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显示，2005年中央财政安排各类转移支付补助7330亿元，加上税收返还和一些体制性补助，用于推进地区均衡发展的资金超过1万亿元。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作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目前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部门多达37个。一些仅10万元左右的项目也需要到相关部委去审批。相关部委控制着项目资源，在分配时却缺少以法律为基础的制度依托，使得转移支付因缺少科学的法规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而加大了随意性和盲目性，权力寻租成为可能。
事实上，一些中央部委的目标只在于把这笔钱分下去，对当地实际情况考虑不多，许多地方不管项目最终能否建成，只管向中央争取到钱，而由此，转移支付演变成“要钱”和“分钱”两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转移支付固有的功能。
随之而来是中央部委审批权限的增大和各驻京办不遗余力的“跑部钱进”。“对于一些项目资金，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给谁都可以。这个时候，就得看哪个驻京办的能量大了。跑得勤和会暗箱运作的，就能获得蛋糕中最大的那块，其背后自然是权与钱的干预与运作。”一位市级驻京办主任说。
中央有大把的钱要分给地方，但镇守中央负责分钱的“老子”太多，而且怎么个分法他们不懂不想懂，也没人管，于是“小子”们只能各显神通，票子、车子、房子和女子，大把捧上。
难道一定要采取这种非常规运作模式吗？前门不能进，非要走后门吗？
广东省某市驻京办主任答曰：“现在地方政府要批项目，拉经费，不与中央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好关系，怎能有所作为？”
诸位可看明白了？人家主任说得明明白白——在北京办事，没有关系，“怎能有所作为”？人脉关系，是北京城里的巨大暗流，在这座中央之城的“下水管道”里汹涌澎湃、神出鬼没。
城里的“潜规则”
有人总结说，在金庸的小说里，一个小青年成长为江湖领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出身名门或名人之后（例如郭靖是江湖义士郭啸天之子，而郭啸天又是梁山泊好汉郭盛之后，张无忌是武当七侠之一张翠山之子，袁承志是抗清名将袁崇焕之子，陈家洛则出身于海宁巨宦陈家）；（2）联姻（例如郭靖娶妻黄蓉，五大顶尖高手之一东邪之女，张无忌娶妻赵敏，蒙古郡主）；（3）结交高层次的江湖人物，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裙带关系（杨过，他的监护人是武林盟主郭靖，干爹是西毒欧阳峰，有一段时间还跟金轮法王打得火热，这几位可都是一等高手。张无忌就不用说了，罩他的人是几百年才出一个张三丰）。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在江湖上混出个人样，就得出身好，即使“先天条件”不佳，也要赶紧后天弥补，赶紧找些出身好的人与己为伴，打入其内部。否则，前途堪忧。这让人联想起网上的一则新闻，首先声明，这事和伟大的北京无关，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北京？新闻大致如下：
“2010年6月13日，江西武宁多名大学毕业生向媒体反映，该县近期的事业单位招考硬性规定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他们指责有关部门如此设置门槛违背国家用人政策。”
事业单位招考限招“官二代”，普通人群被排除在考录对象之外，部分不明真相者对此非常的不理解，有人甚至“引经据典”（比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对此进行批驳。
但是红网有评论却指出：“江西武宁此举不仅不应受到指责，反而应作为先进经验予以全国推广！”其中罗列了三大点原因，不过前面两条，“限招‘官二代’符合中国国情”和“限招‘官二代’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不无调侃之意，略去不说也罢。倒是这第三点，颇有深意：
“限招‘官二代’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略谙中国国情者都知道，现在就业领域存在着无数的黑幕与潜规则，尤其是有油水的铁饭碗，暗箱操作就更多啦。一小撮老百姓不明就里，天真地认为只要有真本事就能找个好工作，于是傻乎乎地学呀、考呀、托关系呀，到头来却往往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不瞎折腾嘛。人家江西武宁直接把潜规则摆到了桌面上，等于是对那些傻老百姓的善意提醒，免得他们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这才是公平正义的体现呀！”
说得很直接，也很残酷。但更残酷的是，这个残酷的现实成了你我的共识。
2007年，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人际关系网络仍是大学生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径。有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关系、托熟人等，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29%。
随着大学统招生逐年增加，就业的压力也不断增大，找工作要靠“关系”护驾的说法，在校园里得到不少学生的赞同。以前人们有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已经变成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找工作要靠关系，尤其是靠父母家人，在大学毕业生的意识里，已经是一个常识。有人甚至直言：“大学生就业就是比爹！”他们认为，父母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就越强。天下没有哪个爹娘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在寒窗苦读十余年后，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将来有出息，有个好的未来。这就造成了“就业的竞争就是父母能力的竞争”——这种潜规则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靠父母能力就业，无疑，对那些缺乏家庭背景能力的人来说，是一种伤害。但是，对这种潜规则的存在，许多人并不完全排斥。
毕业生张韵说：“我从小就向往在北京生活，但是毕业来北京找工作时，很多单位要的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对于我这个非重点大学的学生，他们连简历都不收。最后，家里人不得不托关系帮我找工作。现在我是一家有名的投资公司的职员，我的同事很多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工作中我们干着同样的活，我的能力并不比他们差。当初如果没有关系，我个人再有能力，也进不了这家公司。”很多人都像张韵这样，信奉“关系领进门，能力靠个人”的发展原则。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体现了一个家庭的资源。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副书记宋扬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这种“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北京大学这位书记的话理解成：人际关系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这事得到了“国际认证”，你有啥不服？
