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在蒙得维的亚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其中涉及为阿根廷南部一个拥有牧场的英国经理购买一架飞机。而其余的巴塔哥尼亚海岸，可以聘用商业飞行员。他认为，“可以按月支付薪酬来说服其作为空中观察员”，而拨给监视智利海岸的资金可以提供给一个当地的英国牧场主人，“以个人名义购买的私用水陆两用飞机”来掩饰。米勒估计，如果“不计飞机的成本”，每年就只有2500英镑的花费。取得外交部和海军部的批准后，在1941年3月同意购买飞机。但是，这项交易被拖了一段时间。有人认为，从美国获得飞机要比通过英国渠道购买“更快捷”。一名官员注意到“如果空军部被卷进这件事，然后就还有飞机生产部，这似乎等于说，我们得等到战争结束才能获准购买飞机”。虽然已经从美国订购了飞机，但还没有交货，一些当地的英国支持者提出由他们自己购买一架飞机“作为其对战争的贡献”，米勒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同时飞机库和飞机的起落跑道都必须建在沿着海岸的农场，并给飞机和飞行员都买了保险（一个不错的修饰）。1941年12月13日首次调查开始运行。“眼线”向米勒报告：“无法飞越所有的海岸线，但能看到较大部分的地区。目前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他推测，一架英国飞机在海岸线不定期飞行“可以作为对敌人活动的威慑”。泰勒在伦敦表示，这份报告有“相当大的影响，我们非常高兴侦察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事实上，后来的飞行也没有发现敌机或潜艇。在智利的海岸监控与此相类似，涉及一架飞机和一艘80吨的帆船，也没有发现任何敌人的活动，虽然在1941年11月智利警方消息人士提供了可靠情报，大意是“东卡斯特罗曾报道了一个国籍不明的潜艇”，这表明这项工作可能并非是徒劳无功的。
最大威胁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因为事实上，1940年至1941年是对情报需求最高的年份，当时因为还不能破译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而获得宝贵的“真实”无线电情报，海军部渴求任何来源的情报。钱显然不是问题。早在1941年，米勒提议，向一个心怀不满的德国大使馆雇员购买攻击舰位置，包括袖珍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的情报。对于这一提议的可行性，哈伍德上将——皇家海军的南美舰队司令并不以为然，尽管认为“鉴于目前攻击舰的位置”，应该继续寻找情报来源。米勒报告说，已规定关于情报交易的条件——即该情报必须为真实的，而且必须要说明“攻击舰的名称、装备、速度和至少15天的大致行踪”，报价为105000阿根廷比索（约6250英镑）。尽管他还警告说，“这可能构成骗局：第一，引领我们的舰队落入陷阱；第二，改变舰队的航向”。但伦敦在3月3日仍然同意了这笔惊人的费用（相当于当前20多万英镑），而且指示米勒继续干下去。
四天后就有了情报，但“眼线”未能满足米勒的所有条件。他报告说，一艘11000吨级的攻击舰，名为Handelsschiff或Hilfskreuzer（字面意思是“商船”或“辅助巡洋舰”），悬挂着英国国旗，定于3月15日至16日在非洲海岸几内亚湾的安诺本岛附近指定位置进行补给。米勒建议说，“尽管线人没能回答我们的每一个问题，但在我看来，情报是真实的”。当然，线人十分渴望得到偿付。经过两个星期等待后仍没有听到什么其他消息，他告诉了米勒他的怀疑，该攻击舰已被皇家海军捕获，但“秘而不宣，试图骗取他”。不过，他“还是愿意继续玩下去，如果他并非‘上当受骗’的话”。伦敦方面通知米勒（只限于他本人知道），“由于攻击舰的活动可疑，对其拦截的企图在最后时刻不得不放弃了”，但他可以告诉他的线人，“由于最后时刻出现机械故障，所以他的报道无法证实”，而且“由他酌情决定”，他可以“为表示诚意，支付线人500（重复‘500’）英镑”。通过承诺依然给予一笔非常庞大的金额（相当于超过1.8万英镑），就是为了让提供消息者满意。很显然，百老汇不仅把米勒关于德国大使馆的消息作为极具潜力的来源，而且非常渴望获得这种特殊类型海军情报。这一事件说明，只要能招募到可提供非常具体的、能够满足武装部队实战需要的情报的优质特工，秘密情报局还是愿意付出的。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档案没有透露支付了500英镑与否），情报来源枯竭了，秘密情报局不得不依傍更广泛的、不可避免的、更多风险的海岸监控网络来保持对德国攻击舰的警戒。
