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读年表也容易上当，因为年表中往往有些空白，只有知情者才知是空白，一般读者是视而不见的。举一个近在手边的例子。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黎烈文卷》的年表，其中1940年记载黎烈文到了福建永安主持改进出版社，4月出版《现代文艺》，在4月与5月之间有单独而含混的一行——“夏，许粤华来闽”，而到了1941年2月就“与许粤华结婚”了。这是1933年他的发妻因产褥热病故以后惟一的一次婚姻。黎烈文一向倾向革命，在主办上海《申报自由谈》时，大量发表鲁迅、茅盾、瞿秋白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引起国民党当局不满，被迫离职；1940年又掩护过中共东南局文委书记邵荃麟夫妇。有这样一段光荣历史的黎烈文，1949年春节还曾辞去台湾大学西洋文学教席回沪，其时淮海战役结束，再过两三个月解放大军就要渡江，奇怪的是他竟没有留在沪上等待解放，反而又回了台湾。年表可以对此不作交代，但读年表的我却不能不陷入了深思。我想这有两种可能：第一，他毕竟只是倾向于革命，当革命真正到来之时，他并没有决心投入。这点似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那时连远在海外且未与革命有过深切关系的老舍、冰心都先后投奔革命了，何况黎烈文有一笔为鲁迅提供阵地的老本！第二种可能是另有某种难言之隐。
正好是暑假，没有理由满足于“不求甚解”。
请教一个通人（该先生要求隐其名，并且在细节和某些环节上含糊其辞）才知道，正是因为他与许粤华的婚姻，他不便在大陆居住了。
许粤华女士原系上海文坛上一位颇为活跃的作家之妻，这位作家与鲁迅过从甚密。就是徐懋庸在致鲁迅那封著名而又很唐突的信中所提到的“胡风之诈，黄源之谄”的黄源。这位革命作家去了新四军解放区，妻子便到了福建大后方。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据传黄源殉难，47天以后许与黎宣告结婚。但后来又获知黄源不但没有死，而且成了新四军文化机构的一位领导干部（1949年以后黄源还成了浙江省文联的主席），这就使黎烈文（作为黄源的朋友）不能不远避他乡了。
读年表只要有时间，钻一下牛角尖是很有味道的。读三联书店同一丛书的《鲁迅卷》后的年表：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发生冲突，周作人于四天后给鲁迅一条子宣布绝交，说，昨天才知“过去的事”，“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许多当事人对此都含糊其辞，近日翻到《明报月刊》1992年1月号上的一位很严肃的学者的文章，才知有这么一种解释：鲁迅在日本时曾与一个姓羽太的女人同居，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也许就是此人。周作人过去不知此事，知道了，又加上羽太信子的作用，遂造成决裂。但是这只能解释一半，究竟羽太信子与鲁迅发生了什么性质的冲突，至今还没有可靠的材料来填补这年表上的空白。
21.读书和读注解的关系
许多年轻学子读书，尤其是读学术书或论文时懒得去读注解，我觉得是很可惜的。
我年轻时，在北大中文系当学生也是这样，后来听王瑶教授关于李白的报告，就改变了这种坏习惯。
王先生的报告还说了些什么几乎全部忘光了，惟一铭记至今的是，他说：他读书，尤其是读学术论文首先看注解。因为注解都是关键，不是对论争要害的详细说明、补充、辨析，就是对所根据的材料考证或交代，许多尖端的学术问题都在其中。
他举李白为例说，李白的有关材料，就是那么多。《新唐书》的传、范传正的《墓志铭》。以及《唐诗纪事》等，这些材料都不难找到，有一本王琦注的《李太白文集》就足够了。如果有新材料超出通常的论文以外，那必然有注解，说明材料的来源，那就是这篇文章的关键所在，应该先看这段材料，至于其他部分都在你知识结构之中，可以不看。有时没有新材料，但有对旧材料的新解读或者改订，也必须注意，这也值得细读，可以增补你的知识结构。
如果一篇论文没有什么新材料，也没有对旧材料的新解读，在王先生看来，也就是没有什么新注解，这类文章就不一定值得细读。所以，他建议未读文章，可先读读注解，如果注解没有新东西，就可以放一放。
王先生的这个教导使我受用无穷，尤其在当今信息空前大爆炸的年代。那么多学术著作：一个人的精力实在有限，总得选择，而王先生提供的这个选择标准是一种高水平的学术标准。
看一个人的学术水平，除理论建构和解构的能力以外，主要是知识结构和背景。一般地说知识结构的背景和气度在文章的注解中可以一目了然，这可以说是一种最简单的探测学者智能结构的方法。
