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南电与高盛的对赌合约实际上是与高盛的全资子公司杰润(新加坡)签订的期权合约，合约确认书主要分为两个时间段：其中一份确认书的有效期为2008年3月3日至12月31日，双方规定当浮动价高于63.5美元/桶时，深南电每月可获30万美元的收益；当浮动价低于63.5美元/桶且高于62美元/桶时，深南电每月可得(浮动价—62美元/桶)×20万桶的收益；而当浮动价低于62美元/桶时，深南电每月则需向杰润公司支付与(62美元/桶—浮动价)×40万桶等额的美元。尽管风险敞口很大，但是在当时原油价格涨势汹汹，并已成功突破100美元的情况下看来，对赌合约的条件还是相当“优惠”的，因为原油价格在年内掉头向下并突破62美元的概率“极小极小”。至于第二份确认书深南电方面语焉不详，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份确认书涉及的条件远不如前一个“优惠”——约定的时期更长，约定价格更高，这一份据传在危机中被取消执行。合约签订以后，正如大多数刚开始走进赌场的人一样，深南电还是享受了一段时间的“甜头”。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风云突变，国际原油价格一头扎向40美元，并数度跌破35美元大关。于是中国企业陆续爆出原油期货“套保”巨亏的丑闻，其中就包括深南电。面对油价的惊人大跳水，深南电恐怕是目瞪口呆，“几乎不可能事件”竟然转眼间就发生了。高盛给的钱在手里还没有捂热，就全都还回去了。而且，根据合约，它还要掏大笔钱给高盛，这使得深南电几乎陷于破产的境地（后来深南电究竟是如何处理这份合约的，不得而知）。需要说明的是，深南电还不是这场游戏里赔得最多的中国企业。因为原油套保导致巨亏，中国的几大航空公司资产状况急剧恶化，使得政府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注资。
现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油价大风暴似乎已经过去。当然实际上过去与否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相信的是，阴谋还没有过去。这个大局还没有做完，至于下一个目标是谁呢？我们有理由担心。
中国的石油困局
一、严峻的石油供应形势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一个贫油国家。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石油勘探，最终获得了巨大成果。大庆、胜利等一系列油田的发现，使得中国摘掉了贫油国家的帽子。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的石油生产进入了高速增长期，1978年中国的原油产量就超过了一亿吨。石油成为了经济困难年代里除粮食之外唯一可以大量换取外汇的资源，备受国家重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石油需求急剧上升，虽然国内石油开采量也有了一定的增长，但还是逐渐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1996年，中国成为了原油净进口国；2005年，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原油净进口国，仅次于美国；到了2008年，中国的原油进口量达到将近1.8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接近50%。而且，由于需求增长迅猛和国内原油产量增长乏力，中国对海外原油供应的依赖程度还将日趋严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有超过50%的进口原油来自于中东地区。
2008年，中国的原油生产量达到了1.89亿吨，位居世界第五位。但是大庆等主要传统油田经过连年高产之后，其后续生产能力已经非常有限。以大庆为例，在连续27年稳产5000万吨之后，尽管采取了各种技术手段，其产量迅速下滑已经基本确定。部分矿井含水量过高，开采成1949年—2008年中国原油产量本急剧上升，已经达到了经济开采的极限。按照大庆油田方面的数据，预计2010年大庆油田的原油生产量将下降到3800万吨左右，这实际上差不多是最乐观的估计数据。其他传统油田的状况也与大庆相似，甚至比大庆更严重。虽然截至2008年，中国石油的探明储量依然达到21.92亿吨，位居世界第十三位，但是分布分散，储油品位不高，而且未来再发现大庆这样的高品位油田的可能性非常低。总而言之，未来中国国内石油生产的前景不容乐观。
在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方面，尽管中国拥有面积达430余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专属经济区，并有多处发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但是在这些油气储藏所在地区的勘探和开采大多都受到政治外交因素的制约。至于油气储量最为丰富的南海地区，目前的形势高度敏感化和复杂化。在可预见的万吨未来，中国都不太可能在南海地区获取新的油气资源。
在海外油气资源开拓方面，虽然中国的三家主要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全力参与海外油田的勘探、开采以及并购，但是所取得的成绩寥寥。西方大石油公司早已占据有利地位，它们几乎垄断了高品位油田的开采，留给后来的中国石油企业的，只有价高质次的“残羹冷炙”。即便是在苏丹这样的国家获得了一些油田的开采权，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受到诸多西方国家的指责和干涉，面临诸多掣肘。
在经济高速发展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双重因素推动下，近年来，中国的石油消费量猛增。1997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突破15000万吨，而2008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则达到了38965万吨，增长了1.5倍有余。
万吨。
而1980年到1997年的17年间，石油消费量只增加了不足6000万吨。预计石油消费量迅速增长的趋势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的石油供应形势非常严峻。
二、旁落的石油定价权
过去几年里，在需求上升、美元贬值等因素推动下，我们经历了原油的空前大牛市。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原油价格出现了暴跌，但从长期来看，世界原油消费量有增无减，而新探明的原油储量十分有限(以目前的开采速度计算，全球原油的剩余储量，仅仅只够再开采42年)，高油价几乎已成为未来必然的趋势。在过去这一轮原油价格暴涨中，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中国因素”。中国急剧增长的原油需求无疑是最近几年油价飙升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BP能源报告指出，中国的原油消费增长，占到了世界原油消费增长的75%左右，而中国在世界原油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也已经超过了10%。中国已是毋庸置疑的原油生产和消费大国，但在资源储备和原油定价权方面，中国仍然只是个“小国”。
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使得中国在原油定价权争夺方面更加软弱无力。虽然早在1993年初，我国的原上海石油交易所就成功推出了石油期货交易，其后又有原华南商品交易所等跟进，总成交量一度达到5000万吨以上，但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以及石油流通体制事实上的双轨制等原因，这些原油期货交易市场昙花一现。直到今天，中国的原油期货依然迟迟难以推出，其主要的制约因素依然是当年导致原油期货市场被取消的体制性因素。
