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重围》获得反响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作家以过人的胆魄与敏锐，站在谁来保卫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的高度，勇敢地直面世纪末中国军队的现实处境和可能面临的未来挑战，热切地呼唤“质量建军、科技强军”，表现了对国家利益民族命运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勇于承担的盛世危言品格，拨动了时代与民族最敏感的神经。尤其是出书不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直接印证了该书的现实性和前瞻性之后，它的影响一夜之间突出文学界，激起了军方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直至电视剧播出，使居高不下的“突围热”再度升温……
也许有人要说了，这多是非文学的胜利罢了。是的，我们承认《突出重围》还远未在艺术上臻于完美：它在传达主题方面过于操切与直露，影响了人性的深邃表达，语言也有失粗糙，有的情节与细节也还缺乏坚实的生活依据，如此等等。它的“火爆”，确实得益于诸多非文学因素的造势与烘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纯文学并不能拔着头发离开地球。特别是在中华民族走向振兴之路的紧要关口，人们难道不是更加需要听到一些虽然发音不甚优美但却是振聋发聩的呐喊与吼叫吗？所以，我们真正需要重视的问题，并非要不要呐喊的问题，而是如何真正文学真正艺术地把声音更加深沉有力、更加激动人心地传达给时代与社会。《突出重围》作为一部正面强攻重大主题（题材）的长篇小说，出版一年始终势头坚挺，并且连绵不断地引出话题形成热点，难道不是给世纪之交的军旅文学和中国文学撞开了一条突出商潮包围的通道吗？
二.作家要直面火热的现实生活
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大型的文学体裁，与中短篇小说反映生活的灵巧和快捷相比较，显得相对笨重与迟缓。但是，在与行进中的尚未定型的现实生活的对位关系方面，它却有着更为全面、广阔、丰繁与复杂的表达的可能性。又为中短篇所不及。因此，反映现实生活，应该是长篇小说的主攻方向之一。以此观之，九十年代的军旅长篇小说比之八十年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先后出现了朱苏进的《炮群》《醉太平》，朱秀海的《穿越死亡》《渡涛汹涌》，陈怀国的《遍地葵花》，黄国荣的《兵谣》，简嘉的《兵家常事》，詹文冠的《恕我违命》等一批现实题材作品，使军营的现实生活在长篇小说中得到了空前多样与丰富的表现。但是，严格讲来，这些作品中真正直面当下生活的所占比例并不很大，贴近当下的气息还比较稀薄，所谓“现实”，不少也是对过往十年二十年前军旅生活历史阴影的回眸。人们企图在长篇小说中听到人民军队正在行进中的足音与脉搏的愿望，仍然免不了有几分落空。
原因何在？生活需要沉淀，审美需要距离，揭示现实矛盾的分寸难以把握，以思想的理性之光照亮与穿透现实生活谈何容易，等等。是的，这都是理由，也都是现实题材长篇创作的难点问题。不过，其中有一个基本前提我们应予以优先考虑，那就是生活——我们对当下火热的军营现实生活究竟熟不熟悉？有投有拥抱的热情？甚至有没有想去亲近它体验它了解它的兴趣？
在我看来，一方面由于成名已久或出道多年的军旅作家的中坚部分已经或正在远离基层，一方面由于军队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提速，因此，不客气地说，我们对当下千变万化、急遽发展的军营生活隔岸观景、雾里看花的现象是普遍性的。更可忧虑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开，物欲的膨胀和诱惑也侵蚀了军旅作家的定力与执著，使他们关注军队现实的热情与精力都呈现出日益衰减的颓势。长此以往，军旅作家与军营生活之间的距离将会日渐拉开，现实题材长篇军旅小说的繁荣就只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纸上谈兵了。
