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想带窃听器，我立刻想起来近段时间的工作连连受阻，让我突然感觉到我们调查组内部可能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人经不起诱惑已经被特里西亚给收买了。我决定不让塞缪尔冒险，但是塞缪尔告诉我他已经习惯戴窃听器了，并戴着它替我们做了不少事，这次很重要，他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尽快地抓捕那些人。所以他要求这次也采取这样的办法。但是我们没批准，也没和他解释太多，只是说，不行，不能带。
1981年12月，塞缪尔和杰拉尔德·帕特曼来到特里西亚的家。既然塞缪尔无法录音，我们只能让他做现场证人，了解他们的犯罪计划。和我们预料的一样，特里西亚非常谨慎，不住地拍打塞缪尔的身体。
他想看看维克多身上有没有录音机，好在我们想到了这种可能，提前做了准备。如果真带了录音设备，当晚就被这个狡猾的家伙发现了。当时特里西亚和杰拉尔德·帕特曼私下里谈了一些事情，有意避开塞缪尔，联邦调查局特工担心他们对塞缪尔产生了怀疑。这种猜想在回来的路上得到了验证。
他们开汽车回到了圣胡安市，杰拉尔德·帕特曼突然说道：“你知道特里西亚和我怎么说的吗？他说你可能是为联邦政府工作的间谍。”他的话让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塞缪尔确实可能被什么人给出卖了。但是塞缪尔随机应变，想尽办法要说服杰拉尔德·帕特曼，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杰拉尔德已经开始怀疑他，并且不再带他出去。差不多是在1981年的圣诞节左右吧，我们正在窃听一些警察的谈话，突然从一段对话中了解到他们原来一直在计划要除掉塞缪尔，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塞缪尔跟我们合作了。
我们立刻通知塞缪尔任务结束了，我记得当时塞缪尔非常不情愿退出来，他希望继续搜集这些警察的资料，把他们绳之以法。我们把录音放给他听，他这才意识到必须要离开了。
塞缪尔这名为联邦调查局破获此案立下汗马功劳的特殊探员接受了严密的保护。“死亡党”成员给塞缪尔打电话，但无人接听，他们马上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于是他们大大减少了会面的次数，从而加大了追踪的难度。但调查仍在继续。
我们又在对方阵营里发展了另外几名线人，他们可能不会像塞缪尔那样能为我们提供那么丰富的信息。不过，已经足够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他们接下来的一些行动，以便组织下一步的调查工作，不管怎样我们是不会停手的。我们现在急需可以直接指证特里西亚·考尔德的犯罪证据。
后来，我们了解了更多有关特里西亚·考尔德的信息，这些信息不是塞缪尔提供的，而是由其他人提供的。他们说特里西亚·考尔德是所有犯罪活动的调度员和指挥官，也是塞缪尔所说的那名蒙面人，是真正的幕后黑手，所有暗杀珠宝商和其他人的活动都由他来安排。所以他正是我们要找的人。目前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可以证明特里西亚·考尔德犯罪的直接证据，不过我们相信自己最终是可以找到的。
时间到了1982年9月1日，调查已经进行两年多了。一组持枪歹徒在波多黎各圣胡安市绑架了当地一名大珠宝商的儿子泽布伦·帕特诺斯特。在这一天夜里，泽布伦·帕特诺斯特下班后，独自开车离开了他父亲的珠宝店。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世界从此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当晚，泽布伦的父亲接到了电话。对方说他们绑架了泽布伦，要求得到50万美元的赎金，并说他们还会打电话来，如果泽布伦的家人报警，泽布伦将性命不保。一家人想了几个小时，最终泽布伦的父亲还是找来了他的邻居——我联邦调查局特工乌特雷德·格迪斯。
刚巧这名受害者就住在我家的街对面，我和他父亲是朋友，我悄悄地赶了过来。了解了实际情况后，我找来了其他特工，让他们把车悄悄停在街角。我们必须小心从事，我怀疑对方的一些人就在附近，可能一直在监视这一家人的动静。