珍珠港事件后，阿根廷和智利对情报的关注得到强化。据认为，自从他们成为为数不多的与轴心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他们会“提供比其他南美国家更好的机会”。1942年2月，空军部提供了对日本飞机制造业的问卷；国防部希望任何从日本来的旅客都被询问关于军队的看法（比如：“你看到过在港口或那[原文如此]附近有热带装备的部队，包括坦克吗？”）；秘密情报局的经济处希望获得日本工业界和战略货物供应的大概情报，以及敌人采取的“躲避我们和对美国经济控制的”任何权宜之计；而反间谍五处想要“关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特工组织的，以及他们对中立国的外交交往的‘详细情报’，尤其是西班牙的”。毫无疑问，这反映出对于秘密情报局的活动，第五处坚持“轴心组织对当地警察部队的影响力必须通过不断地加强监督”，以及对“高官行贿”的可能性。1942年3月，主张“阿根廷呈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其说担心轴心国在其内部搞政变，倒不如说是因为她几乎是惟一剩下的对敌国特工控制比较自由的国家”，米勒要求一个月的额外的885英镑去调查日本的活动。当关于这个问题的花费被提交到伦敦时，泰勒为米勒辩护道，“日本活动”可以“包括各种各样的事情”，如“为袭击者建立海军基地”。而且，在任何情况下，“75000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特工，我认为事实已经表明，我们能够相信他能明智地花钱”。一年后，米勒再次强调在阿根廷工作的重要性，“在一个南半球敌人猖獗活动下保持自由领土的国家，敌人是根深蒂固、花钱大方的，并开始于我们许多年前”。他还就把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出让给美国人一事提出警告，并称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就这个国家[英国]而言，把这个大陆不分种族或偏见地团结起来，使其成为第四十八国[美国]的势力范围，而我们在此范围中的利益只处于次要地位，这是建立在一个虚假论题上的政策，”他继续说，“我们在这个国家以前有，而且现在仍然有影响，这种影响即使我们可以，也不能转入我们的第四十八国盟国。”
米勒的另一任务是负责秘密收购纽约的英国采购委员会。其中最优先的供应要求是公制机床部件，据称是必不可少的，例如，特别用于博福斯高射炮制造的部件。这些只能通过瑞士的“机器和工具制造商”（他们能够在货物出口前得到德国过境许可证）获得。因此在蒙得维的亚的秘密情报局，正在“通过阿根廷商行的‘幌子’”努力获得这些部件。米勒也获得了其他物品，如手表、钻石，大部分都是直接地从走私者手里获得。1942年4月，当他要求额外的帮手来协助他时，伦敦方面对秘密情报局的这些做法表示了质疑。瓦伦丁·维维安虽然勉强承认这项工作“对战争成就的重要性”，却认为这仍然“没有改变它超出了我们许可范围的事实”。瓦伦丁·维维安问道：“从秘密情报的角度来看，这是否意味着‘75000’继续做这种欺诈交易和走私是正确的？它很可能引起人们对他更合法工作的注意，以及完全可能导致公开要求他离开该国。”另一方面，他也承认，米勒可能是“惟一一个有了‘想法’立刻就做的人”。因此，这似乎也决定了他成为收取经济战略部额外费用的编外职员。
南美的秘密情报局与英国外交官的关系普遍不错。早在1942年，雷金纳德·米勒在回顾他管理该地区主要情报站的三年半时光时曾指出，尽管他觉得大使“总是嫉妒他们的特权”，但自己与他们“从来没有发生任何争议”，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每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大使都“毫不犹豫地与我讨论”，“并常常询问我对其感兴趣问题的意见”。此外，在蒙得维的亚，雷金纳德·米勒发现新大使“几乎把我当做他的非正式顾问”，这是一个“对我们的组织有明确优势”的情势。