《突出重围》广受关注的又一条原因，就在于它以新鲜的生活支撑了重大的主题表达和敏锐的思想发现。当然，就此一点苛刻而言，也可以说它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作家立足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前沿，以巨大的热情投注于军队现实，将一片科技强军的陌生领域里的生活风景展示于世人，令人耳目一新。败在作家缺乏野战军经历和演习经验的局限，因而只能在想象的空间中展开他的主题，人物与故事，不可避免地使一些虚拟性情节留下了疑点，而人物性格的塑造也还缺少精彩扎实的生活细节来画龙点睛。概言之，生活准备的不足，最终影响了《突出重围》这一新颖、重大主题更充分的艺术化表达与转换。但它在给我们留下某些遗憾的同时，不也清楚地传达出了新的生活的永恒召唤吗？
三.历史写作资源的重新认识
强调关注当下并不意味着淡忘过去，提倡重视现实题材也不等于轻视历史题材，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换一角度看，相当一个时期内，战争文学就是军旅文学的别称或至少是重要组成部分，而战争又都成为了或近或远的历史，因而，如何面对历史战争题材这一深厚的军旅文学写作资源，能否以当代意识与眼光去观察历史，使历史常写常新，是军旅作家不能回避的又一重大课题。
九十年代以来，从事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们，在发掘历史写作资源的富矿方面，可谓是别出心裁，各辟蹊径。远的有韩静霆辑古钩沉，为2000年前的兵圣树碑立传，写意造像，使我们在重新评价中国古代军事智慧的同时，也获得了认识战争文学题材新的广阔视野（《孙武》），近的有邓一光正本清源，作为对八十年代一度消解英雄情绪的反弹，重新审视父辈军人的心灵历程，再次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英雄人格的向往之情（《我是太阳》）。晚近女作家项小米、姜安的《英雄无语》和《走出硝烟的女神》，又分别写出了女性视角中的中共早期“特科”战线的神秘与惊险，建国前夕人民军队一支由孕妇组成的小分队所遭遇的奇特与悲壮，在揭示出一个新的生活领域的同时，也表达出了作家对战争与英雄的新的理解和阐释，丰富与拓宽了战争文学的风景线。
比较而言，《亮剑》在对战争生活的选择上，也许是最不具有新意的，无非是灭鬼子、打土匪、闹县城等一些肖飞、李向阳、敌后武工队们早已干过的事情。但是，由于作家在这些传奇性的故事中，赋予人物更强烈的个性，并对人物桀骜不驯的个性表达了更多的人性化的尊重、理解与张扬，鲜明地灌注了一种当代审美情趣和人性评价尺度，就使得这个老故事的老人物放射出了更加个性化、人格化与人性化的新鲜夺目的熠熠光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新的观念（英雄观）照亮旧的故事与人物的成功范例。
事实表明，我国数千年博大浩瀚、丰富多彩的战争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争文学资源富矿。当代五十年的战争文学实绩与之相比还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无数或重大或精彩的战争或战役甚至还是一片一片处女地，期待着作家们去开垦。即使是一些被反映或涉猎较多的历史时段（如二十世纪上半叶）和战争（如抗日战争），也还存在着诸多不同层面的“新意”等待我们去继续发现与开掘。那种认为“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写得差不多了”的论调可以休矣。
四.英雄主义的当下魅力
英雄主义是人类最古老最高尚的精神之一，尤其是军人最崇高的品格，因而自古至今也是战争文学（军旅文学）的基本主题。没有英雄或英雄主义的军旅文学，至少也是不够健全和健康的。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商潮涌起，物欲横流，当代中国军人一下子如人无物之阵，却又时时刻刻要面对物的挤压与诱惑。如何在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中保持军人的英雄品格，早已引起了军旅作家的深切忧患（《醉太平》）。在慨叹现实中的英雄被肢解成“英雄的碎片”（朱苏进语）之后，军旅文学作家们寻找英雄的热情并未消减。一部分如前所述，属“回溯式”，如邓一光、韩静霆等，频频回眸历史，以至把目光投向了远古；一部分属“前瞻式”，如乔良的《末日之门》和朱苏进的《祭奠星座》，在未来预言小说或假定性空间中构建英雄的神话。
《突出重围》和《亮剑》依然是上述两极的延伸和拓展。前者的英雄以未来为参照，后者的英雄以历史为底蕴，而高亢激越的英雄主义旋律则使它们共同赢得了今天的读者。这也正好说明了生活与文学、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一个陷入物欲中的社会，恰恰需要理想之光的照耀，或者反过来说，在平庸的现实的泥淖中，必然会绽放出精神的莲花。
