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凤春
历史长河边的剪影
公元1999年还剩下最后几张日历，预示着风雨飘摇的20世纪即将逝去，另一个新的千年21世纪接踵而来。一位慈祥可亲、精神矍铄的老人站在显见加快的历史长河旁，思潮翻滚，无限感慨。如炬的目光，遥接新世纪的熹微。他，就是中国人民所熟悉和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自己的经济专家袁宝华同志。
血雨腥风，苦难深重。中华民族的呻吟、呐喊和反抗，激发了热血儿女的奋起。
心系苍生，投身革命
袁宝华出生于河南省南召县城一个家道殷实的地主家庭。既上洋学堂又上私塾，敏而好学的他除了汲取各种知识，还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感受到各种新思想带来震动，开始思考人生和社会。
1934年，年仅18岁的袁宝华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在这里，一群热血青年聚集在一起，纵论国家大事。民族的危难，民众的熬煎激起他们澎湃的爱国热情。1935年日寇成立冀东汉奸傀儡政府，国民党也酝酿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向日方妥协，由此引发了轰动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抗日救国运动。袁宝华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开始了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这时的北平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参加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并在多个组织中担任职务。1936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份转入中国共产党，任北京大学支部宣传委员，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形势十分严峻，袁宝华离开北京大学回到家乡河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在那段灾难深重的日子里，他为革命倾注了全部青春和热血，先后担任过开封和南阳平津同学会执行委员、南召县自卫团政训主任、中共南阳特支委员、中共南召区委委员、豫西南特委（地委）委员兼南召县县委统战部长。从担任的这么多职务来看，他当时付出了怎样的艰苦劳动。
1940年，袁宝华经西安到达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袁宝华奉调随大批干部从延安到东北开展工作，先后担任县委书记、省委分委宣传部长、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兼青委书记等职，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大业兹始，百废待兴。恢复工业生产夜以继日，外行变内行；与苏联谈判纵横捭阖，大家风范。
经济建设的开路先锋
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高瞻远瞩地认识到经济工作的重要性，选派得力干部去开拓经济领域。1949年6月袁宝华被调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开始了他为之奋斗50多年的经济工作。
随后，袁宝华担任了东北工业部秘书长兼计划处处长，为恢复工业生产，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为制定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夜以继日，逐步由外行变内行。
1952年，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就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援助项目到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此时的袁宝华虽然年仅36岁，但已经在经济工作上很有自己一套见解，而且“敏于思，慎于行”，为事严谨周密，稳重可靠。这次与苏联谈判，袁宝华具体分管民用项目。没想到出师不利，双方代表刚刚接触，苏联专家就认为中国代表团带来的这个计划中有很多东西不完善，而且业务上还不太精通。如中方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兴建1万公里铁路。苏方质疑：谁能供给足够的钢轨？供煤给水设备跟得上吗？机车和车辆由谁供给？维修力量够吗？袁宝华深知中国当时的家底，便谨慎回答：“这些条件我们还不具备，但在建设中会不断完善，因此，也更需要贵国的支持援助。”袁宝华当晚立即抱出一大堆资料，进行细微而缜密的分析，后来经过商议，向党中央请示，决定将1万公里改为5000公里。谈判期间，苏联专家为中国代表介绍如何制定计划的方法，袁宝华认为机会难得，像学生一样认真听课，记下笔记，夜晚回到驻地为了消化理解内容，常常熬到深夜。
谈判开始后，袁宝华面对的是苏联国家计委分管冶金工业的副主席，这是一个认真得近乎挑剔的专家。从谈判一开始，便一个劲儿地追问中国矿山地质储量和矿床储存情况。
对于地质专业，袁宝华并不生疏。对苏方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调动自己的思维，把烂熟于心的有限资料、数据，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如果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他便将问题记下，在谈判休息时火速与国内有关部门联系，争取尽快拿到数据。
谈判桌上的袁宝华，应答如流，沉着稳健，一派大家风范。苏联专家不会知道，在这背后，他从事的是怎样的超负荷工作，承受着怎样的精神上的和体力上的沉重压力。
在讨论武钢的建设项目上，苏联专家认为包钢条件好，有矿山，离苏联近，而对武钢缺乏信心。对于中国来说，武钢是中国“一五”计划的一个重点项目，对全国重工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武钢谈判失败，对国家会造成大影响。
这时人们看到的袁宝华，心情沉重，寝食不安。好几次吃饭时，想着武钢的事出了神，望着饭菜直发呆，原本英俊潇洒的年轻人一下子瘦下去一圈，眼里还充满血丝。袁宝华为了此项目能通过，给北京拍加急电报，要求尽快提供一些武钢附近的地矿资料。功夫不负苦心人，北京终于回音：在大冶附近又探出一批铁矿资源——这个项目终于可以上了。历时两个月的谈判，签订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156个苏联援助项目。
50年代，为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戈壁山川，选厂址、上项目。现在我国大大小小的钢铁基地建设许多与他的努力有关。
60年代，针对当时出现的生产资料产需脱节、流通混乱的状况，根据刘少奇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在总结了几年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国家经委党组提出了集中统一管理物资的重大方针政策，这对于统一计划、调整经济、巩固全民所有制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作为国家经委、国家物质总局及物资管理部主要领导人的袁宝华，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抓物资统一管理这项工作，组织制定了贯彻集中统一管理物资方针的标准和具体实施方案，为贯彻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发挥了重要作用。
口号震天，标语遍地，车间冷落，田园将芜。谁来管吃，谁来管用？
“他是全国总调度”
历史进入了10年动乱，当10亿人都被抛入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时，有二十几个人却苦苦支撑着中国的经济大厦，这其中就有袁宝华。国务院领导人说，“他是全国总调度”。
袁宝华从1960年开始搞物资工作，已经得心应手，1967年被勒令停职，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经济工作，天天打扫物资部的大院、厕所，夜里睡在物资部办公室的桌子上，几乎天天要被造反派拉出去批斗。周总理解放了他。
1969年，全国的经济几乎陷于瘫痪，国计民生危机重重，国务院各部委都无法正常工作，为了支撑全国的经济，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生产组。受命于危难之时，历史将重担放在了袁宝华身上。从此，在国务院北门外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楼上，二十几个人组成的生产组在袁宝华的具体指挥下，开始了对全国经济的调度。工业、交通、商业、军工、外贸……二十几个人，几乎一个人负责一个行业。
