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北京评剧界曾经排演了一部叫做《锯碗儿丁》的新戏。说的是北京齐化门（朝阳门）外发生的一件真人真事。
有一户姓丁的人家，以锯盆锯碗为业，后来不知为什么发了，有了钱，娶了儿媳妇。婆婆虐待媳妇，每日非打即骂，媳妇不堪忍受，趁无人之际一头扎进水缸，自溺身亡。此事引起媳妇娘家人和街坊们的愤怒，不答应丁家，要求大办丧事，为媳妇鸣冤。娘家和街面儿上的主事提出，出殡那天必须是内棺外椁，番、道、禅三棚经，32人大杠，清音锣鼓外加西乐队。这也还罢了，最有意思的是要求婆婆打幡，儿子抱罐，让他们充当孝子的角色。那母子拗不过众人，只好答应。出殡那天自然十分热闹，据说观看者不下数万人，那个虐待媳妇的婆婆和儿子在围观者的唾骂、厮打中被搞得不人不鬼，声名狼藉。后来有文人将此事写成了戏，在京城演出，相当轰动，事主丁家认为这戏有辱名声，花大价将《锯碗儿丁》买断，才将舆论压了下去。丁家经此折腾，家道很快衰败，下场非常凄惨。
我的母亲是亲眼看见了那场声势浩大的出殡仪仗的。她说：“丁家所住与我家不远，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丁家打媳妇也是特狠，把猫装在媳妇裤裆里，用棍子打猫，这样虐待媳妇，媳妇不扎水缸还等什么？”
我为看不到《锯碗儿丁》的戏而遗憾，与父亲们唱的《空城计》《盗御马》相比，《锯碗儿丁》似乎更让人觉得亲近。它看得见摸得着，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不像诸葛亮，不像窦尔敦，只在戏台上才能见到。
能与锯碗儿的为邻的母亲，料不是生长在多么出色的地方。母亲的娘家在齐化门外坛口，一个叫南营房的一大片低矮平房的地方。用父亲的话说，那儿是“穷杂之地”。
我不喜欢姥姥家却很喜欢那五方杂处百业云集的“穷杂之地”，因为，那里有很多难以说清的乐趣。南营房的北面是日坛的坛口，大约自清末以来，那里就形成了一个不大的，但很热闹的游艺市场。说评书的、说相声的、拉洋片的、唱评戏的、卖各样小吃的、卖绒花的、套圈的、变戏法儿的，间或还有耍狗熊的、跑旱船的，商贩艺人，设摊设场，热闹极了。每次回姥姥家，我都是冲着那些五花八门去的，看姥姥是个名义，奔热闹才是真心。
去姥姥家必须穿过游艺市场，进游艺市场必须经过一个“虫子铺”，铺外的桌子上永远摆着几个大玻璃瓶子，里面用药水泡着许许多多死虫子，蛔虫和蛔虫在一起，绦虫和绦虫在一起，虫子呈淡粉色，扭在一块儿，看着让人恶心。那是这个市场让人最不愉快的地方，我顶怵头的就是过那个虫子铺。偏巧，铺子的掌柜的跟姥姥家熟识，我和母亲每次从那儿过，他都要跟我们打招呼，母亲就要停下来跟他说一会儿话，两个人说来说去便要从桌子上的虫子说到我肚子里的虫子，仿佛我肚子里的虫子的数量绝不少于那些瓶子里的数量。让他这么一说，我的肚子马上就，疼起来了，真像有万千条虫在里面蠕动，唬得我连自己的肚皮也不敢碰了。末了，掌柜的就送我一包打虫子药，听他的话好像我如果不吃这药，到最后肚子里的虫子就会把我吃了一样。
母亲会很认真地把那药给我吃了，所以，一去姥姥家我就得打虫子。后来我想，没让那个卖野药的把我药死，实在是我的命大。
姥姥的家门口就是群众剧场，最早是个戏棚，后来加了围墙，添了座椅，搞得很像个现代剧场了。群众剧场只演评剧，我们家人管它叫落子，说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记得当时在剧场演出的角儿当中有个叫鲜灵芝的，还有一个叫吴佩霞的，都是花旦。我看她们演过《秦香莲》《豆汁记》《潘金莲》，似乎还有《小女婿》和《刘巧儿》之类，记不清了。群众剧场是很群众的，它没有吉祥剧院那种压人的气势与严整，有的只是随和与亲切。比如我看到一半戏时想回家抓一把铁蚕豆，喝点凉白开，那么，尽管回家就是了，喝了水，抓了豆回来照旧坐下来看，没人问也没人管。这在其他剧场大概不行。
