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湖南省署历时很久，虽无仕名，而实则做着巡抚的工作。湖南全省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在左宗棠的计划之中。当时有人甚至评说左宗棠“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骆秉章明知湖南省出了一个“左都御史”，名声远超自己，但心中并无忌意，始终依为靠背，每遇公事则说：“问季高先生，公可亦可，公否亦否。”
左宗棠对太平天国运动怀着深仇大恨，一直想镇压之。他看到曾国藩编练湘军与太平军死战到底，便利用自己可以驾驭湖南一省的力量，努力为湘军提供饷项和兵源。当时两湖也是两军交兵的要冲，经济、财政都很困难，左宗棠瞄准为湘军供饷的目标，开源节流、整顿吏治、改革税收、裁汰冗吏、打击中饱、收加厘金，把大批兵员、粮饷、船只、枪炮、衣物，源源供给湘军。曾国藩自然深知，湘军能在前方支撑局面，与湖南左宗棠的努力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他一直极力保奏左宗棠，希望他能出仕，直接帮助自己经办湘军。
然而就在此时，左宗棠却遇上了一桩案子，差一点丢了脑袋，幸赖曾、胡、骆等人维护，方免于难。原来永州镇总兵樊燮，一日晋见骆秉章，左宗棠也坐在旁边。
左宗棠素知此人为官贪墨，在整顿吏治时风闻他的贪污行为，只是国家正在用兵之际，没有查处他。现在见到了樊燮，以左宗棠的为人，自然面有不悦之色。而樊燮乃一武人，见左宗棠板着面孔对他并不热情，于是也不向这位“左师爷”问候，只向骆秉章行礼。左宗棠本来就心有恼火，见他竟不理睬自己，于是质问道：“樊将军进门不理睬，出门也不告别，是何道理！”
樊燮见左宗棠对他板着脸，心里也有气，认为一个无品无位的师爷，竟敢摆这么大的架子。现在，他竟质问自己为何不向他行礼，于是火气一来也大声回答：“朝廷体制，哪一条有命官见师爷非要行礼的？”
左宗棠平日里最恨别人笑他是幕僚而多年没能混上个真衔实职。一听樊燮之言，气得火冒三丈，瞪着环眼冲向了樊燮，挥拳打了过去。此时，骆秉章一声大喝，止住了左宗棠举在半空中的拳头，同时也将樊燮让了出去。
樊燮受了左宗棠的呵斥，咽不下这口气，便到湖广总督官文那里去告了左宗棠的状。以湖南布政使文格为首的一批官员，本来对左宗棠的一些改革做法就心存不满，于是便趁机煽动。很快，官文便罗列了左宗棠的罪状上奏给咸丰皇帝，说左宗棠把持湖南，无视朝廷命官，独断专行，无恶不作，是东南数省出了名的“劣幕”。
咸丰皇帝虽然了解过左宗棠的一些情况，但毕竟所见不实，现在湖广总督具折告发他这么多罪行，咸丰认为如果不是实情，也不会惊动官文，更不会因为一个幕僚而告到朝廷这里来。于是，他亲批此案，并让在武昌主持乡试的考官钱宝青查办，如果确有官文奏折上的实情，即把左宗棠就地正法。
谕旨颁到武昌，胡林翼连忙通知曾国藩、骆秉章，设法拯救左宗棠。于是，他们一面写保折，一面请王运、郭嵩焘在京活动。这时，王运正在肃顺家里做家庭教师，郭嵩焘正在南书房供职。王运向肃顺求情，并说官文所言皆非事实，左宗棠是一位难得的人才。肃顺对左宗棠的情况很熟悉，也有意提拔他，但碍着官文的面子，皇帝已发了谕旨，不能直接过问。肃顺示意王运：让人向皇帝保奏左宗棠，他从中说情。
于是，保奏左宗棠的折子犹如深秋里的落叶，片片飞向京师，落入皇帝之手。奏折中最生动的一句话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咸丰帝接到两湖纷纷寄来的奏折，知道此事没那么简单；再加上肃顺从中说情，才没治左宗棠之罪。
在官场办事，是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像左宗棠这样耿直而又自傲的人，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得罪人。如果得罪的是君子还好一些，一旦得罪了小人，就难免会招来横祸。在官场里，类似于这样的争斗，天天都在发生。如果你想在仕途上发达，就一定要学会见招拆招，化解各种危险和中伤。
2.暗箭伤人的事，在官场里很常见
在官场里最常见的“流血事件”，就是暗箭伤人。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在官场里，不练习练习“凌波微步”，还真说不好哪一天就被暗箭射伤了。
据史料记载，曾国藩在沙河、贾鲁河一线“剿捻”不利，马上便引来了言官的群起攻击，皇上的严责之旨也随之劈头盖脸地压过来。老于政治斗争的曾国藩明知其中另有原因，亦知这次劫数难逃。刚开始时他曾迷惘不知，但很快他就明白：这是满汉矛盾的风浪再起，其导火线是曾国荃不识时务，中了湖广总督官文的暗箭。
这场“官场战争”的全过程是这样的。在攻下天京中立下头功的曾国荃，在曾国藩的劝说下，功成身退回到家乡隐居。不过，后来清廷又让他重新出山，前往湖北任巡抚。但曾国荃的到来，使久与曾氏兄弟有矛盾的湖广总督官文心生敌意。