在袁宝华的主持下，这个生产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仅要担负起国家经济建设的重担，也要与“四人帮”苦苦周旋，在复杂的矛盾和艰难困苦中，忍辱负重，把局面支撑下来。
1976年，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周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等等。否极泰来，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中国人民终于结束了长达10年的噩梦。袁宝华这位老经济专家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企业是社会的最有生命力、最有创造力的细胞，应该具有什么功能，应该怎样新陈代谢，谁解个中玄妙？
新时期的企业管理先行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物资体制改革的问题再一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袁宝华指出，物资体制改革是城市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和计划体制的改革配套进行。他担任国务院物资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推出《物资体制改革方案》，提交给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体制改革会议，经中央、国务院批准组织实施。
为了实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创造条件，他提出加强企业管理的问题，为此发起组建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并担任会长，成为我国在第一线主持企业管理改革工作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袁宝华花了8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抓企业的全面整顿工作，通过整顿，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出效益、出速度。他主持召开了几十次专门会议，作了几十次企业整顿工作报告。袁宝华从抓企业的恢复性整顿，到企业升级，再到制订《企业管理现代化纲要》、《全国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和我国第一部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经过长期努力，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作体系，在企业管理方面真正走出了一条“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新路子。
改革开放之初，第一步的脚印踩得是多么沉重。袁宝华通过对国外经济的观察以及同国内情况的对比、分析，敏锐地感觉到，要想振兴中国经济，企业改革是关键。而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充满活力的企业经营机制，促进技术进步则是重要手段。袁宝华开始为企业改革奔走呼号，探索商品经济背景下企业走进市场的道路：1980年在南京会议上提出市场调节问题；1981年在上海会议上提出经济责任制问题；1982年在天津会议上提出提高经济效益问题。
袁宝华博采众议，把启动的改革列车一步步推向前进。
1978年邓小平曾指出，今后“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解决”。为了中国第一部《企业法》的诞生，袁宝华组织了一批学者、专家反复讨论、修改，前后拟稿不下20次。《企业法》所涉及的几个核心问题，如厂长负责制、企业法人地位、民主管理和企业党组织的作用等，话题敏感，定论难下。他始终站在推行《企业法》的最前列，并著书立说，大力宣传。
改革的10年中，袁宝华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敏锐的经济头脑，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决策性举措，促进了职工教育及青年企业家发挥主力军作用，建立了科学的企业组织结构。在企业管理方面真正走出了一条“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路子。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年逾古稀，袁宝华受命在高等教育领域担任领导职务。在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和党组书记的6年中，他带领学校领导同志弘扬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团结合作，民主办学，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离休之后，袁老仍然十分关注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入世”问题，袁老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企业和人民来说，是利大于弊，是一种机遇和挑战；中国的企业要加快调整、布局，制定出应对措施，与国际接轨，同步发展。
是人不是神，清心寡欲，奉献一生，高风亮节堪称楷模。
不堕青云之志 不落世俗之淖
袁宝华很早以前、很长时期都是政府官员、新闻人物，媒体经常出现他的名字，他的高风亮节被人津津乐道。
袁宝华一直在掌握实权的经济部门做主要领导，担任过物资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经委主任等职，经他手审批的建设经费和物资难以计数，他从未为自己、为亲属、为老家牟过一丝一毫私利。不吃请、不挥霍消费、不搞特殊化，他自己的专车，爱人和孩子都自觉地不坐。
与袁宝华相处、共事过的人都极佩服他的人格魅力。尽管他知识渊博、经历丰富，但他还是说：“处处留心皆学问”，即使地方小企业来人谈话，他也照样听得津津有味，尽管他早已是著作等身。
到外地出差，地方的同志要安排警车开道，他非常不愿意，总想办法制止住人家。他一般不是直接批评，而是在闲谈中让对方觉出他很反对这样做。例如，他会说：“这样招摇过市，群众会不会很反感啊？菜上得这么多，是不是太浪费呀？”这样的事多得很。人们由衷地敬佩袁老，真是“两袖清风，从不曾求田问舍；一生心血，尽付与建国兴邦”。
这是一位多么使人敬仰的老人！
20世纪，我们已随革命先辈走过。新世纪，我们还将一路同前行。
宝华同志在生产组的日日夜夜
王守家
我们这些曾长年在宝华同志领导下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都深感“宝华同志和他领导下的生产组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工作，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胜利完成了极其艰巨的历史使命”。
生产组是在1969年11月成立，在国务院对面的文津街九号办公，由国务院业务组领导，开始生产组组长是军代表苏静同志，副组长是袁宝华同志，宝华同志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全组只有25人，每人负责一摊工作，主要是组织全国工交企业的生产，同时还参与编制国家计划。当时人少，应急事务特别多，宝华同志和大家一起日夜加班加点。在1970年8月生产组搬到西四皇城根九号院办公，此时的生产组改由计委领导，余秋里同志为计委主任，宝华同志为常务副主任兼生产组组长，另有赵荫华、张雁翔、徐良图三位同志为副组长。这时，组内机构改变，人员也增加了。在这里办公虽然只有三年半时间，但是，由于社会动乱加剧，宝华同志和全生产组的同志们日夜不停的工作，有如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后来于1974年上半年，生产组同计划组一起搬到三里河原国家计委大楼里办公，直到1978年上半年恢复国家经委，生产组才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历时八年多。
