拉领导。纳瓦拉是退伍老兵组织的领导者，他利用战争老兵俱乐部和各种慈善机构为掩护，到1941年中期时，他的组织（“库尔”）已经覆盖了法国非沦陷区的大部分地区，至少也覆盖了布列塔尼、法国北部和巴黎，而且安排有特工在法占北非地区活动。科恩注意到，“这些特工大部分都是军官出身的‘热情志愿者’，而非受过训练的特工”。因此，有时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应付高效的德国驻法安全部队。1941年7月，纳瓦拉本人被捕，但是在玛丽——玛德琳·梅利克（后来称富尔卡德）的努力下，“库尔”继续发挥作用。富尔卡德用“刺猬”做库尔的代号，后来更名为“联盟”，并在马赛建立了总部。[386]
到1941年底，A.5处的情报网络已经覆盖了法国大西洋沿岸海港，那里是德国军舰驻扎地和贸易基地。但是该网络的不断扩大及随之而来的缺点越来越多，包括圣母联合会在内的很多网络机构都被德军安插了特工。进入1942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特工被捕，特别是很多无线电接线员被捕了。但是联合会和联盟仍然设法从法国大部分地区为军情处提供情报。这些情报通过诸多渠道传到英国，如：无线电传递，由信使经由西班牙传递，通过布列塔尼的海上行动或通过飞机深入敌后拾取（到1941年中期约每月一次）。其中最重要的情报，或许是一个慈善团体传递的关于德国雷达站及其在法国海岸城市勒阿弗尔以北的圣布鲁纳瓦尔的防御设施的详细情报。1942年，在这些情报和空中侦察的帮助下，英国成功的向德国发起突袭，缴获了德军的精良装备。[387]
1942年间，富尔卡德的联盟组织受到“布拉”活动的威胁。布拉是一位39岁的诺曼底农场经理，战前在法国住了20多年。躲开了德军先遣部队后，他于1940年6月前往英国，被秘密情报局招募为特工。1941年8月，他经空投进入法国南部的波城附近，打算为联盟运送无线电设备，在诺曼底建立情报网络。1942年2月，他开始直接向伦敦报告。但是他的身份验证不一致，其他一些情况也有出入，因此，伦敦方面怀疑他可能已经暴露了。1942年5月，秘密情报局收到可靠消息，称布拉已被捕，德军不过是用他来设个骗局而已。抱着他可能依然忠心的一丝希望，孟西斯转而决定通过“双十委员会”让他做“谍中谍”。双十委员会是创立于1941年1月的一个跨部门组织，曾经把英国战时伪装与反欺骗系统运作得十分成功。孟西斯也想给他个机会，“逃离敌人的魔爪”回到英国。1942年7月，他们约了见面地点，布拉却没有现身。而欲与之会面的这名重要联盟特工差点就被躲在那里恭候他的阿布维尔军官抓获。接下来的一个月，伦敦方面越来越担忧布拉的情况，于是通知他把无线电设备藏起来，到西班牙或者瑞士去向英国当局汇报情报。此时，特别行动处也拉响了警钟，他们知道布拉就是“布兰切特”。他们的一个特工在里昂见过他，特别行动处的F处（独立的法国人）的头儿梅杰·莫里斯·巴克马斯特给法国方面发信号，提醒他们布兰切特是一个“最为危险的人”，让他们“不要和他有任何交易……如果可能的话，让他去西班牙”，又说，“如果他老是烦你们，你们可以除掉他，越干净越好”。1942年9月，布拉的身影又出现在波城和图卢兹两地的多种场合；10月初，他在马赛与另一名英国特工“赫伦”邂逅，才导致他被假扮成警察的联盟特工抓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