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北京，是封建官僚的沃土，也是达官显贵们的花花世界。在他们眼里，一个穿破旧长衫的穷雇员是不会有什么奢望的，只是勤勤恳恳地干活，方能得到8块银元。
然而，就在这期间，毛泽东结识了比他小8岁的第一位妻子杨开慧，一位身材苗条，才华出众，同样崇尚革命的圆脸姑娘。杨昌济老先生觉得爱女与得意弟子结为伉俪确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1919年的春天，五四运动爆发了，当张国焘和大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时，毛泽东却没有全身心投入，而是短暂地注视了一下，便悄然离开了北京。
究竟是因为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过于热烈，排斥了青年毛泽东，还是青年毛泽东与当时的学生运动存在着某种格格不入？
当蔡和森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时，毛泽东却毅然决定留在国内。蔡和森等赴法学生因毛泽东不能一道同去而深感遗憾。毛泽东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更有意义。”在这个观点上，他与杨开慧十分一致。他不愿拜倒在外国人的圣坛面前，而要始终执著地守候着这片古老贫穷的家园，并不懈地为它耕耘着。
离开北京，他去山东曲阜拜谒了孔庙，他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他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他曾在他的笔记《讲堂录》中抄录了孟子的话：“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然后他又去了梁山，去了《水浒传》中绿林好汉聚义的地方；然后他继续南下到了徐州，他目睹了《三国演义》中各路枭雄逐鹿的古战场，因为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过描写这些英雄的传奇小说；然后他到了南京，他环绕着古老的紫禁城漫步，考究明王朝的覆灭和太孚天国的兴起。这期间，他唯一的一双鞋被人偷去，不得已他只好把自己的一件棉衫当了才平安到达上海——他是专程赴上海送他的同窗好友们乘船去法国勤工俭学的。
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在这些漂洋过海的热血青年中，有他挚爱的好友蔡和森、肖子升；有蔡和森美丽的妹妹蔡畅和李富春（此时这对情侣都在一方面军）；有蔡氏兄妹的年逾五十却毅然陪同他们赴法留学的母亲——正是这位伟大的母亲在后来艰难的岁月里，凭借一双中国妇女纤弱而灵巧的手，用刺绣帮助这些勤工俭学的孩子在法国生存。
当轮船徐徐开动时，毛泽东大声向蔡和森他们喊道：“努力学习为救国！”
巨轮远去了，毛泽东久久地站在江岸上，沉重的脚底仿佛生了根。
但他是愿意他们去的。在遥远的西半球，那个徘徊着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对于当时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为中国追求理想和出路的青年们呈现着一种黄金灿烂的光明。
而中国，仿佛是一片沉重压抑着的苦海——这正如毛泽东给这批留法学生中卓越的女青年向警子的信中所言：“政治界暮气已涤，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毛泽东在那封信中称向警予为“警予姐”。这位相貌隽秀、热情奔放的潇潇湘女，在巴黎与蔡和森相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结了婚。在他们的结婚照片上除了新郎新娘之外，前面还放着一本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照片下面顺序写着“向”、“蔡”两个字，这两个字包含着有趣的双关意义：既是他们两人的姓，又可解释为“向上的结合”。大家看到新娘的姓写在新郎的前面，既惊讶又赞同。然而在革命者中，这对夫妇的命运最为惨烈。向警予（1921年10月与蔡和森等一起回国）在汉口的法租界被捕，并被押交给国民党。国民党于1928年5月1日清晨4点杀害了她。蔡和森是于1931年在香港被捕的，也被押送给国民党，刽子手们残忍地把他的手脚钉在墙上，用棍棒把他活活打死。死后还把他的前胸和肚子切成了碎块。
毛泽东在上海比在北京更感孤独，生活更为艰难。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已成为西方商贸争占的门户，然而这里却是西方人和高等华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天堂，且处处弥漫着拜金主义和洋奴文化的气息。为维持艰难的生存，他不得不在一家洗衣店里当帮工。他为有钱的洋人买办洗烫衣服并来回取送——他由此体验了“无产阶级”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但这个时期是毛泽东后来认为的“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他在这里拜见了他当时生活中的第二个“楷模”陈独秀——这位革命的教授正为筹创中国共产党而忙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毛泽东回湖南做党的发展工作给予的热情指导，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1年夏天，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返回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因为有可疑人的出现，从上海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召开。也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又一次见面了。但张国焘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三年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雇员的湖南乡下人会同他一起坐在这里开会。
会议结束后，张国焘负责城市工作和工人运动，毛泽东即又回到湖南——虽然他也搞过一段工人运动（如与李立三、刘少奇等发动和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并担任湖南工会总干事），但他很快把目光投向了农村，他认为搞城市工作不是他的“长项”。杨开慧陪他一同去了乡下，足迹遍及湖南六七个县。他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为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思想打下了基础。尽管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对他的这份报告表示怀疑和反对，而毛泽东没有丝毫动摇，坚定地高举起农民运动的旗帜。后来他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
