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江青、康生等人在1967年8月11日讲话中提出来的。
所谓“五一六”，最早是针对1967年由北京钢铁学院、外国语学院及几个中学里极少数反对周恩来的极“左”分子组织的所谓“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在1967年8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攻击、诬蔑周恩来的传单，并将这些传单张贴在北京的一些繁华市区。但是，后来在林彪、“四人帮”的操纵下，清查“五一六”，不但是针对少数红卫兵，而且扩展到广大干部、群众，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使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人们在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不同程度的审查、打击和迫害。在这一运动中，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口号，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起了恶劣的作用。
1967年5月，北京出现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它的人数较少。6月、7月、8月3个月，这一组织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张贴在北京动物园门口、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
8月，发生两件严重事件。在军队开始“揪军内一小撮”，造反派夺外交部长陈毅的权，矛头指向周恩来，并发生火烧英国驻京代办处办公楼的严重外交事件。毛泽东认为，必须制止这股“极“左”思潮”，决定制止“揪军内一小撮”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打击“首部五一六五卫兵团”。
1967年8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召集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生红代会的代表开会，布置反击“五一六”的任务。8月中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北京钢铁学院的成员首先受到打击。8月18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单位76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红卫兵”斗争到底。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组织1000多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9月1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五一六”被指为以极“左”面貌出现的一个阴谋反动的反革命组织，它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姚文以评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两本书为名，罗织罪名，全面攻击诬陷陶铸。毛泽东在审阅姚文时，专门在其诬称陶铸煽动极“左”思潮的一节中，加了一段关于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一段话。
其实，在这之前，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已多次提出要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问题，称“五一六兵团”是被坏人操纵的反革命组织。9月5日，江青等在一个大会上又一次提出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问题，说北京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一，是以极“左”明面貌出现的。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中说：“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揭穿其罪恶阴谋。”从此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判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
当时虽然北京出现过攻击周恩来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没有用多少时间，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的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但在全国范围内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则是毫无根据的。特别是林彪、江青等人本来就是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罪魁祸首，现在又摇身一变，成了批判和清查这种极“左”思潮的领导者。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故意把水搅混，提出所谓凡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委员会，凡是有这种“三指向”之一者即为“五一六”分子。这种任意扩大打击面，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是不折不扣的极“左”思潮。在当时两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各派组织又互揪对方的“五一六”分子，抓所谓的黑手，更加深了问题的严重性。后来，清查“五一六”分子又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所谓“红色恐怖”下，有的单位l／3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甚至负责清查工作的专案人员也被咬为“五一六”分子。规模越搞越大，标准越来越宽，造成人人皆危的情况，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严重摧残。
1970年2月，毛泽东指出：“‘五一六’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得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既肯定清查“五一六”的必要，又明确提出要防止和纠正扩大化的问题。《通知》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问题，说：“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这个文件把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五一六”的操纵者，是毫无根据的；同时除继续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外，又提出还有很多“五一六”一类的反革命阴谋组织，也是错误的。但这个文件提出要防止和纠正扩大化。这样就使得后来这场运动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