生产组的成立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整个国家机关瘫痪是分不开的。从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开始，全国的大、中学校掀起了“斗黑帮”的浪潮，许多学校的党组织瘫痪，全国学生大串联，各地红卫兵冲击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又提出口号“踢开党委闹革命”，从此失去了党的领导，无政府主义泛滥。进入1967年，又刮起“一月风暴”，紧接着大闹“夺权”，“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使全国动乱升级。再加上全国各地形成“两大派”、“两大家”，“天派”、“地派”，“儒家”、“法家”，相互斗争激烈，其结果，冲击了机关，冲击了工业交通企业，规章制度破坏无遗，生产秩序混乱至极，大批工人离开了生产岗位，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受到批斗。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工交各部门和省市地方领导机关，全国的经济管理系统，都处于瘫痪状态，生产无人管，物资无人供。工交企业、煤炭生产、铁路运输、钢铁生产、电力供应等方方面面，都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曾经有一天全国日产钢等于零。当时鞍钢第一炼钢厂有九座平炉，停了八座，只有一座的老工人还在坚持生产，有人对他们说，“儒家还在干！”这些老工人一气之下，也当法家去了。到了1969年，全国形势更加混乱，煤炭库存大部分吃光，供需矛盾极端尖锐，既保不了老百姓做饭的生活用煤，也保不了北方严冬取暖用煤，整个国民经济已处于无政府和半无政府状态，全国的经济几乎陷于瘫痪，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这种危难的形势下，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指挥全国工交生产和经济运行，以扭转国民经济不断下滑的现象，在此紧要关头，中央、国务院立即决定把指挥权、调度权集中起来成立了生产组，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生产组成立后，受到周总理、先念副总理的大力支持，余秋里同志亲自抓，计委军代表苏静同志也支持生产组的工作。同时，各省、市、地方也积极行动，陆续成立了生产指挥系统，所有这些，为做好生产组的工作创造了有力的条件。生产组一开始工作就起到了全国指挥部的作用，原张雁翔同志领导的调度室也调到生产组里来。实际上，生产组已成为国务院的办事机构，无论大事小事，有关经济方面的任务都交到生产组这里办，工作千头万绪，一天到晚排忧解难，可以说，遇到的问题，比比皆是。
生产组在宝华同志领导下，是如何进行工作的？又如何为挽救经济崩溃而战斗的呢？概括地说就是三个字。一个“上”字和两个“急”字。所谓“上”字就是迅速地把国民经济、把工交生产搞上去，使其尽快走上正常秩序的轨道。所谓两个“急”字，一个是急中央、国务院之所急，另一个是急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之所急。所以，当时的生产组，上上下下，加班加点，日夜值班，同志们年轻、力壮，干劲也大。特别是宝华同志，他比我们年长，一天到晚总是忙个不停，干劲十足，好像他心里有一团火，有一股劲，就是一心一意要把经济搞上去，不把经济秩序搞好，绝不罢休。生产组当时的状况是“一少、两多、三紧张”。所谓“一少”，就是人员少，开始只有25人，就承担如此繁重的任务，虽然后来人员逐渐在增加，但是工作量也是越来越大。所谓“两多”，一是工业企业和交通运输事故多，而且是大事故和恶性事故多，二是宝华同志办公桌上的告急电报多。有一位军代表对大家说：“每天都看到宝华同志的办公桌上的文件有一尺多厚，应当给他配个助手啊！”所谓“三紧张”，一是煤炭、二是电力、三是运输这三个方面的供需矛盾，特别突出，非常紧张。
宝华同志领导生产组指挥全国工交生产和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就是抓调度。生产组的调度是全国惟一的、高度集权的生产指挥权机构。宝华同志后来提出：各部门、各省市、各企业都要成立调度机构，原来有的要恢复，原来没有的要重新建立，从而形成了全国的生产调度网络。靠调度掌握各地动态，靠调度应急指挥，靠调度及时传达国务院领导指示。曾经有一度省里的造反派闹事，几乎把持了全国大部分铁路枢纽，不是今天有人卧轨，就是明天有人控制了火车机车，制造事端，阻塞列车，致使东北的粮食、木材、石油不能进关，北方的煤炭不能南运，西煤不能东运，甚至还影响各地支援大三线建设的物资不能及时到达，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宝华同志就直接拨通李先念、余秋里副总理的电话，或直接向总理汇报，并将他们的指示立即电话下达给有关省的核心小组，命令他们马上行动排除障碍。这是宝华同志为了对付造反派的破坏，想出的办法，叫“电话指示”，常常用这种办法解决了不少难题。另外，告急的电报，几乎每天都很多，有从国务院转来的，有从中央各部转来的，也有从省、市、地方来的，还有工交企业直接报来的，主要是到处缺煤、缺电、缺原材料，还有铁路阻塞。如黑龙江经常供电告急，东北取暖煤告急，工厂用煤告急，上海用煤告急，武汉市民生活用煤告急，市民们在摄氏零下四五度的冬天里，裹着被子在外边排了一夜队，最终还是没有买到煤，这些都说明当时极度紧张的程度。还有呼救的电报、事故的电报，总之，那时的电报有如雪片一般飞到宝华同志办公桌上。宝华同志一天忙到晚，哪里的路断了，马上疏通，哪里的钢厂、电厂、城市，没有煤了，马上就近调拨。生产组调度室主任张雁翔同志也和同志们一样，加班加点。有个顺口溜，说计委生产组调度室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墙墙是洞；东调度西调度，处处漏风”。这都是形容生产组在调度工作中的繁杂性，也是当时工交企业的艰难和人民生活急需的真实写照。
在宝华同志指挥下，生产组的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深得周总理和先念副总理等领导的赞许和支持，但成为“四人帮”的眼中钉。他们把生产组说成“唯生产论”，“拿生产压革命”。那几年正是“四人帮”最嚣张的岁月。当时宝华同志每次为了恢复生产和造反派发生冲突，“四人帮”一伙总是百般刁难。于是宝华同志就和他们明争暗斗。特别对上海的四人帮爪牙，最为明显。有这样一件事，生产组又一次被“四人帮”在会上批判为“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并给扣上了一顶“拿生产压革命”的帽子。宝华同志想了一个以退为进的主意，就是对外宣称，要撤销生产组下面的调度室，并让调度室主任张雁翔下去学习。当天晚上，“四人帮”一伙在上海的负责人马天水给宝华同志打来电话说：“听说你要撤销调度室，这可不行。”当时为了稳定全国的经济，对上海一直给“重点照顾”。生产组调度室几乎每天都给上海调煤、调铁。宝华同志自然明白马天水的意思，故意说：“大家不是批判‘唯生产力论’吗，我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了，生产组调度室就是个典型。”马天水说：“不不不，调度室没有‘唯生产力论’，你可不能撤他们”。紧接着电话中传来了王洪文的声音：“袁宝华同志，你这个调度室很重要，要加强。”从这件事以后，张雁翔同志自然没有离开他的工作岗位，而王洪文等人也没有再找生产组宝华同志的麻烦。
在宝华同志领导下的生产组，人人都处于紧张的工作中，调度室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但有时也出现问题，就是经过调度的煤有时用户收不到，煤到哪里去了？终于发现有半路截车的，机车没煤烧了，不管给谁送的煤，就在运输途中给堵截了，截了就用。又如电厂缺煤，也在半路截车。这样一来，就经常打乱正常调度，于是，宝华同志和雁翔同志研究，在这种需要多、生产少、运量大、运力小，也就是“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怎么办？于是决定按顺序排队。一是按重点物资运输的顺序排队：先保煤炭，其次是粮食、矿石、木材、石油、钢铁和其他；二是按用煤的顺序排队：机车用煤排第一，电厂用煤排第二，城市生活用煤排第三，钢铁炼焦用煤排第四，其他用煤排最后。并将排队的顺序立即通知铁道部执行。这样一来，半路截车的没有了，实现了正常的调度。当然，在特殊情况下，生产组也截过车，那是为了抢救一些企业，避免停产，或为某个城市的生活用煤，避免断炊，避免冻死人，这些都是为了“救火”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在保重点物资的调运中，还有“重中之重”的要优先安排，就是救灾、抢险物资。经国务院领导批准，调用国家战略储备的物资，如石油、木材、麻袋、草袋等，有的虽不是重点物资，也要优先安排调运。
1973年春，晋东南煤矿生产形势好，存煤堆积如山，运不出来，但江苏、湖北等省、市，急缺煤炭，双方电报都送到宝华同志那里呼救，矛盾尖锐，不好解决。宝华同志立即派调度室李子庆、刘向阳二位同志，前往晋东南紧急处理调运，他俩一方面到江苏、湖北两省安排几百辆汽车拉运堆在高平火车站煤炭，选定铁路装运点，缓和矛盾。另一方面就地摸清了长期阻碍当地铁路运输症结是詹东线运输能力不足，只有单线铁路，所以出现“卡脖子”现象。他们还发现原来已经预留了复线的路基、桥梁、隧道。对此情况，他俩连夜给宝华同志写了报告，建议尽快铺设复线，等他俩处理完毕回生产组后，秋里、宝华同志早已批准了他俩的建议。该路于1973年11月开工，仅一年时间，1974年11月交付验收，从此，“卡脖子”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当时生产组就是这样的高效率地解决工交生产中的一些难题。以后，宝华同志和雁翔同志还会同铁道部调整了铁路局的划界办法，组织几个铁路局定点定线定列车的运输办法。这样，运力合理，运输畅通，基本上解决了各地的急需。