评剧的戏词大多通俗易懂，与京剧相比更接近老百姓，用现在的话说是更具有平民意识。例如，同是天黑了，评剧就唱：“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京剧就该跟人绕弯子了，说：“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不知道什么是冰轮，什么是玉兔的真能被绕糊涂了，其实就是天黑了。相比较，我更喜欢评剧，我母亲也喜欢评剧。
最让我喜欢的玩意儿是看拉洋片的。一个大匣子，里面装了亭台楼阁的画，也有不少西洋景在其中，匣前有镜头数个，交了钱就可以趴在镜头上往里看，里面的画可以放得很大，如同真的一般。这也还罢了，最吸引人的是拉洋片的本人，手脚并用，锣鼓齐鸣，那张嘴也不闲着，“往里看吧您那又一张，和尚的脑袋他就长出了烟枪……”很多时候那唱词和匣子里的画片对不上号。拉洋片的唱怪声，出怪词，做怪样，能把人笑得前仰后合。有时候，我不看那片，专听他唱，他的唱远比那些画工粗糙的片子好看。现在的小孩儿已经完全见不到拉洋片的了，但我总觉得这个行当失传了真可惜，那通俗诙谐的唱词，来自社会底层，那怪诞夸张的扮相，未张嘴已让人喷饭了，锣鼓响起，嬉笑怒骂，眉飞色舞，令人闻之观之，觉乎听得过瘾，野得牙碜。
那个拉洋片，的唱得最拿手的是《大花鞋》，说是跟天桥“大金牙”焦金池学的，是焦的入室弟子。我每回去都盼着他唱《大花鞋》，可他就不唱，他是等人多了，还得他高兴的时候才唱。所以，并不是每次去了都有听得到的福气。
因为听得多了，《大花鞋》那词还略记一二：
“南山有个二姑娘，二姑娘要上庙里去烧香。
衣裳做了十几箱，就剩下一双花鞋没做上。
红缎子买了三十六匹，钢针就买了一皮箱。
十八个裁缝纳鞋底，还有十八个裁缝做鞋帮。
花鞋上绣了一个莲花瓣，绒线就用了四箩筐。
裁缝将花鞋做完毕，十八个丫鬟就抬到上房。
脱下花鞋仔细看，不好！花鞋里挤死了俩裁缝。”
那丰富的想象足让任何一个小孩子着迷，艺术的感受力或许由此而诞生，艺术的表现力或许由此而培养，也未可知。总之，坛口的游艺市场用父亲的话来说是“趋之者多为下流”，用我的话来说，不啻人间之天堂。
我还爱钻到书场里去听成本的《薛丁山征东》《精忠岳传》等等，一天是绝听不完的，要连着听几天，这样，不得已就得住在姥姥家。尽管心里别扭，但为了那勾人心魄的故事也只好委屈了。那时，在我的小心眼儿里不能说没有嫌贫爱富的心思，长在深宅大院，与之相入相化而不觉，到了“穷杂之地”，竟是百般的不习惯，嫌姥姥家破，嫌房里的气味不好，嫌院子污浊脏乱，嫌一帮表兄弟没规矩。我甚至为卖开花豆的舅舅感到羞耻，卖开花豆，这算什么事呀？我竟然会有这样的舅舅！我从不到舅舅的摊子上去，虽然开花豆很香，尤其是刚炸出来的开花豆，对人的诱惑更是难以抗拒，但是，我从不吃它们。有一回，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回娘家，刚一进门，我们就要出去，谁也不愿意在那破房子里待。姥姥生气了，骂我们是一群狼崽子。
狼崽子们在姥姥的骂声中，站在院子里面面相觑，龇牙咧嘴，狼相十足。
而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压根儿就没到姥姥家去过。
不管怎么说，“穷杂之地”给予我的是另一个生活侧面，是小百姓的柴米油盐，是小门户的喜怒哀乐，是高雅之外的平常，是阳春白雪们所排斥的下里巴人，这无形中成了我生命中另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以为我所经历过的就是温文尔雅、雍容华贵，再没有其他了。其实错了。
1994年，我写了两篇小说同时发表在《延河》杂志上，一为《学车轶事》，一为《本是同根生》。《小说评论》的主编李星先生为这两篇东西作了一个短评，他在评论中坦诚地写道：“叶广芩好像是要给喜欢概括、喜欢抽象、喜欢将复杂的创作现象简单化的评论者出难题，她故意将大俗和大雅的东西联袂推出，让你难以把握哪个更代表真实的叶广芩？”是的，的确是让朋友为难了。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何以能写出《学车轶事》这样很通俗、很平民化的反映社会底层的作品，何以就“获得了一个认识社会各阶层真实生活状况的视角，给读者提供一个认识当今市井社会真实面貌的窗口”。我想，这怕是不了解我生活的另一面的缘故。