那么，再问一句：存在就表示合理吗？
北京分几层？
若非“官二代”、“富二代”，想要在“天子脚下”鱼跃龙门、发财致富，几率有多大？让我们先来看看北京城里有多少人富了。
《2009胡润财富报告》公布了中国富人们的分布格局。其中，北京的富裕人士最多，分别有14.3万个千万富豪和8800个亿万富豪，也就是说每1万北京人中就有88人是千万富豪，每10万北京人中就有54人身家上亿。
这份报告所指的“富裕人士”都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这其中包括他们创办企业的价值和自住房产的价值。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到82.5万人，每1万中国人中就有6人是千万富豪。与此同时，无论从千万富豪还是从亿万富豪的规模上看，北京都排名第一，广东、上海和浙江则分列千万富豪总数的第二、三、四位。
就像“江南出美女”一样，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北京这块地儿盛产富翁，自然也有它的道理。但如果你以为这个消息说明北京遍地是黄金，来一人就富一人，那我只能说，你很幽默。
名叫“北京猫”的网友按照拥有财富量（这里对财富的理解，包括金钱、权力和声望三种不同形式的财富）的多少为北京的社会阶层搭了个框架，从上到下分为：（1） 国家领导人：中央党政军机关的核心；（2） 权贵：中央及北京中高级公务员、大型企业高管、学术界精英、文艺界大腕、资本富豪；（3） 白领：中下级政府公务员、大型企业中层、中小民营企业主、中小食利阶层、专业白领；（4） 小市民：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基层市民员工；（5） 北漂：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寻求发展的，有一定技能、知识，但生活境遇不好；（6） 农民工：从国内各地到北京谋生的农民，一般没有知识和技能，生活在最底层。
不管这种分层是否科学，至少它代表了一种民间智慧，是民间对北京社会的整体认识。而民众对现下社会的认识，还远不止于此。
2010年6月，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针对年轻人进行的一次调查中，88.1%的人表示，身边存在“炒钱族”，76.8%的人对“单靠踏实工作难以致富”深表认同。而在此之前，北方论坛上一条题为“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人说，当下年轻人通过踏实工作，已很难走上致富道路。“很多长辈辛苦工作一辈子就积攒下几十万元。相反地，很多根本不踏实工作的人，仅仅靠炒房、炒股就成了百万富翁”。
“劳动难以致富”，那么，是谁只能主要靠劳动生活呢？农民、农民工、产业工人、一般手工业者、教师、一般办事人员。对于这些社会中下层人员来说，在现行体制下，辛勤劳动一辈子，最好的结果只是“脱贫”，致富，事实说明，那只是一个传说。用一个通俗的说法来说，劳动不值钱。在劳动力议价能力明显弱势的情况下，一个产业工人想获得更多的报酬，只能超长时间地“被加班”。即便如此，跨越社会阶层的奋斗理想，在社会分层愈加固化的现实下，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便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最大的可能也只能做一名城市里整日奔波的“蚁族”。
这是一个让人悲哀的调查结果。
那么，又是谁占尽上风，先富了起来呢？《中国青年报》撰文说道：“商人、老板、大型国企管理者阶层、个别领导干部、一些专家学者。跨越政、商、学三界的先富者阶层，有一条清晰的权力、资本、知识精英相互交织、垄断社会资源、共同分配社会财富的脉络。对于商人和企业主来说，有清晰的产权和资本致富的快速财富积累途径；而一些手握行政权力者，可以凭借灰色收入、完善的社会福利等渠道等完成财富积累；一些专家学者，在知识与资本的联盟中，实现了知识本身的财富收益。这几个阶层的财富积累过程，都不是本次调查中‘踏实劳动’的范畴。”
北京学者王石川指出了另一个事实：“近年来，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难，‘读书无用论’已经在一些地方兴起，比如一项调查显示，2010年大学生求职心态更为现实，本科学历人群中愿意接受零月薪的比例达到20%，与去年的1.2%相比大幅攀升。零月薪现象使得一些网友心生感慨，觉得择业太难。其实，择业难是对贫二代而言，‘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只有背影’，富二代、权二代则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据悉，在北京，一个大学生进入‘国字号’大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中间的‘帮忙费’、‘好处费’已飙至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如此机会，贫二代只能望洋兴叹。”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从大约50万人的调查样本中得出结论：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尽管这一结论其实是不言而喻的生活经验，并不需要反复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此项调查丝毫没有意义——它至少提供了基于调查的统计数据，更加直观地呈现了“出身”对一个人教育和就业的影响——结果再次佐证了社会分化的“马太效应”：优势和劣势社会阶层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日益强化。
有学者坦言：“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率，也导致收入阶层的不断分化与强化——富者愈加富有，贫穷家庭延续贫穷。”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指出，综合各项指标并考虑到中国近年经济发展态势等多种因素，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这说的虽然是社会结构，但实际上正隐喻着社会阶层的固化。
劳动无用，身份占据主导地位，决定收入，这就是当下的社会现实。正如上一章所述，北京又是一座“圈子意识”浓重的城市，它鲜明的等级观，表现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日渐板结固化的社会阶层，雪上加霜。
对此，一位“北漂”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如果有一天，我也逃离了北京，不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肮脏和车流拥堵，而是因为北京已不再‘爷们’，缺乏公平的城市，迟早会成为一块是非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