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主持工作，专门找了谷牧、万里和宝华同志到他家里研究如何整顿经济，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钢铁工作会议和农业工作会议，这时的全国经济有所回升，开始出现兴旺景象。可是，1975年底，开始了批邓，全国经济又一落千丈。1976年小平同志再次遭受不白之冤。这一年里，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与世长辞，全国各族人民都在极度悲痛之中。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之一王洪文唆使上海和辽宁的代表，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故意捣乱，使会议无法进行。江青一伙唆使郑州铁路局造反派头头，抢班夺权，故意造成混乱。曾发生了12次全局性大堵塞，一天保留列车高达81列，不能开行，使京广线铁路处于半瘫痪状态，以致造成了半个中国的铁路受阻。使各种紧急调运物资，包括由东北调往四川的救灾粮，也不能通过郑州铁路局而大量积压。包括太原铁路局等全国十条铁路干线都处于堵塞状态，造成煤炭大量欠运，12个省市、工交企业和人民生活用煤，极度紧张，有一批工厂因缺煤少电而停工减产，沿海几个港口，严重压船、压货。情况紧急，宝华同志立即请示了先念、秋里同志，然后连夜紧急电告河南省领导：“中央、国务院命令你们立即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同时派生产组人督战。”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当时，国家计委正在京西宾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严重的灾情传来，宝华同志一方面向中央、国务院汇报灾区情况，一方面同有关部门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当时供上海用煤的开滦煤矿，因地震而停产，在事关上海的工业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煤的关键时刻，宝华同志立即与山东省和安徽省领导商定，原由开滦煤矿供煤改由山东省和安徽省计划外每天计划外各调1万吨煤保上海。7月29日一早，宝华同志还邀有关部、委领导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具体解决唐山灾区人民和抢险队伍的吃饭、用水、医疗、用电和恢复交通、通信等问题。与时同时，生产组又紧急调运大批救灾物资，运往唐山灾区。宝华同志和雁翔同志夜以继日地进行全国调度，组织增产，支援灾区。为了不使停靠在天津港口的40多艘外贸船舶发生意外，宝华同志安排交通部将船转到港外锚地，转到青岛、烟台、连云港等卸货，要求抢卸完毕的船，立即离港；同时，由外贸部通知国外，暂不向天津派船。在建议中央发出《关于大力增产药品的紧急通知》后，宝华同志立即同有关部门落实增产药品新需的硫磺、红矾钠、黄血盐、活性炭等基本化工原料，以及增产医疗器械所需的钢材、铜材、铝材、救护车底盘等。为了尽快恢复开滦煤矿生产，国务院组成了以袁宝华同志为组长的恢复开滦煤矿生产会战领导小组。首先解决井下排水急需的大型水泵、阀门、电缆、高压开关、高压综合起动器、继电保护屏、变压器、大口径高压钢管等设备和器材，有现货的即刻调运，无现货的立即赶制，这些为开滦煤矿早日恢复生产，创造了条件。当时开滦煤矿对全国来说是个关键煤矿，影响甚大，它不仅影响上海用煤，同时又是全国钢铁企业的主焦煤生产基地，也是天津三大化工厂原料基地，因此，开滦煤矿早日开工，对国家极为重要。在其停产期间，生产组的安排是：8月份由山东省增供上海用煤22万吨，由安徽省增供煤16万吨，以解决上海之急需。同时，由重庆供应北京焦化厂日产煤气400立方米的用煤，以保证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大使馆区、北京饭店以及部分市民用汽。天津化工厂纯碱停产期间，从大连化工厂生产的纯碱和从进口的纯碱中调拨3.7万吨，供应华北、华中、西北的化工、建材和有色金属企业的急需。由于全国各方面的大力支援下，到9月底唐山地震区，人民生活安定，1605个企业全面恢复生产，天津受灾的2783个企业，全部恢复生产，北京于8月10日部分受灾企业也恢复生产。
宝华同志在那非常的时期里，除日日夜夜紧张抓调度以外，还紧紧抓住各行各业的生产。由于受到当时的形势影响，很多产品产量都上不来。
首先，抓煤炭生产。煤炭产量长期完不成计划，所以产供销矛盾突出，以致库存吃光，被迫“寅吃卯粮”。当时，工业交通生产和全国大中城市人民生活用煤，每天需要40万吨左右，但国家82个统配煤矿连续几年徘徊在22.5万～28万吨之间，缺口太大，有些大型煤矿如抚顺、鸡西、鹤岗、开滦、大同、阳泉、峰峰、铜川以及淮南、淮北矿务局等，每天比计划欠产10万吨之多，在这种产、供、销极端不平衡的情况下，只能靠“拆东墙补西墙”了。因此，很多企业和城市生活用煤，一直处于等米下锅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个尖锐的矛盾，宝华同志采用“两手抓”，即一手狠抓煤炭调运，一手抓提高煤炭产量。宝华同志从六个方面狠抓提高煤炭产量：一抓煤矿的设备维修，使设备天天保证完好；二抓稳住矿工队伍，办法是将生产骨干的矿工家属户口迁到矿区；三抓老矿挖潜、技术改造和老矿开拓延伸；四抓增添综合采煤机组，提高机械化水平加快生产速度；五抓山西等几个采煤省制定鼓励增加外调煤的政策，即多调煤、多受益，六抓煤矿安全生产。
其次，狠抓电力生产与供应。当时发电完不成计划，供电不足，企业被迫每周只能“停三开四”，很多企业为了完成任务，擅自超用电力，不惜造成低周波、低电压的不安全运行，以致容易造成发电设备的损坏。在此情况下，宝华同志提出“三电方针”，即计划用电、节约用电和群众办电的方针，方针具体易行，得到周总理、先念副总理和水电部及各地方领导同志赞同。周总理指示：要组成东北、京津唐和华东三个电网领导小组并有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抓电网工作。实践证明，“三电方针”对供电紧张起了很大作用。
再有，狠抓钢铁生产。党中央、国务院指示要把钢铁生产迅速搞上去。宝华同志坚决贯彻，认真执行，而且时时抓、日日抓、月月抓、季季抓，一年抓到头不放松。他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宝华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每天一上班，先看钢铁生产日报，从中发现问题，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解决。除狠抓钢铁生产以外，还狠抓钢铁的品种、质量和安全工作。宝华同志说：“钢要好钢，材要好材。”他严格要求冶金企业认真执行操作规程，并将首钢的技术操作规程发给各省、市和重点钢铁企业。要求冶金企业狠抓住质量和品种。
宝华同志抓经济工作十分认真，他对全国的机械、国防军工、化工、轻工、纺织、医药、农业、林业、水利，统计工作、物价工作、外贸工作、企业管理和工业学大庆等都付出了很大心血。我们这些当年与宝华同志一起工作的人，对宝华同志都十分敬重，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都感到很自豪。因为在国家困难时，我们同宝华同志一起，为国家经济免于彻底崩溃贡献了一份力量。
2004年12月9日
松柏无华可照人——记宝华同志的点点滴滴
曹明新 贺耀敏
宝华同志是我们十分钦佩的革命老人。他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央组织部、东北工业部、重工业部、冶金部、物资管理部、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工作，担任过冶金部副部长、物资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主任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重要职务。1992年，我们先后来到宝华同志身边工作。这期间，我们经常聆听宝华同志讲述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奋斗历程，讲述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辉煌成就，同时也聆听宝华同志回忆他不平凡的革命和工作经历。我们深感宝华同志的革命人生和人格魅力，宝华同志的工作经验和崇高精神，是一份十分丰厚的精神财富，是值得我们努力学习和发扬的。李力安同志曾这样评价说：宝华同志的工作经历，就是一部丰富的新中国经济史。
宝华同志十分关心和爱护我们，对我们的教育和帮助很大。每每想起这些来，我们都十分感动。宝华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典范。
一