会合后他们对本案进行了分析。所有眼线都没有得知特里西亚·考尔德要劫持珠宝商儿子的消息。我告诉泽布伦的家人和对方通电话时要拖延时间，以便能追踪他们的位置。我们想要在绑匪再打电话来之前，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该说什么做什么。我们没有告诉这一家人，如果绑匪是“死亡党”，泽布伦可能就回不来了。
当时我们都觉得泽布伦凶多吉少，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这些人很可能已经把泽布伦杀了。不管拿不拿到钱，他们都会这样做。泽布伦逃过这一劫的可能性很小，我们也捏了一把汗。
没过几天，对方果然打来了电话。为了拖时间，泽布伦的父亲说他筹不到这么多钱。最终，对方降低了要求，同意交22.4万美元现金，其余部分用珠宝抵偿。泽布伦的父亲想多谈一会儿，但对方很快就把电话挂。无法追踪电话，我们不得不采用其他办法。
我们想从电话中得到更多线索。如判断电话那边有没有嘈杂的人声或汽车声，是不是娱乐场所。我们把录音反反复复听了好多遍，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拿到录音后，刚听了一遍就有人说：“这不是特里西亚·考尔德的声音吗？”他们曾和特里西亚·考尔德打过私人交道。所以，正是特里西亚·考尔德打的电话。
于是我们开始组织人手监视特里西亚和其他警察。特里西亚在警察局的军衔是陆军中校，我们必须小心应付。
第四天晚上，劫匪向泽布伦的父亲打了最后一次电话，我的同事联邦调查局特工费尔南德·卡德拉里奥负责监听。劫匪开始说话，声音非常特别，我们一听就知道他是谁了。他说话简单明了。对扔下钱的地方描述得非常具体，就在通往卡古亚斯市的高速公路边上的一座大桥附近。对方要求把钱和珠宝装在枕套里扔到大桥边的草地上。钱要在一小时内送到，不许叫警察，不许叫特工。我们仍然没能追踪到他是在哪里打的电话，通话时间实在太短了。这显然是个很难对付的角色。他似乎非常清楚该说什么，说多长时间。而且他需要说的事情从来没有遗漏，经验非常老到。我们知道“死亡党”此前有杀死所有绑架人质的劣迹。泽布伦的家人仍希望他们能看在赎金的分上放过泽布伦。
联邦调查局和波多黎各特派调查署一批名为“死亡党”的腐败警察绑架了泽布伦。
1982年9月4日。我带着同事来到了赎金的投放地附近，那是圣胡安市郊的一座桥。特工安德鲁·温曼参与了这次行动。
我们在附近安排了几名特工，以便确定对方的动向。这些特工就远远地藏在路基下面，那里有很多灌木丛可以把他们隐藏起来。泽布伦的父亲带着赎金来到罪犯指定的交钱地点，一名特工在车里保护他。联邦调查局特工费尔南德参与了这次抓捕行动。
我们调来了一架直升机，以防有特殊需要，此时就在附近。让人吃惊的是，它非常安静，而且又是晚上，我们可以把灯关掉，完全不会引起这些劫匪的警觉。参与这次行动的特工非常多，他们都悄悄地隐藏了起来。所有人都就位后，泽布伦的父亲按对方的指示放下了钱物。接下来就是等人来取了，没多久直升机发现了一辆汽车。
我们的飞机观察到有一辆汽车就停在了大桥的旁边。有一个人从汽车上走了下来。他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拿起了那个包裹。他上了车又开走了。汽车沿着公路开走了，我们有飞机，地面也有很多人盯着它。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泽布伦的下落。我已经追查这批腐败警察两年了。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谁来取的钱，不知道谁在车里。所以我们让一个探员跟在汽车后面。他一边跟一边通过对讲机说：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居然就是特里西亚本人。在我们的密切注意下，特里西亚中途上了另一辆车。飞机继续跟踪第一辆汽车，地面部队开始追踪特里西亚。没有人知道赎金在哪辆汽车里。不过他们担心的不是这些。那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救出人质，必要时宁可丢掉赎金。所以在跟踪的时候，我们不希望盯得太紧，不想用太多人，以防被他觉察进而杀死人质。我们必须尽量做到稳妥。