这种方法不但使我省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而且使我轻松地得到许多经过别人淘洗过的材料，有时这种材料，在我读的文章中并不太重要，因而被安置在注解中。然而换一个角度就有不同的意义。
记得几年前，读一本，《海明威研究》，全部是外国报刊上的论文，共有二三百页。现在回忆，大部分都淡忘了，但其中一个注解却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则报刊通讯，说的是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原始素材之所本。一个渔民出海打鱼数日未归：后来被警察在海上找到了，他正在船上痛哭，一原因是他钓的鱼给鲨鱼吃了。
这个故事与《老人与海》中的那个失败了的硬汉子恰成对比，圣地亚哥：80多天没打到鱼，偶尔打到一条又被鳖鱼咬得只剩下一副骨头。但老人不但没有哭，反而进入他自己的小屋以后平静地睡着了，而且还梦见了非洲的狮子。
由于这条材料的启示：我才更加深入地理解了海明威，读书读到发现先师教导的法门行之有效，实乃一大幸福。
这次在美国读一位女权主义学者对萧红《生死场》的评论，甚觉新异，尤其是文中提出萧红在本质上不但是一个国家民族主义者，而且是一个不自觉的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作品中，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和对男权主义的反抗是互相交织的，甚至在《生死场》中对男权中心的反抗还比对抗日民族解放的要求更强烈，更突出，也更艺术地得到充分的表现。
这种见解使我惊异，也使我狐疑，但当看到文中一个注解，我的狐疑就开始消释了。
那个注解说，在30年代，女性作家与国家民族主义、夫权主义的矛盾并非个别现象，英国女作家伍尔芙也经历了相似的矛盾情感。她丈夫是个犹太人，列入纳粹德国的通缉名单，但是伍尔芙并没有自动把作品当作英国民族主义的鼓吹手段。吴尔芙表示英国妇女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被视为奴隶，无论过去或现在，妇女没有必要感谢英国。至于民族斗争往往是男性的光荣。如果男性为保卫英国而战斗，吴尔芙怀疑是否也包括保卫英国妇女的全部意义在内。
看了这样的注解，我不但看清了中国女权主义批评的价值观的要害，而且找到了她们的源头。到这时候，老实说，我就有权利、有本钱对她们作比较到家的解剖，并且作出一些解构了。
22.谈读的三姿势
读书的姿势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躺着读，这是陶渊明所标榜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但是他自己并不一定实行的办法；而大多数文学爱好者就是这样读的，其特点是没有固定的目的，真所谓博览群书。这种读书姿势联系着一种态度，那就是读着玩的，读得顺就读下去，读不顺干脆就睡着了也无所谓。这种读法，是一种休息、消遣，也许还是一种享受。日积月累自然也可以增长知识，丰富精神生活，领悟人生的意义。但是，除非是天赋特别好的个别人，一般人要想迅速有效地提高自己某一方面的水平，是不可能这样轻松地达到目的的。
要真正提高自己的水平，就得采取另一种姿势。就是要坐着读：古人讲的“正襟危坐”，不但是一种姿势，而且是一种心境、态度，一种目的。那就是求知的态度，通常我们说求学问，为什么要说“求”呢，那是意味着追求的意思。要追求就得十分认真、严肃，注意力非常地集中，和躺着相比，这里有强制自己心无旁骛的意味。这是最基本的一种读书方法。不管大中小学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的要领是对于书中的每一句乃至每一个字，都一丝不苟反复钻研，甚至背诵。上下左右联系，前后贯通思考，力求全面、准确掌握。正襟危坐的姿势表现出一种精神，那就是钻研，不满足停留在表面上。一般说文字的表面是很完整的，甚至给你一种天衣无缝的感觉。如果你没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即使坐着，也可能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坐着读的关键是开放心灵，让它像海绵一样吸收书中全盘的精义。古人说的虚怀若谷，大致可以形容这种心灵状态。