宝华同志很早就投身于中国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是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早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他就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积极投身于当时的学生爱国救亡运动之中。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冒着军警武力弹压和逮捕的危险，冲在最前列。他和同学们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固安、霸县、保定等地向广大人民群众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犯下的罪行，宣讲华北面临的危机，呼吁人民群众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6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北京大学学生党支部和北大“民先”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七七事变后，他根据党的指示，中断学业，奔赴家乡河南南阳开展抗日斗争。他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南阳的抗日斗争，先后担任中共特支、中共豫鄂陕工作委员会和中共豫西南特委的负责人，他不顾危险，不辞辛劳，忘我工作，创造性地在当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为豫西南地区抗日战争的蓬勃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华民族最危亡的时刻，宝华同志毅然走出书斋，放弃了个人从事科学研究的前途，始终战斗在抗日斗争的最前沿。许多年后，一位日本人好奇地向他询问，他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从一个北京大学的优秀学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英勇战士的？宝华同志这样告诉他：“是日本侵略者把我逼上革命道路的。”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宝华同志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赶赴东北参加建立和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先后担任乾安、洮安两县县委书记。当时东北的局势十分复杂，乾安、洮安地处偏僻，几乎每天都面临着被地方武装和土匪袭击的危险，宝华同志坚决果敢，与地方反动武装和土匪开展了顽强的斗争，他经常身带武器，深入乡村，围剿反动武装。他坚持把农村作为开展党的工作的重点，提出“农村是家，城市是旅馆”，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团结群众，巩固政权。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开辟了乾安、洮安地方工作轰轰烈烈的新局面。
宝华同志始终保持着这样的革命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和平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他毕生都在维护着党和国家的利益。1993年2月，他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翻牌”公司，大声疾呼要防止这种“翻牌”公司，要注意权力进入市场的极大危害性，他尖锐地指出，现在有的政府部门，包括一些执法部门的权力进入市场，这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极大的腐蚀剂，使企业吃够了苦头。宝华同志的尖锐批评使一些人感到很不高兴，一些好心人也劝宝华同志不要去捅这个“马蜂窝”，当时宝华同志坚决地说：“我至今不悔，马蜂窝非捅不可！”
宝华同志特别强调要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他多次指出，加强职工思想道德建设，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要首先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他认为新形势下有这样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和警惕：一是在法制与道德的关系上，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只要把法制健全了，问题就解决了；二是“代价论”，认为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就要以社会道德水平下降为代价；三是在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公与私的关系上，强调个人私利第一；四是在局部与全局利益的关系上，为了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把二者的关系颠倒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五是权钱交易，把掌握的权力和应负的责任搞乱了，以权谋私，这不知毁了多少干部。因此，他反复讲对领导干部的个人思想道德修养，对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都要常抓不懈，不能一劳永逸。
宝华同志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坚决拥护中央严惩贪污腐败的决策，认为痛斥腐败现象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腐蚀剂，如果不能及时铲除，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他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时刻保持革命节操。一次，他被邀请到深圳去为一个房地产大楼封顶剪彩，对方送给他一把黄色剪刀。后来发现这是把有几两重的纯金剪刀，他立即把这把剪刀交给了国家计委。在平时的工作中，宝华也总是严于律己，绝不接受地方和下级单位的请客送礼；在不能推脱的宴请活动中，他从不允许上酒，他也不向客人敬酒。
他坚持一生的革命信念，始终不移，老愈弥坚。正像他在《八十述怀》里写的那样：“少壮常怀济民志，垂暮犹存报国心。征途险阻鼓剩勇，正气张弛系念深。”
这体现的就是宝华同志的“大义”。
二
宝华同志是一位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坚持真理的共产党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工作在革命与建设的最前沿，不畏困难，从不退缩，表现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的意志和勇气。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跃进”遭遇严重挫折，国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的时期，不少人滋生悲观失望情绪，许多人不愿也不敢说真话。当时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宝华同志却没有气馁，没有抱怨，而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国民经济的调整献计献策。1961年初，薄一波与他商定，决定由他率领一个工作组到鞍钢对在“大跃进”中遭受严重破坏的弓长岭铁矿进行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企业存在的问题，切实寻找解决困难的办法。他率工作组在弓长岭调查了一个多月，与广大干部、职工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他们深入到井下采掘组，走访职工家庭，与矿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感到那里突出的问题是干群失和、设备失修、采掘失调。经他主持拟订了题为《对改进弓长岭矿山工作的意见》的调查报告，上报给中央。这份报告针对“大跃进”中受到严重冲击的弓长岭矿山存在的问题，从七个方面提出了整顿的建议。在“意见”起草过程中，一些同志提出是不是把问题写得轻一些，把困难写得少一些，宝华同志坚持要把问题和困难实事求是地写出来，不要隐瞒问题，不要回避困难。这些建议虽然是从弓长岭矿山的实际出发而提出来的，但它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对许多在“大跃进”中遭受同样冲击的企业来说，确实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这份报告对中央确定调整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宝华同志就被造反派夺了权，后来又被关进牛棚。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宝华同志仍然坚持原则，对无端扣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据理力争。1968年春，他在被监管的陋室中写下了“此生以身许党，慷慨壮怀激情”的词句，反映了他的铮铮铁骨和大无畏精神。