话又说回来，父母亲的结合，于贫困出身的母亲来说，不是幸福，是个悲剧。
1995年清明，我母亲所出的四个子女将父母的骨灰安葬在北京香山东麓法海寺旁的山坡上。墓地周围满是桃林，那时漫山的树，枝叶未绿，粉艳的花已将半山遮掩。透过花丛，可以看见秀丽的玉泉山古塔和碧绿的昆明湖水。这片山紫水明、景致优美的处所是父亲生前所喜爱的，他在1924年写的一篇笔记中详尽地描述过这个地方。当然，在他滞留于法海寺，陶醉于香山“春云如粉，春雨如丝”的绚丽时，绝不会想到这里就是他将来永眠的墓地。他的另外两位妻子，我们的另外两位母亲大概也知道这里，甚至有可能随父亲来过。家中保存的大量的他们游览西山的照片证实了这种可能。来过也罢，没来过也罢，都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们的骨殖并未葬在这里，而早已随着祖坟的失去而荡然无存。在此与父亲合葬的是我的母亲，是那个在叶家多少有些被看不起的“南营房的穷丫头”。这或许是后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也是父亲众多子女间不能和睦相处，乃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因之一。
在合葬父母的那个温暖的春日，我们将父母的骨灰轻轻放入穴中，与他们做最后的告别。墓穴渐渐封严，透过越来越小的缝隙，我向穴中望了最后一眼，母亲在父亲身后站立着，已昏暗得看不清所以然。
我听到一声重重的叹息，它来自母亲。
谁都有过人生的辉煌，在这鲜花环绕的墓地，我试图找到母亲的辉煌。
这似乎很难。
母亲生时，我曾与她谈论过辉煌的话题，以她的看法，她的定亲与出嫁当是她生涯中最鲜亮的一笔了。
旧时，北京人结婚，堪称繁杂的时期当是清末到民国的几十年，仅婚前的繁文缛节就让人难以一一说清。古语有“六礼已成，尚未合卺”一说。“六礼”所含“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母亲说大宅门的叶家仅“放定”就放了两回，先放小定，又放大定，亲事才算定妥。放大定时，叶家一切按照满族宅门府第的规矩，派媒人与家中掌事主妇来到齐化门外坛口母亲的家中。母亲很为那个放定的队伍而骄傲，那大约也是她一生中头一次看到的属于她的壮观和热烈。叶家是我的五婶妈去放的定，随同五婶妈去的还有24个红漆描金的抬盒，由穿红吉服的抬夫们抬着。24个抬盒，摆了半条胡同，红了半条胡同，很是惹眼。南营房自明代起就是驻军的兵营，房屋矮小拥挤，邻居多是卖炸回头的、修脚的、戏园子扫堂的、打小鼓的……总之，净是些没见过世面的穷人。街坊们见了这隆重、这排场都以为陈家搁置了多年的姑娘许了个什么大人物，算得上这片姑娘出阁的最高档次了。殊不知，那为陈家人挣足了脸面的排场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专为让人看的摆设。我好奇地问过抬盒的内容，母亲说有染了红胭脂的活鹅一对，以代替古礼聘娶用的雁。还有花雕一坛，绸缎四匹，如意一个，戒指手镯各一对，龙凤喜饼一双，干鲜果品四碟……在这些东西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过礼大帖”了。关于这个大帖，我在“文革”收拾旧物时竟意外翻出，可惜已被蠹虫侵蚀大半，断句残文，甚难辨认。今聊将可识者录之如次，以为当时风俗之证。
“天地合卺坐帐交冠带面向；
喜神正东迎之大吉；
送亲人堂客土木命大吉；
宜娶送亲人忌猪马牛三相大吉；
宜新人上下轿用辰时大吉；
产妇孀妇毛女不用大吉；
一路逢井庙孤坟用红毡遮之大吉。
……”
说来也是天意，连遇井庙孤坟都要用红毡遮挡的花轿却偏偏忘了遮挡警察，而且是日本占领时期的伪警察。
民国二十八年夏日，母亲身穿大红礼服坐在花轿中颤悠悠地经过齐化门时竟被警察拦住，说是要检查。官事无人敢拗，只好由人去查，所幸检看花轿内部时请出来一个女巡警，女巡警打开轿帘伸进头，将母亲的盖头掀开，惊诧地说：“新娘子是个大美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