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愚谓既以水为困，当恃鱼菜螺蜯，而洪波泛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交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
臣前启，典牧种牛不供耕驾，至于老不穿鼻者，无益于用，而徒有吏士谷草之费，岁送任驾者甚少，尚复不调习，宜大出卖，以易谷及为赏直。诏曰：“孳育之物，不宜减散。”事遂停寝。问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种产牛，大小相通，有四万五千余头。苟不益世用，头数虽多，其费日广。古者匹马丘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非如猪羊类也。今徒养宜用之牛，终为无用之费，甚失事宜。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是为化无用之费，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此又数年后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将来公私之饶乃不可计。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属养之。人多畜少，可并佃牧地，明其考课。此又三魏近甸，岁当复入数十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动可驾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预又言：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案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余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涝湓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滀。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长吏二千石躬亲劝功，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比及水冻，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实之人皆以俾之。其旧陂堨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豫为部分列上，须冬，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渎有常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人众多，犹以无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写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显然，可坐论而得。臣不胜愚意，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
朝廷从之。
及平吴之后，有司又奏：“诏书‘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宜复有田宅。今未暇作诸国邸，当使城中有往来处，近郊有刍藁之田’。今可限之，国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处。近郊田，大国田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城内无宅城外有者，皆听留之。”
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元帝为晋王，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太兴元年，诏曰：“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所益甚大。昔汉遣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勿令后晚。”其后频年麦虽有旱蝗，而为益犹多。二年，三吴大饥，死者以百数，吴郡太守邓攸辄开仓廪赈之。元帝时使黄门侍郎虞＜马斐＞、桓彝开仓廪振给，并省众役。百官各上封事，后军将军应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而军兴以来，征战运漕，朝廷宗庙，百官用度，既已殷广，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不思开立美利，而望国足人给，岂不难哉！古人言曰，饥寒并至，虽尧舜不能使野无寇盗；贫富并兼，虽皋陶不能使强不陵弱。故有国有家者，何尝不务农重谷。近魏武皇帝用枣祗、韩浩之议，广建屯田，又于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故下不甚劳，而大功克举也。间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皆已还反。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盈庾亿，可计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萧何镇关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内，魏武委钟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荡，区内辑宁。今中州萧条，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藩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赵充国农于金城，以平西零；诸葛亮耕于渭滨，规抗上国。今诸军自不对敌，皆宜齐课。
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六年，以海贼寇抄，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余丁，各运米六斛。是后频年水灾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税米，空悬五十余万斛，尚书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频有大军，粮运不继，制王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运。升平初，荀羡为北府都督，镇下邳，起田于东阳之石鳖，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至于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
汉钱旧用五铢，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孙述僣号于蜀，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帝。五铢汉货，言汉当复并天下也。至光武中兴，除莽货泉。建武十六年，马援又上书曰：“富国之本，在于食货，宜如旧铸五铢钱。”帝从之。于是复铸五铢钱，天下以为便。及章帝时，谷帛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言：“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又，盐者食之急也，县官可自卖盐，武帝时施行之，名曰均输。”于是事下尚书通议。尚书朱晖议曰：“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者不与百姓争利。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以布帛为租，则吏多奸。官自卖盐，与下争利，非明王所宜行。”帝本以林言为是，得晖议，因发怒，遂用林言，少时复止。
桓帝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孝廉刘陶上议曰：臣伏读铸钱之诏，平轻重之义，访覃幽微，不遗穷贱，是以藿食之人，谬延逮及。
盖以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人饥。是以先王观象育物，敬授民时，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国之所宝，百姓之至贵也。窃以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盬之事，岂谓钱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百姓可百年无货，不可以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于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
夫欲民财殷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圣德，愍海内之忧戚，伤天下之艰难，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列火之上。木水，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焦烂。愿陛下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也。帝竟不铸钱。
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权闻百姓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议曰：《洪范》八政，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于为钱，则是妨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各隶其业，何尝致勤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秏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自于曩。故钟繇曰，巧伪之人，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廪充溢，或粮靡并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富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以此断之，又立弊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又人习来久，革之必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于谷邪！魏明帝时钱废，谷用既久，不以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著于已诫也。
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累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晋文后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世之益。于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实事，钱又不妨人也。
顷兵革屡兴，荒馑荐及，饥寒未振，实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视听，弘敦本之教，明广农之科，敬授人时，各从其业，游荡知反，务末自休，同以南亩竞力，野无遗壤矣。于此以往，将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谓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