张国焘出身子一个乡绅地主家庭，祖籍原是江西吉水，明末清初时迁到湘赣两省交界的萍乡上栗市。
这是一个世代书香，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曾做过几任道台；祖父是翰林，也做过几任知府；就是他的父亲张嘉铭，也是一位孝廉公；他的叔父在民国以后曾做过国会议员。早在搬迁前，“吉水张府”不仅在吉水县，就是在江西省也是很有名望的。到了张嘉铭时，也是萍乡上栗一带最大的拥有近千顷土地和山林的客籍地主。
就张国焘的出身说，实可称为高贵双全的纨绔子弟。但他也并非秉性特异，自幼同情贫苦穷人，厌恶富贵之家。恰恰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富有的家庭，才使他受到充分的教育，在江西中学毕业后，便考入国立北京大学。从此，他背叛了自己的家庭。
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动的前夜。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惊醒了苦难的中国人。辛亥革命后，封建帝制的崩溃与复辟，一场新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北京大学内，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在进行各自的宣传活动。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高扬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向封建顽迷思想奋战。李大钊更进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指点迷津，他们是当时思想界的“明星”。青年张国焘深受陈、李思想熏陶，崇尚陈独秀提出的只有科学与民主“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的主张，转而对李大钊倡导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兴趣。以至于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成为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
1921年7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组成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这年张国焘24岁。
血气方刚的张国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抱定“誓死不悔之决心”，为了信仰的主义，而愤然地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香港《社会新闻》这家报刊曾于1949年登载的署名“木真”写的《张国焘事略》中，有这样一段撰文：
特立加入共党后，即努力为共党工作，置学校功课而不顾，甚至久不到课。未几，京汉工潮起（即二七大罢工），特立奔驰于京汉道上，大为出力。但因此受地主军警之注意，卒于是年4月间，在北京被捕。当警察往彼寓搜捕时，彼方与其爱人黄理平（即杨子烈）交颈而眠。被捕以后，曾惨遭非刑，但卒不肯供一词，军警当局，亦无可奈何，其后由其父执某巨公保释。
特立父亲名张嘉铭，为吉水之第一个大土豪，平时鱼肉乡民，为特立所深恶痛绝。自彼接受陈李思想之熏陶、加入共产党后，对其父更为不满。但其父仍不乏爱子之心，故当其入狱后，其父虽在原籍，仍为之极力营救。特立之能出狱，未始非其父之力，但此事殊不能挽回特立对其父之感情。彼出狱以后，即不与家中通音讯，其父颇为焦急，亲自至京访寻。偏觅一星期之久，始将特立住址找到，按址往访，时特立方在寓中起草文件，见其父猝至，颇为惊异，亦极不快，怒叱曰：“嘉铭，你来干什么？”叱父以名，在旧道中人视之，实为大逆不道，故其父怒极，以掌击之，特立还击，父子立起战争。幸寓中人劝解始罢。其父出，即登报驱逐其子，申明脱离家庭关系。从此富豪公子，变为无家可归之流浪者矣。
……
1924年1月，张国焘因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落选了中央委员，心情抑郁地离开党中央机关，调到北京从事铁路工人运动。2月初，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京秘密召开，张国焘担任总干事。
工人运动的复兴和发展，遭到北羊军阀政府的极端仇视。5月初，直系军阀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出通电，要北洋军阀政府通令查禁“过激运动”。5月13日，湖北督军萧耀南借口“据沪探称，此间过激党禀承孙文，联络苏俄，实行共产主义，派遣党徒，分往内地”，遂派出军警包围汉口德润里23号湖北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刘芬律师事务所，逮捕了共产党员许白昊、刘芬和原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等人，并通缉包惠僧、项英等。杨德甫投敌自首，供出了北京全国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负责人。
北羊军阀政府交通部当即通知京师警察厅“严密查究，以遏乱萌”。
5月21日凌晨，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前往后门铁匠营2l号查抄总工会秘密会所。因张国焘不住在这里，遂又去腊库16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杨子烈。京师警察厅总监薛之珩在给内务部总长的呈报中，记载下了拘捕张国焘等人的经过：
窃准交通部密函内开，据京汉路局呈称，武汉稽查处拿获工会党魁杨德甫等，讯据供出京、沪等处组设工党通讯机关并主要党人姓名、住址，抄录名单密呈。查单中所开北京机关设在后门铁匠营21号，主任张国焘、张坤（昆）第。当即速饬侦缉队，按照所开地点，驻往拘传无著，仅传得彭子均、李凤林二名，当场搜出全国铁路总工会委状一纸。询其张国焘现属何处，佥称不知。复督饬该队，赶紧设法侦查。嗣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内，查获张国焘同一女子杨子烈奸宿，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宣言书，并信函多件。①（《北洋政府东师警察厅呈报拘捕张国焘文》（1924年5月24日）《历史档案》1981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