从实践和运行历史看，成熟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是石油期货市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具体包括：1.市场竞争和开放程度较高，供求信息充分，现货市场发达；2.经济体系比较开放，不存在严格的价格和进出口管制；3.期货交易所所在地区的金融市场开放，期货标价货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4.期货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法律法规健全，对期货市场的监管切实有效。中国距离上述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知道美国的原油产量和储藏量均与中国相近，但是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原油消费国对原油价格的影响力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原因无他，就在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即便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目前也已建立起了一个以印度卢比为计价单位的原油期货市场。当然由于印度也存在着外汇管制，在短期内其原油期货基本不可能对国际油价产生实质性影响力。但是对于这个原油供应70%依赖进口，而且原油消费急剧增加的国家来说，原油期货市场的设立不仅有利于印度企业在交易中套期保值，规避油价急剧波动可能带来的风险，而且还有助于更迅速地形成反映原油供求的价格，减少油价波动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个市场的设立还有利于未来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争取对油品交易的国际定价权。毫无疑问，美国和印度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都非常值得中国去学习和借鉴。
过去几年里，在所谓“中国需求”刺激之下，国际上形形色色的石油对冲基金大肆做多油价，“热捧”中国。我们知道，在目前的石油期货交易中，真正发生实际交割的一般在5%以内，也就是说90%以上的交易不过是纯粹的投机炒作而已。但在石油价格持续暴涨之下，中国却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个“炒作”的市场给出的价格，无端被“敲诈”，付出了非常高昂的经济代价。
中航油、深南电等中国企业按照别人制定的规则参与石油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结果也是屡遭算计，损失惨重。在石油供应方面面临的困境，使得中国在未来依然可能被国外的投机资金所“挟持”。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此刻，海外的金融大鳄依然在虎视眈眈。美元在中长期内持续贬值的趋势已经确立，这会对国际原油价格的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的类似于盯着美元的汇率制度，会使中国在油价风险面前显得更为脆弱。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建设中国自己的原油期货市场，并千方百计地扩大“中国价格”的国际影响力，是中国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必须从一个被动的“跟随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甚至是“领导者”。否则中国的石油消费市场的增长非但不能增强中国在国际原油市场上的发言权，反而会使中国成为一头更肥的待宰羔羊。
三、高油价的未来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油价又成为了公众瞩目的焦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原油价格大跌，虽然近期原油价格有所回升，但与2008年中以前的价格水平相比，依然相去甚远。而近年来中国的油价经过屡次调整，涨得多降得少，目前国内每升93号汽油的价格已经超出美国平均价格一块多人民币。中国的高油价引发了很多来自民间的批评和抱怨，发改委对此回应称：从各个方面考虑，中国都不可能实行美国那样的“低油价”；石油部门则声称，按去除税收因素后的“裸油价”计算，中国的油价实际上低于美国。很显然他们不想背“高油价”这个“黑锅”。国内成品油的名义价格，曾经长期低于美国（实际油价并非如此），现在连名义价格都超过了美国，引发民众的抱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中国的老百姓恐怕还是需要习惯高油价，因为维持管制下的高油价，是在长期内的必然趋势。
严峻的供应形势，中国国内高昂的生产运营成本，是导致中国高油价的重要原因，但并非最主要原因。我们知道，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石油出口是中国最重要的获取外汇的手段之一，石油产品也是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现在，石油出口早已经不再是中国出口换汇的主要手段，在财政收入上石油行业也已经被近年火爆的地产业抢去了风头，但是石油产品税费收入的财政收入支柱地位并没有动摇。地产业有兴盛就会有萧条，而无论经济形势好与坏，石油行业都能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石油消费在整体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的继续提高，未来石油产品税费收入的重要性还会进一步凸显。传统上，中国的税收一直是以“暗税”为主。
如果我们在西方国家的超市里买东西，开出的发票和单据一般都让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货款多少、税费多少，而在中国的超市里购物则不会有，我们并不清楚自己为此缴纳了多少税费，这里头很多就是“暗税”。近年来，中国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暗税”改“明税”，比如个人所得税、燃油税，以及拟议中准备征收的物业税。推行“明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可以从燃油税中看出来。中国的名义油价也超过了美国，就是在燃油税这样的“明税”开征之后。“暗税”是很难消减的，因为“暗税”是一种“习惯性”的财政收入，是税收的“底线”，早已经固定下来；并且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们当成了消费品成本的一部分。政府消减“暗税”，人们只会视为是产品成本的降低，而很难意识到是税收的减免。对于政府而言，这显然是吃力不讨好。推行“明税”的改革，往往意味着“暗税”已经无法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所以“明税”总是倾向于提高实际税率。燃油税这样的“明税”推行之后，事实上已经决定了中国的低油价时代一去不复返。
高油价可能有利于缓解中国石油供应的紧张局面，也能为政府提供稳定且可观的财政收入，然而它必然会提高“中国制造”的成本，使得中国日益衰微的产品成本优势进一步被侵蚀，从而损害长远的经济竞争力。产业升级转型并非一日之功，产品成本的提高却随时足以致命。高油价是中国无法回避的一个局面，但是这个“高”要高到何种程度，需要政府非常审慎地权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