特里西亚快到家时，我们决定在他找到电话前抓住他。我们觉得抓住特里西亚以后，其他人就没有动机要杀死泽布伦了，因为他是这次犯罪的主谋，要杀死泽布伦必须特里西亚下命令。
在特里西亚房子附近，我们动手抓人了。
“小心这个家伙，他手中有枪！”特工安德鲁·温曼警告了其他队友。
“放下手中的枪，你被捕了！”特工安德鲁·温曼拿着枪对着特里西亚大声的喊道，已经两年多了，他几乎恨死了这群罪犯，他们穿着警察的外衣却干着这样的事情，他们丢尽了自己的胸前徽章的脸。
特里西亚无视特工安德鲁·温曼的命令，想要抽出自己的枪，一名特工开枪警告了他。子弹就贴他的脸射了过去，射伤了他的耳朵。他的耳朵开始流血了。我们突然发现汽车里并没有赎金，也没有泽布伦。
我们又搜查了特里西亚的房子，也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证据。此时，那架直升机也和地面的调查人员失去了联系，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我们的处境很不好，抓了一名波多黎各警察局的高级警察，指控他实施了绑架，可我们既找不到人，又弄丢了赎金。
泽布伦仍然生死未卜，我们想让特里西亚自己招供告诉他们受害人究竟被藏在了哪里。他很不合作，说：“你们抓错人了。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我是高级警察，你们有麻烦了。”
我们连忙派人搜查其他抓捕对象，不能不说这个家伙实在太狡猾了。我们搜遍了卡古亚斯市城区和市郊的大街小巷，尽全力寻找这些罪犯。几小时过去了，我们一无所获，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这时我们在靠近圣胡安市的一条街道上找到了泽布伦。他事先从电话亭打电话过来说：“他们把我放了。”我们就过去接他。把他带了回来。似乎特里西亚被捕以后，其他人害怕了，所以就释放了他，现在泽布伦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从没见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哭过，但是当时有人哭了。在那一刻我们没有人再去理会赎金能不能找回来了。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他，对我们来说，这就够了。
特里西亚落网以后，抓捕其他人的时机也成熟了。美国联邦法院向32人提出了诉讼，其中多数都是警察。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很快就把涉案的嫌疑人监管起来。凶杀组组长拉斯马斯·特伦斯终于向供认了杀死克莱玛蒂斯的全部过程。原来克莱玛蒂斯控告的大毒枭花了两万美元，雇用他们杀死了克莱玛蒂斯。根据拉斯马斯·特伦斯的证词，特工了解到当晚拉斯马斯·特伦斯和杰拉尔德·科克里尔决定送克莱玛蒂斯回家，并在路上将她杀死。
从警察局到克莱玛蒂斯的住所要路过一片庄稼地，那是岛上的农业区。汽车一到这儿，他们就开了枪，克莱玛蒂斯一点防备都没有。杰拉尔德·科克里尔从后座开的枪，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开了一枪，然后他们停下车，把尸体抬了出去，扔进了甜菜地。没多久拉斯马斯·特伦斯才想起克莱玛蒂斯把他的警察证拿过去玩了。
于是他又回去取自己的证件，此时他并没有想到他还忘了一件东西，那就是他的巴拿马草帽。一名警察杀人后居然反复取走自己遗留的证物，足见“死亡党”多么胆大妄为，他们显然觉得没人能奈何自己。他们甚至都没仔细计划过，没有商议谁扣扳机，在哪儿杀人，也没有说过要怎么处理尸体，随随便便就把人杀了。
这个调查了两年的案子是波多黎各历史上最大的一起警务人员腐败案。多数涉案警察都被判了刑，刑期从8年到终身监禁不等。这简直令人发指，执法者犯法，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对这样的罪犯决不能姑息。今天的波多黎各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整个“死亡党”都已经被铲除了。不管将来是否还会出现新的腐败警察，我们相信正义的力量仍然可以保一方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