这种读书的方法虽然很好，但还不是最好。因为坐着钻研，全盘吸收，就意味着你承认所读的书本是绝对正确的，不包括任何错误的。但是这样囊括绝对真理的书是绝无仅有的。一般地说任何作品都免不了有某种历史和个人的局限。毛泽东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再犯错误，一种是已经死了的人，一种是还没有生出来的人。对于书，也可以这样说。坐着钻研的时候，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你的思路是被动的。读书是为了认识世界和人生，主要靠你自己在生活实践中去体验，书本只是一种向导和坐标。因而你要主动地用你自己的体验和智慧去检验它，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说，“批判”它。这时候，你就用不着虚怀若谷了，你也不用把书上的每一句话都当作天条，在追求真理的时候，任何的自卑感都是多余的。
这时，你得改变一下读书的姿态，当然绝对不能躺着读，也不能满足于坐着读，你得站起来，把书上的东西用实际情况去检验，去分析，用你自己的头脑去批判。当你发现书中所说哪怕是有一点与实际不符时，你就要揪住不放，因为这就意味着你的认识有了提高，你已经发现了问题，而发现问题往往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这就是说在这一点上，你已经比书本的作者稍稍高明了一点。这时你当然还要反复思考，但是千万千万不要轻易放弃，不要有任何的谦虚，这时候用得上孔夫子一句话，叫做当仁不让。这是一个机遇，你和权威平等了，你在真理面前站起来了。也许你当时还意识不到，但是当你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你会感到幸福的，甚至你的脸上会出现无声的微笑。
以读《荷塘月色》为例。粗粗地读，可以躺着，觉得朱自清的语言极美。有些人会喜欢他那一连串的排比句，留下了好印象。如果进一步钻研，就不能躺着，得坐起来，仔细玩味全文。反复读几遍，你就会觉得并不是每一句、每一段都同样的好，而是有些段较好，有些段就不那么好。如文章快结束时，有没有必要引用梁元帝《采莲赋》；中那么长一段质量并不见佳的赋体骈文呢？当然最好的是那把荷叶和荷花的香气用声音来形容的句子了，淡淡的香味像远处高楼上飘渺的歌声似的。还有在月光下，将光和影的效果用小提琴的名曲来形容的句子。懂得一点文艺理论的人会想起钱钟书先生所阐释的“通感”。至于一个人在月光下，享受那“独处的妙处”，是不是也同样的好呢？这时光是坐着，就不够了。你得站起来。余光中说这一段把话说得这么白，是败笔，中学的水平！你同意不同意呢？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整篇文章就这一段最深刻、最漂亮。在当时的散文中还没有一个作家把孤独写成是一种自由，一种白天里群居时不可能有的自由。经过仔细的思考以后，你坚定地相信余光中不一定对，而比起那一段引文来说这一段独创性要强得多了。
这时，你就站起来了。
23.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
（一）
夏志清教授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著作，早在七八年前就有友人从香港为我购得一本台湾的中译本，当时只读了几页，深感自己与书中许多价值观念之歧异。夏教授远在美国，政治、宗教、文化背景与我国相去甚远，因而其中诸多论述，读来甚多隔膜。别的不说，光他在书中给张爱玲的篇幅等于乃至超过鲁迅，就使我大惑不解，以致在当时觉得夏先生虽然是华人，似乎对中国的国情乃至中国文坛的实际情况所知并不真切，其中也许有某种政治、哲学、宗教上的偏见。虽然如此，夏教授的学问仍然使我惊叹。几次想继续读完那本皇皇巨著，都因没有充分的连续性的时间而未果。后来夏先生的那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一位爱好夏先生文章的青年学者借去，而且由于爱之过甚竟然声明不再还我了。我也因无望于集中时间阅读，便含糊地一笑，就算是默许。事隔七八年，突然在书店看到夏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约人翻译出版了，喜不自胜。买了一本归来集中精力细读一遍，这次的印象与上次竟大不相同。
也许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夏先生的论述和我们的心理准备状态，在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因而即使有不同的哲学文化背景，仍然不难找到共同的思路。限于本文的篇幅，我这里只以夏先生在分析《三国演义》时所举关公一例来说明我的心灵所受到的启发和享受到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