宝华同志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才被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此后，他便成为国务院领导指挥全国经济工作的得力助手，他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是维持全国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总调度”，是严峻形势下解困纾难的“救火队长”。当他被解放出来开始工作时，目睹了林彪、“四人帮”对国民经济的种种破坏，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在这个“总调度”的位子上，他天天跟煤炭、电力、石油和运输打交道，因为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反派批判他“只抓煤电油，不分敌我友”，他全然不顾。在主持计委生产组工作时，他与计委计划组一起，顶着被批判为“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大帽子的压力，组织审批引进了一大批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197项成套设备，填补了国内很多缺口，先后引进了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1套催化剂、1套烷基苯、1套一米七轧机、电站设备225万千瓦和40套综合采煤机组等大型设备，共用外汇51.8亿美元。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继“156”项工程后的第二次大引进，使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提高了一大步，部分产品的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当时的世界水平。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当时全国的大局仍不稳定，上海是“四人帮”长期盘踞的地方，他们的余党还在窥测时机，企图反扑。7日，谷牧找宝华紧急商议，为了防止“四人帮”的余党在上海搞暴动，搞乱上海以至搞乱全国，要不惜代价稳定上海的局势特别是经济局势。根据中央的指示，谷牧、宝华紧急从各有关部门抽调精干人员，秘密到上海开始着手准备接管上海的经济指挥机构和部门。这些同志到上海后，宝华同志每天都要通过各种方式与他们保持联系，及时了解上海的情况和“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动向，并向中央汇报。宝华运筹帷幄，调度得当，不仅没有使上海发生动荡，而且还从能源、物资等供应上保证了上海的稳定与安全。
这体现的就是宝华同志的“大勇”。
三
宝华同志对待工作始终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自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的事业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他是典型的“工作狂”和拼命三郎。
早在延安时期，他在中央组织部就是有名的“工作狂”。1941年精简后的中央组织部只有16个人，宝华同志在秘书处做干部调配工作，他承担着大量而繁重的工作，每天几乎天不亮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找他谈话和汇报工作，这样的工作通常要一直持续到深夜。等同志们走后，他还要整理谈话内容，向陈云、李富春汇报。干部调配工作是一个需要十分细致认真作风，并且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体现着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宝华同志牢记陈云对他所提出的希望和要求：要善于发现每位干部的长处，只有发现干部的长处，才能更好地使用干部和发挥干部的长处。人总是有长处，有短处的，只有善于发现干部的长处，才能善于发现人才。宝华同志做这项工作既仔细认真，又满腔热情，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在陈云、李富春身边工作的日子，极大地开阔了宝华同志的胸怀，增加了宝华同志的见识。
解放后，宝华同志一直工作在新中国经济战线，长期担任我国综合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在东北工业部工作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经常下班时还要带一些文件回家继续办理。许多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说，在宝华同志的工作日历上，没有星期天。他经常深入企业、建设工地指导工作，调查研究，有时一去就是一个多月，从来不知疲倦，许多比他年龄小得多的同志都没有他那样的旺盛精力。苏联谈判回国后，宝华同志负责具体落实苏联援建的冶金项目，他把我国原有的钢铁工业基地跑了一遍，几乎所有的钢铁基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包头考察和确定包钢厂址时，他们还要手提大棒，随时防范野狼的袭击。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宝华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为国务院领导分忧，为人民生活解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周恩来、李先念和余秋里的直接领导下，宝华与生产组的几十个人撑起了全国的生产调度和管理工作。由于不少部委的工作当时都难以正常开展，特别是综合经济部门被大大削弱，生产组就承担了这一艰巨的综合协调工作，几乎是一个人管一个行业，钢铁冶金、铁路运输、煤炭、电力等行业均是如此。在那种动乱的环境中，哪一个行业都不能出事，一旦出事，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就会受阻。他们坚守岗位，夜以继日，到处“救火”，是保障全国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救火队”，他就是这个“救火队”的队长；他们四处奔波，调集物资，确保国民经济的运行，那种形势真是“拆东墙补西墙，墙墙是洞；东调度西调度，处处漏风”。那时候，几乎所有的物资都短缺，特别是与人民生活相关的物资更是匮乏，各地物资告急的电报经常如雪片般飞来。武汉曾发生人民生活用煤告急，市民被迫在摄氏零下四五度的冬天裹着棉被排队购买煤球的情形；东北也曾多次出现人民冬天取暖煤供应紧张、供电紧张的局面。几乎每一件这样的告急电报都需要宝华同志及时处理，许多关系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都是不能过夜的。每当谈起这些往事，宝华同志总是感情沉重，在那些非常的日子里，何止是他昼夜辛劳，马不停蹄，就连周总理也经常被搞得寝食难安，疲惫不堪。当时的计委负责人曾感慨地讲：“宝华同志每天都要看六寸到一尺厚的文件。”
在“文化大革命”十分困难的局势下，宝华领导生产组协助国务院负责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在最艰难的时期，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国务院汇报工作、商量对策，经常开会到午夜。他是周恩来、李先念等领导国民经济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这体现的就是宝华同志的“大仁”。
四
宝华同志是当年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参加革命后又长期担任综合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既是高级知识分子，又是高级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在我们党内为数不多。宝华同志十分注意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的同时，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在长期的工作中，既不拘泥于本本，讲求教条；也不迷信经验，不与实际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他最突出的领导风格和工作特点。
早在1947年初，他在乾安县开展土改和清算斗争时，就及时纠正了运动出现的偏差。那时东北各地在纷纷学习兰西经验时，搞“扫堂子”（即对地主富农甚至富裕中农搞了一次大进攻）。斗争的手法和范围都明显过火了，特别是挖浮财，在一些地方人为地制造了一种紧张和恐怖气氛。宝华同志发现这种现象后，立即予以制止，反复向群众说明政策。通过这件事，宝华同志深感对干部进行政策教育比什么都重要，“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真是千真万确。不讲政策，不讲策略，对敌人打击还不到家，把群众都吓跑了，最后失去群众。洮安土改之后，穷苦人民获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是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困难还很多，怎样解决农民面临的困难，及时开展春耕大生产，当时担任洮安县委书记的宝华同志大胆地提出了“三大自由”，即搭具自由、借贷自由、买卖自由。搭具自由，就是允许农民在生产中相互自由结合，克服生产资料特别是牲畜缺乏造成的困难；借贷自由，就是允许农民相互之间可以有些借贷，缓解农民生产资金的不足；买卖自由，就是允许农民可以从事生产资料的买卖，解决生产中急需物资的交换。“三大自由”一提出，立即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当时担任辽吉省委书记的陶铸称赞这是新鲜事物。“文化大革命”时期，东北的造反派还到北京找到宝华同志，追查“三大自由”是谁提出来的。宝华同志说：“是我提出来的！”
