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统一，是对帝国主义者所不利的，所以要多方阻挠，如利用我国的内争，将借款军械等供给一方面等都是。而其尤露骨的，则莫如民国十七年的五三惨案。
当十六年五月间，国民革命军奠定东南，渡江北伐。当时日本政府，便有乘机干涉的意思，乃借保护侨民为名，运兵到山东，经我政府迭次交涉，方才撤退。十七年四月，国民军既克兖州。日本阁议又通过第二次出兵案，先将驻津日军三中队调赴济南，又派第六师团，从青岛登岸到济。五月三日，在济南的日兵和我无端启衅，我国徒手的军民被杀的不计其数，甚且闯入交涉公署，把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和职员十人、勤务兵七名，一齐杀害。中国为避免枝节起见，即将在济南的兵退出，只留一团驻守。而日本于七日，又对我提出无理的要求：（一）高级军官，严行处分。（二）和日兵对抗的军队，解除武装。（三）我军离开济南和胶济铁路二十里。限十二小时答复。而又不待我答复，于八日，径用大炮攻城。我守城的一团兵，奉命于十日退出。十一日，日兵入城，又大肆屠戮，并且扣留车辆，截断津浦路，强占胶济沿线二十里内的行政机关。
当日兵攻城之际，我政府即致电国际联盟，请其召集理事会，筹划处置，我愿承诺国际调查或国际公断等办法。但是国际联盟并无适当的外置。日本却又径致《觉书》于我说：“战争进展到京、津，其祸乱或及满洲之时，日政府为维持满洲起见，或将采取适当有效的处置。”日本此时，以为如此一来，北伐必然停顿，即使继续，也要经过长时间的斗争，日本于中取利的机会甚多，尤其兵争延及东北时，日本可以遂其所大欲。谁知国民革命军，依旧绕道北上。而且经此事变，我国人反有相当的觉悟，东北军也发出息争御侮的通电，于六月初，竟退出关。胶东的兵，于九月一日易帜。在天津以东的直鲁军，亦因关内外的夹击，于九月中旬解决。日人无可如何，十月初，乃和我国开始交涉。我国提出：（一）先行撤兵；（二）津浦通车；（三）交还胶济沿线二十里内的行政机关；（四）胶济路沿线土匪，由中国负责肃清等项。日人不愿意，交涉停顿。后来屡经波折，到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才定议：日军于两个月内撤退。双方损害，则设共同委员会调查。议定之后，我方派出接收委员。日兵初定四月十八至二十五之间撤退，旋又说胶东匪乱甚炽，坊子以东，要议展期。我政府不赞成分期接收，索性将全部展缓。直至六月五日，日方才开始撤兵，至十六日而接收完毕。
在山东一方面，日人虽未遂其阻挠北伐的野心，然而对于东三省，则还是野心勃勃，所以有十七年六月四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遇炸之事。这一次的炸弹案，布置得很为周密，非经多数人长时间之布置不可。铁路警备森严，其断非张作霖的政敌或匪徒少数人所能为，不问可知了。经这一次阴谋，更促成东北的觉悟，于是有七月一日通电服从国民政府之举。日本又命其驻奉天的总领事劝告：易帜之事，宜观望形势。又派专使到奉，以吊丧为名，劝告奉方，不宜与国民政府妥协。奉方都不听从。三省实行易帜之后，东北一方面，收回权利的事也逐渐进行，日人心怀忿恨，就伏下民国二十年“九一八”的祸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