但这可能也有不利之处，如，在利马的秘密情报局的特工曾于1940年5月向米勒抱怨，使馆工作人员“总是把他看做当地的私人侦探”。但米勒认同使专业外交官保持愉悦的重要性，并在1945年5月描述说，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做了一年多临时代办的伊夫林·舒克伯勒，在不久后去布拉格接受新任命的途中将在伦敦停留。他“还是一个年轻男子（三十多岁）”，但“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我认为他会有很长的外交生涯”。由于他对“我们的组织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甚至并没有不尊重它的功效”，米勒认为对舒克伯勒来说，“有幸与总部进行谈话将是个好主意”。这个建议很令人感兴趣，因为“P.12”在7月会见舒克伯勒时，表达了“对75000工作的极大赞赏”。但米勒的预测是合理的，因为舒克伯勒（后来的伊夫林爵士）在20世纪50年代初担任了外交大臣的首席私人秘书，继续了他杰出的外交事务职业生涯，并且后来成为驻意大利的大使。
亨利·希格曼在1941年7月抵达智利时发现，该地区的英国外交官们不反对为自己做一点儿特工活动。就在圣地亚哥的整个英国使团而言，他报告称“秘密情报”被认为“正好是每个人的业务”。现有的头号特工（理论上是在蒙得维的亚被米勒领导）不是很优秀，因此海军武官事实上成了秘密情报局的特工，并已建立了自己的特工网络。希格曼公正地认为，把秘密工作与常规的武官职务相结合是非常危险的，面临这个“非常现实的”的问题——他的同僚现已卷入而且如此热衷于“C”[秘密情报工作]，他感到如果他不能保持深谙未来发展趋势，他可能会感到痛心。而且希格曼认为使馆“一秘”正在经营“自己反对从事”的广泛的情报搜集行动。这包括“很公开地联系和管理——至少应有最起码的安全预防措施——若干非常可疑的外国特工”。而且，最糟糕的是，一个精心安排的电话窃听行动竟然就发生在英国大使馆之内。希格曼获悉，窃听一德资银行的电话产生了“最有价值的”经济情报，但他非常关心大使馆是否已经受到威胁以及它的安全程度。
希格曼着手整理在智利的秘密情报局行动，裁掉他接管的一些不合格的特工，其中包括一个自称与德国情报局有密切联系的“有吗啡瘾的法国人”，一个反希特勒的前德国军官和一个“智利籍[原文如此]爱尔兰人”。他想取消大使馆的电话窃听行动。但是他发现电缆不能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移动，于是他就在地下室建造了一个特殊的房间。1941年12月，德国大使馆宣传办公室和两个银行的电话被定期监听。1943年底，圣地亚哥站被关闭，希格曼回国。他报告说，电话和邮件截取是情报的最佳来源之一。两个操作员可同时监听最多8条电话线。关于邮政工作，希格曼说，他可以“获取、检查、影印，并将流通邮件返回到任何邮箱”。
与外交官的关系可能因最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令人烦恼。1942年3月，英国总领事从纽约寄发13箱秘密情报局的无线电设备到智利。虽然他已经指示把他们称为“办公家具”，航运文件（给英国大使）上却写道：“秘密，英国机密材料，净重量不透露，申报价值不透露。”孟西斯称，尽管这不是他的错，但这种“愚蠢的行为”可能“惹恼在圣地亚哥的大使，致使他对我的特工产生偏见”。有时候，担心的事情往往就会真的发生。9月份，希格曼的副手在秘鲁报告，“他的头号特工414和被解雇的下级特工416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吵，结果以殴打而告结束”。好像是领头特工诈骗了下级特工的钱财，“扣发了他们一部分工资”，为了报复，下级特工“开始援引英国法律起诉特工414，领事馆被作为414的假定雇主一起遭到起诉”。一个与领事馆有联系的当地律师被派去“驳回这个奇异的事件”。此事在伦敦敲响了警钟，泰勒担心失和之事造成的潜在损害，尤其是在英国。考虑到此事“可能对利马的YP[英国公使]造成非常严重的不良影响”，他建议希格曼立即到秘鲁去处理此事，“只要能够避免，让利马的YP不要再向ZP[外交部]发送关于此事的电报”。令人高兴的是，希格曼能够上报的情况“似乎没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公使很“善解人意，乐于助人，没有再电告外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