官文坐镇湖广，是清政府插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钉子。湘军、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满洲贵族是不放心的，而利用官文控扼长江，是清政府对付湘军、淮军的一个筹码。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知道其中缘由，所以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矛盾暴露，湘军进攻安庆时他不发兵、不供饷，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他奏调多隆阿去陕甘“剿回”。但当时清廷用得着湘军，曾氏兄弟与他亦无多大干系，所以矛盾也没有公开爆发。可是，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国荃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并没把他这个满洲贵族放在眼里。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整一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
官文与湖北臬司唐际盛商量对策，唐际盛为官文出谋划策，让官文出面给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让他率军去鄂北“剿捻”，离开武昌，驻兵襄阳，拔去这个眼中钉。官文依计而行，谕旨很快批复，正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不知是计，他一直带兵打仗也不知“帮办军务”的官衔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只好写信给大哥。曾国藩回信说，帮办军务属于毫无实权的空名，如李昭寿、陈国瑞等降将，刘典、吴棠等微品职衔时，都曾得到过帮办军务之名目。故此不必谢恩，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权当没有此事，以后在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不然会惹人笑话。
恰在此时，湖北粮道丁守存向曾国荃拨弄是非，说湖北“新湘军”组建，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但官文却不让给“新湘军”供粮。原来这个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官文敲诈了他大部分家产才没有参劾他，他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报复官文。曾国荃把这两件事合起来考虑后，大为恼火，决定向皇帝告发官文。
曾国荃幕中并无文吏，恰在此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到湖北，他遂同侄子商量拟稿。曾纪泽时年已27岁，由于父亲的熏陶，已知官场之险恶，叔叔之鲁莽。所以当即提出官文是满洲贵族，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要弹劾他实非小事，最好先同父亲商量后再定。然而曾国荃却认为自咸丰八年（1858年）复出后，哥哥的胆子越来越小，反而办不成大事，这次弹劾官文最好不要让他知道，以免被他阻挠。曾纪泽只好按九叔提供的内容拟稿，最终稿成，列举了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肃顺党孽等多条罪状，此折从襄阳郭松林营中发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弹劾官文的利害，也不善于具疏与人争辩。因此奏折过于草率，文字洋洋数千余，语言也未甚斟酌，参劾内容虽多是事实，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国藩闻听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恐此举会遭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脚，或可设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认为所奏倒是事实，但言辞涉及军机处和“肃党”，怕是要引出更多的麻烦。于是，他立即写信给九弟，让他隐忍、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不要“因强而大败”，信中对儿子反复责怪，不该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举。
曾国荃读罢哥哥的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着事态的发展。曾纪泽受责，赶紧离开武昌，避开了这个是非圈子。
正如曾国藩所料，曾国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折中牵连军机处，说官文笼络军机处，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等，立即引起军机处的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慈禧太后，说曾国荃诬告官文，指责军机处，存心不良，所奏情事亦多不合，要求拟旨驳之。还说曾国荃指官文为“肃顺党孽”，更是凶险之词，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诬陷之罪。
慈禧只得让军机处派人去湖北调查，给调查者一个钦差头衔。调查湖北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北京回奏时，把奏折所列各条全部驳回，要求朝廷下旨治曾国荃之罪。慈禧对此颇感为难，她一见奏折，就知事出有因，表面上是曾、官督抚相争，实则是满洲权贵与湘、淮军阀发生矛盾。曾国荃背后有一大批湘、淮军阀，官文背后有一大批仇视汉官的满洲贵族。她既不愿惩处官文，也不想在需要湘军、淮军为她打仗之时开罪这些军阀。