更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亮剑》作者都梁的商海经历和他的英雄情结之间构成的某种张力。换言之，《亮剑》人物的生活依据来自战场，作家的情感参照来自商场。因为，在商场上见过太多重利轻义、背信弃义、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的人与事，就更加怀念真情和友谊，世无英雄而更加渴望英雄。早年从军埋下的英雄情结一旦释放便不可阻遏，并有意无意以理想化与传奇化的审美原则将英雄推向了极致。一个重诺轻生、铁骨柔肠、豪气干云、肝胆照人的将军李云龙就这样磅礴而出。——在战场上，他如将军般杀伐决断，如大侠般快意恩仇，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为坚守良知与操守，捍卫正义与尊严，宁折不弯直至凛然赴死。他的英雄乐章在隆隆炮声中轰然奏响，在悲剧性的虎落平川式的压抑与磨难中戛然而止，令闻者惊心动魄，荡气回肠。
一个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披肝沥胆固然不易，但在和平时期（或如“文革”的政治高压，或如当下的金钱腐蚀）保持英雄的人性与情操亦属不易。都梁的英雄理想是属于军旅的，但又是超越军旅的；它源于现实，高于现实，而又指向现实，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强烈的针对性。使平庸如我辈者，获得了一次洗礼灵魂的机会。这也就是英雄主义在世纪之交的当下中国的特殊意义和巨大魅力的根源之所在。
五.故事性是长篇小说飞翔的翅膀
说来说去，《突出重围》和《亮剑》之所以拥有读者，已经或将要“飞进寻常百姓家”，首先就是它们都借助了故事的翅膀，写得好看。为此，两位作家也都着实下了一番工夫。柳建伟就坦言，为了追求故事的跌宕起伏和情节的大开大阖，他是认真研究了金庸武侠小说和好莱坞电影的情节模式的，并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而都梁更不止一次地谈到《亮剑》的一条重要创作体会：自己作为一个无名作者，一个文坛局外人，首先考虑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争取让素不相识的编辑能读完书稿。别无它法，只有努力写得好看，让他看完一章就不能放手……
都梁在这里道出了一个朴素的想法，同时也抓住了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或者至少是中国的长篇小说要好读，要抓人。否则，你纵有再深刻再伟大的思想，别人不看，读者不买，你只有徒唤奈何。
好看靠什么呢？都梁靠的首先是故事。先用故事吊住读者胃口，然后再在故事中塑造人物，刻画个性、讲述命运、表达主题。这正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基本方法，也是中国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主要叙述方式。都梁深谙其中三昧。他的故事组织、情节编排，颇得中国章回小说之要领，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峰回路转。同时又吸纳了现代小说叙述的某些元素，加快了节奏，加大了密度，闲话少说，单刀直人，减少铺垫与过渡，使故事始终在一种紧张的节奏中快速推进。再加上他对故事与人物做出的传奇性渲染和处理，又大大提高了其惊险性和精彩性，使人读得间不容发，酣畅淋漓，直如三伏天饮甘泉，一气读完而后快。
近二十年来，由于外国文学作品大量译介的影响和急于与世界接轨的价值取向的诱惑，导致了相当一批作家作品的洋化倾向。有的结构繁复，使人晕头转向，有的晦涩难懂，让人望而却步，其探索精神和试验意义都以疏离读者作了代价。当然，读者多寡并不是衡量一部作品高下的唯一标准。就像我们并不否认《尤利西斯》《弗兰德公路》《追忆似水年华》的经典性一样。但我们同时也要指出的是，西方的经典文本自有其创作与接受方面深厚的美学传统和文化背景，照搬到中国来就未必合适。反观新时期二十年来的长篇小说，受到广泛欢迎的普遍认可的还是《芙蓉镇》《古船》《白鹿原》《曾国藩》《雍正皇帝》等这一类走民族化道路的现实主义之作。至于金庸的广为流传且长盛不衰，就更加说明了一个民族长期积淀的审美心理顽强的选择性和排他性。我们不反对一部分作家追求更加个人化的内心表达和更加先锋性的艺术试验，但就更广大的读者层面的接受期待而言，人们还是希望有更多好看的有故事性的雅俗共赏的好（长篇小说）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