东北全境解放之初，我们党决定从地方调集一部分年富力强、有较高文化的干部到经济部门工作，加强经济领导和管理部门。宝华同志奉调东北工业部，从此走上了结缘一生的经济工作战线。在他担任东北工业部秘书长兼计划处处长时，计划处里集中了一大批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他经常组织大家学习，给他们上党课，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业务素质。计划处很快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集体。宝华同志虽然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但却十分关心这批干部的生活和学习。许多在计划处工作过的同志，后来都成长为我国经济战线上的领导骨干。这批同志中有的后来成为国家总理、政府部长，有的成为专家院士。
进行计划经济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宝华同志是我国最早一批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探索者。1951年，宝华同志参与编制东北五年计划。1952年，又参与中财委编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期间，还参与编制了我国地质部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此后的若干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都渗透了宝华同志的心血。宝华同志是参与主持领导编制五年计划最多的领导人之一。
宝华同志善于向实践学习，善于总结经验。1964年3月至4月，宝华率领调查组到湖南和河南，进行了40多天的调查研究，探索怎样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5月15日，他向国家经委提供了《按经济区划，用经济办法就地就近组织物资供应》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他们建议将当时各管一段、各守山头的供应方法，改为按经济区划、用经济办法、就地就近组织供应的办法。报告建议各物资专业公司实行托拉斯化，从总公司到基层公司、供应站建立起统一垂直的业务经营系统。在计划调度、业务经营、资金管理、干部管理上由上级公司垂直领导，形成全国调度灵活的经营网。这一建议对物资管理体制调整与改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年10月，他出任物资管理部第一任部长，进一步加大了物资管理与改革的力度。这一时期各地普遍建立起了专门负责生产资料流通和管理的物资部门和重要物资的经营机构，包括专业公司、各种类型的供应站以及负责“四代一调”（代购、代销、代加工、代托运和调剂余缺）业务的生产资料服务公司等；组织起了一支专门从事物资管理和经营的专业队伍；理顺了物资流通渠道，建立了物资供应的新秩序；并在经营方法上不断创造和总结出了许多服务生产、方便用户的好经验。全国物资工作受到中央和各级领导的赞赏，受到广大企业的好评，生产资料流通开始走上生气勃勃、健康发展的道路。
1975年，邓小平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宝华同志全力协助邓小平进行整顿。2月中旬，他与谷牧、万里到小平家商谈铁路整顿问题并决定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回来后，宝华与谷牧掩不住兴奋的心情，商议决定首先给各地主要负责人打电话，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传达下去，要他们对整顿工作有一个思想准备。当天夜里，宝华彻夜未眠，一个省一个省地给当地负责人打电话。2月25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谷牧主持会议，宝华负责具体工作的布置和安排。为统一领导钢铁工业的整顿和发展，国务院决定成立钢铁领导小组，谷牧任组长，宝华任副组长，开始着手对各主要钢铁生产企业进行整顿，加强企业的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制定钢铁工业发展规划。1975年的整顿因“四人帮”干扰破坏被迫中止。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宝华同志为企业整顿殚精竭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他深入到企业、车间和工人群众中去，同他们一起探索搞好企业整顿的办法；他召集各种座谈会、经验交流会，及时掌握整顿情况，集思广益；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和讲话，针对整顿中提出的问题，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他站在整顿工作的最前沿，坚决支持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为落实企业的合法权益大声疾呼。通过企业恢复性地整顿、企业全面整顿和企业升级三个阶段的大量复杂而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呈现了可喜的变化，宝华同志把这种变化概括为十个方面：一是企业经营思想从适应产品经济的封闭型向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开放型转变；二是企业经营机制由缺乏生机向增强活力的方向转变；三是企业领导人员由行政型向经营型转变；四是企业领导体制由党委一元化领导向厂长负责制转变；五是企业组织由单一形态向多元化转变；六是管理重点从着重对物的管理向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管理转变；七是质量管理由单纯的质量检验向全面质量管理转变；八是管理技术由传统型向科学化、现代化转变；九是战略规划由单纯完成国家计划向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转变；十是企业建设由单纯重视物质文明向双文明建设转变。这些变化无不凝聚了宝华同志的艰苦努力。
1979年初，在宝华同志和邓力群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宝华同志担任会长。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经济团体，宝华同志对协会的成长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每一次重要发展关头，他都要求协会积极参与，调查研究，为党和国家决策献计献策；在每一个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前后，他都要求协会广泛宣传，做大量细致的企业领导的工作，沟通情况，化解矛盾；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中，他积极推动中外企业和企业家的交流，热心充当中国企业和企业产品的“推销员”。1983年初，他提出了建立我国企业管理科学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方针。从这一年起，企协连续数年召开了多次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座谈会，宝华同志是我国企业管理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这体现的就是宝华同志的“大智”。
五
宝华同志大公无私，清正廉洁，对同志满腔热情，对工作一丝不苟。在他身边工作，总是能感受到他的关心和爱护。他是忠厚长者，在他身边如沐春风。他的这种品格是在延安中组部工作和生活时形成的。那时中组部就是一个革命大家庭，在同志们之间，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陈云、李富春就经常与宝华等青年同志深入交谈，交换思想。宝华同志始终都在保持和发扬这种作风。
“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老知识分子都被运动严重冲击，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不例外，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和资料被查抄，并被剥夺了从事数学研究的权利。在万般无奈中，华罗庚向周恩来提出要搞“两法”（即优选法、统筹法）。周恩来要宝华同志立即把华罗庚请出来，耐心去做一般群众和造反派的工作，组织一支力量协助华罗庚推广“两法”。宝华同志为此召集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开会，专门请华罗庚讲优选法、统筹法，讲系统工程。他热情鼓励华罗庚到全国各地、各个企业中去宣传、推广“两法”。华罗庚十分敬重比自己小六岁的宝华，他们之间保持着真挚的友谊。多年以后，在推动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工作中，他们又肩并肩地站在了一起。