正在她思考如何处理之际，忽然戏剧性地接到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两个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国藩所上；一折说曾国荃劾官文一疏，是当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为证，指责官文种种劣迹，要求太后、皇上对官文惩处，以昭朝廷公正。原来曾国荃折劾官文之后，湘、淮诸大员频繁交换意见，大多认为曾国荃鲁莽，不该得罪权贵。李鸿章为曾国藩出了一招，让他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洲贵族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但远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手握兵权，处于清廷不得不重视之地位，听到曾国荃疏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称心，于是在西北战场上给朝廷上了那篇词气亢厉的奏疏。
慈禧见湘、淮大将都表了态，只好从中维持“和局”，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把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
官文调走，未加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未加指责，使此事宣告结案。官文调走后，湖广总督由李鸿章担任，因苏抚一职暂不能脱离，调其兄李瀚章暂署湖督，让淮军首领李氏兄弟从中拣了个大便宜。
曾国藩满以为此事有了结果，九弟平安度过险境了，然而他远没料到这仅仅是他步入险境的开始。
3.抓住对手的某个失误进行反击报复，是派系斗争的常用伎俩
当捻军冲过曾国藩设计的贾鲁河防线驰入山东时，调入京师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动，并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国藩。他利用位高权重的有利条件，暗中煽动那些满洲贵族，重弹多年老调，认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统大将占据地方的许多高位，并非国家之福，规劝太后和皇帝，重视汉人宜防的祖训。当太后不以为意之后，官文又拉拢一批满员。联合地方权贵，收买言官，掀起反对曾国藩的一个浪潮。这就是曾国藩所不理解的，“河防大计”仅仅在一次战役中失利，就出现一群言官上疏弹劾，而皇帝也连下谕旨申斥之原因了。
本来慈禧太后在曾国荃对官文的劾案后已和平解决了曾、官的矛盾，对此案反映出的满汉矛盾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经官文暗中一拨弄，京城内外便掀起罢免斥责曾国藩的浪潮来。太后和皇帝也改变了态度，对曾国藩及湘、淮大员，尤其是湘系地方大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裁制。曾国藩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他对“河防”的暂时失利不服气，而对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责，但他自刻了一枚写有“会办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开去各缺，仍以散员身份留在军营效力。他蛮有把握认为清政府会发下“温旨慰留”，让他继续任前线统帅，直到把捻军镇压下去为止。
但是这次他想错了，等了一个多月，却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二十一日等来了一通“严旨切责”，并无让他留任“剿捻”钦差之意。
曾国藩接旨后心里很是气恼，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庸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他心里仍不想离开前线，嘴上说打算向皇上“一连数疏”，申请回家养老了事。然而他又估计错了，信发出去才两天就接到朝廷谕旨，令他把钦差大臣关防“赍送徐州”（此时曾任济宁）由李鸿章护理，休假一个月后回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见清廷对他如此无情，干脆宣布他既然不能胜任钦差“剿捻”之任，不如连两江总督之任一同开去干净。10天之后，上谕以日递500里的速度送到济宁曾国藩行营。上谕说：“曾国藩当体仰朝廷之意，为国分忧，岂可稍涉嫌虑，固执己见！着即懔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专意剿贼，迅奏肤功。”寥寥数语，使他看到了慈禧太后那愤怒的面孔，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只得悻悻南返，回任两江总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