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零点毛主席到杭州，稍停后就在车上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等人谈话。毛主席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追问陈励耘及空军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的事，陈回答时含糊其辞，毛主席就讲你们要搞“三要三不要”，“要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还对陈励耘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要陈等听话要分析，不要受蔽。陈励耘听了表情紧张。
第三，进一步指出林彪一伙人的错误问题，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犯错误的人认识和改正错误。
毛主席南巡讲话，在叙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这后，重点讲“第十次路线斗争”——庐山会议的问题。他除了讲这次“路线斗争”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以外，还讲了其特点是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出简报煽风点火”；“瞒着人，私下串连，一点气都不透”；指出“如果有理，为什么不坚持”，可是“后来一说，又慌了手脚，赶快收回记录”；“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点出他们的目的是“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同时，还讲了林彪及黄、吴、叶、邱等人的问题。
讲林彪的问题，主要是：
——一再讲“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点明庐山会议出问题与林彪这个讲话有关，或者说是林彪首先发起的。
——说庐山会议问题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席问题”，这“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把问题的严重性点出来了。
——又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说明天才问题，也出自林彪。毛主席还说：“我不是天才。读6年孔夫子，读7年资本家的洋学堂，到25岁那年正是1918年开始读马列主义。”“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多次讲到“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指出林彪突出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也是有所用心的。
——还讲到“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指叶群）”。“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一些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叶群，这样不好。还指出：“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指林立果）就捧得这样高，实际上是害他。”对林彪的工作作风和对待亲属的做法，也进行了批评。
对黄永胜等人，毛主席说：“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显然毛主席对黄永胜不肯检查交代错误，紧跟林彪有意见。而当时林彪也紧紧抓住黄永胜不放松。因为黄永胜代表林彪控制军权，所以毛主席在南巡讲话中，特别提到“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就是那三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毛主席还说：“五个人（黄、吴、叶、李、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的，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
对于在庐山会议上受骗、受蒙蔽而犯错误的人，毛主席强调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此，毛主席在南巡谈话的对象中，对一些与林彪集团关系很密切的或者陷得很深的人，对一些起哄而犯了错误的人，毛主席针对性地打了招呼和进行教育。
毛主席南巡第一个谈话的是刘丰。他和刘丰两次谈话的时间都很长。毛主席南巡同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基本内容，差不多都同刘丰说了。毛主席希望刘丰能成为一个经过教育改正错误的人。
毛主席第二次同华国锋谈话时，华国锋已调入国务院管农业生产，但仍兼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农业生产情况时，毛主席说华国锋“满脑子的农业”，没有注意更大的问题是“路线问题”，“应抓路线斗争，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到长沙，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后，跟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谈话。毛主席进了党内路线斗争历史，提出要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接着关切地问刘兴元、丁盛：你们对庐山会议怎样看法？你们犯了错误，作了检讨，认识是不是转变过来了。毛主席听他们回答后，又说：“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我是程咬金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
毛主席在南昌，给程世清打招呼，也是在讲了党内路线斗争历史之后，问程世清：“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回答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在杭州，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时，问南萍、陈励耘等人：“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毛主席面向陈励耘，问道：“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指王维国），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陈励耘很紧张，敷衍回答：“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毛主席说：“是啊，说话不准确！”陈励耘接着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毛主席说：“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了呀？”陈支支吾吾没有回答。后来，陈励耘解释说：“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
毛主席南巡期间，与之谈话的人中，在庐山会议上上当受骗而犯错误的同志，都向毛主席承认了错误，如韩先楚对毛主席说：“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在上海，毛主席也问过许世友：“对庐山会议想得如何呀？是不是思想上解决了问题了呀？”许世友很快就回答：“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主席又问：“我有什么指示呀？”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之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毛主席问许世友，在此文发表前你认识怎么样？许世友说：“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毛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一时说不上来，不由自己哈哈大笑。毛主席和在场的其他人也都笑起来了。
毛主席对在庐山会议上犯一般错误的同志是谅解的。他说我认为犯点错误不要紧，属于认识问题，现在认识到了就好。问题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他还说，“我可以耐心地等待”，“回到北京以后，或一个一个的，或者三、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包括“再找林彪谈谈”。
第四，倡导读马、列著作，提高识别能力，用行动检验学习的好坏。
毛主席南巡每到一处，都给党内高级干部讲要吸取庐山会议教训，要认真学马列著作。毛主席说：“我经常提学习问题，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你看，这一次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自己又不看马列主义的书，陈伯达搞的那一套就相信了，而且照着念，照着引用。”现在有些“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他还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他要求党内高级干部“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毛主席南巡沿途对陈伯达利用“天才”问题欺骗人，搞阴谋活动，多次进行批判。他说，我对“天才”的问题和“伟大”的提法一贯态度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是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他对一些人讲什么英明呀、伟大呀很反感，说：“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又说：“‘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 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
毛主席除了要求大家学马列著作以外，还提出高级干部学点历史知识和国际知识。他说：“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同时，他还强调，检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好坏要看行动。他说：“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
第五，提出要加强对军队的领导，整顿军队的作风，号召“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