宝华同志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伊始，就找学校各级领导交流思想，找老教授、青年教师谈心，倾听学生们的想法，召开各种形式与规模的座谈会。从解决广大师生员工的实际困难入手，逐步理顺各种关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取得在学校发展和改革重大方面的共识。在1986年的教师节上，宝华同志大声疾呼：“尊师重教，天经地义”，“应该感谢教师——国家建设的功臣！”许多老教师，至今提起此事仍激动不已。与知识分子交朋友是宝华同志做知识分子工作的最大特点。他在担任校长期间，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和实际问题，想知识分子所想，急知识分子所急。1990年前后，中国人民大学相继有多位五六十岁的学术骨干去世，这使他十分伤心，他曾感叹道：“教业经营赖俊才，英年辞世实可哀。而今千里马骨贱，何日再筑黄金台。”他总感到我们讲重视和关心知识分子，还仍然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多。对知识分子要求过高，过于苛刻，习惯于吹毛求疵，不能原谅他们非原则性缺点，这怎么能够增强凝聚力呢？他对受过委屈的同志也十分关心。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同志葛佩琦曾对党的事业做出过贡献，后来被错划成右派，受了很多委屈和磨难。宝华同志多次登门问候，帮助他解决生活和工作问题，使这位老人在晚年真正体会到了党的温暖。
宝华同志十分重视职工教育，这是他狠抓不放的一项重要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问题，就是职工文化技术水平低，如果不能在较短时期内尽快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1978年8月，他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作了《提高职工技术水平是当务之急》的发言，深得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的赞同，会后立即决定在经委设立经济干部教育局。宝华同志在这个发言中指出，现在世界上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它广泛地推动着生产技术的飞跃发展。为了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必须大力提高我国职工技术水平。有先进的技术装备，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技术操作水平和管理水平，就是有充足的原材料、燃料、动力和其他生产条件，也是不行的。加强技术培训、提高职工技术水平，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是当务之急。会后，国家决定对职工进行“双补”，即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为有效推动这项工作顺利展开，1980年中央决定由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和教育部三家联合成立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宝华同志担任主任。职教会成立后的首要工作，就是集中力量对职教情况进行调研，向中央、国务院提交报告。1981年2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职教会在宝华同志的领导下，下最大决心在“六五”期间有计划、有步骤地把职工普遍培训一遍，有效地提高职工队伍的政治思想、科学文化、业务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从而在全国掀起了大规模进行全员培训的新局面，职工参加学习人数之多，热情之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据不完全统计，五年培训职工上亿人次，基本完成了3000多万青壮年职工的“双补”任务，有2037万人初中文化补课合格，占应补课人数的79.9%；1595万人初级技术补课合格，占应补人数的74.4%，均接近中央规定完成60%～80%补课任务的要求。
随着企业家队伍的扩大，宝华同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关心这支队伍素质的提高。1994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一个企业的稳定发展，经营者素质很重要，包括思想素质、业务素质、组织能力和道德情操等。经营者凡事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事，自己首先不做。要有面对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和魄力。一个企业好比家庭，每个成员，包括经营者本身都要严格要求，经常注意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文化业务素质。他提出，建设一支高水平的企业家队伍，必须完善选拔机制、激励机制、培育机制和监督机制，这四种机制缺一不可。1995年4月，他在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上作了《论企业家的修养》的报告，他从10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作为社会主义企业家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即：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2.胸怀全局，脚踏实地；3.艰苦创业，无私奉献；4.解放思想，开动脑筋；5.清正廉明，依靠群众；6.疾恶如仇，从善如流；7.谦虚谨慎，戒骄戒躁；8.学而不厌，诲人不倦；9.丢掉幻想，搏击市场；10.锲而不舍，刻意创新。这是宝华多年考察和思考的结晶，是对我国企业家素质的精辟论述。他还将多年来论述企业家的文章以《论企业家的修养》为名汇集成册，赠送给企业家们。许多企业家都把宝华同志当作知心人，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都愿意向他请教。宝华同志办公室的门，对企业家总是开着的。
宝华同志对于把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和我国的企业介绍到世界舞台上十分热心。20多年来，他出访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他大力提倡和推动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他广交五大洲朋友，从学者、企业家到部长、总理和国家元首，他从不以地位高低决定亲疏关系，总是以他那种少有的真挚坦诚、儒雅风范、雍容大度和渊博知识，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他是我国当今卓越的“经济大使”，更是杰出的“民间外交家”。世界经济论坛是宝华同志十分重视的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其前身是欧洲管理论坛，它被称为“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会议”。1980年4月至5月，宝华同志率代表团访问了欧洲管理论坛，在他的倡导下，中企协与该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自1981年起每年在北京举行企业管理国际讨论会（1996年起改称企业高峰会）。1984年，宝华亲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达沃斯会议，向世界介绍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此后，宝华更加积极地推动我国与世界经济论坛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我国领导人李鹏、朱镕基、李岚清、吴邦国等都曾参加过达沃斯会议。宝华同志与该论坛主席施瓦布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施瓦布盛赞宝华同志是他认识的人中学识渊博、留下印象最深的人。
这体现的就是宝华同志的“大德”。
有义，有勇，有仁，有智，有德，有寿，这就是宝华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