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站在楼顶的瞭望台上凭栏远眺，心里生出几分陶醉：近处，溪流纵横，峻岭环绕；远处，群山逶迤，银装素裹；天地衔接处，聚拥着一层层银色的云团，似滔滔雪浪，以其威严神秘静寂的壮观令人心慑！——这使他欣然想到他眼下所拥有的八万人马，这与中央红军会师前的四方面军实力相去无几。而毛泽东呢，会师非但没有捞到什么实惠，而且还丢下了两个军团，仅拉走了不足七千人马仓皇而去，实在是得不抵失，大大的失算了啊！由此看来，两军会师只不过演了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
他收回目光，点上一支烟惬意地吸着，悠悠踱步：毛泽东等人借口北上而无端地指责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南下根本无处立足，呃！我张某人脚下踏着的这座土司宫，难道不是一处优美的处所吗？如果偏安一隅，这里倒是可以作为临时的栖身之地：你看这里前临急流，后依峻岭，四周地势险要，如若屯上一些兵马，加以扼守，虽不能说是固若金汤，但聊可盘踞一些时日。当年乾隆皇帝劳师前来征伐数年，耗人力物力甚巨，才将这小金川七大土司招安。当然喽，我张某人并非看中这小小的弹丸之地，也决非满足一城一池之利，而是要夺取成都，赤化金川，进而取得大西北和大西南乃至全中国的胜利。
“夺取政权，乃是革命者的目的。”——这是张国焘早在1921年协助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中国共产党时就提出的政治口号，并且把它写进了建党的纲领和宣言里。抚今追昔，15年来的求索与苦斗，使他更加领悟权力对于一个有识之士有为之人施展自己的雄才伟略是多么的重要。于是，一个萦绕在他大脑记忆里的梦，一个雄心勃勃也许别人会说是野心勃勃的重大决策，撞击着他多日来为之苦苦思索的心际：毛泽东等人私率六七千人向北逃跑了，他们将陷入蒋介石为他们设下的百团围歼之中，他们逃不脱全军覆灭的厄运——他们将自食其果，中央将不复存在。既然与他们分道扬镳，那就一不做二不休，重新组建中央！
他的眼前仿佛划过一道闪电，一道照亮古往今来历代群雄豪杰摒执逐鹿的闪光！
他认为，这是形势所迫。斗争的需要。
一种天赐良机的隐悦快感溢满了胸膛！
他自得无比地笑了。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克基的卓木碉一座喇嘛庙里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董振堂、何长工、傅钟、李特、曾传六、刘志坚、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四五十人。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并作重要讲话。
他说：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可是毛泽东等人对这一新的局面估计不足，又非常怕羞，不敢承认自己的退却和战略方针上的错误，主张继续退却。不管他们的退却是在什么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结果发展到不顾一切地分裂红军，向北逃跑，造成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罪恶行为！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看到的，也是令人极为痛心的！
他说：毛、周、张、博说南下是死路，南下会成为瓮中之鳖，云云。可现在我们左右两路人马返回草地，连克几座城镇，集结在这里，大家活得不是很好吗？哪一个是鳖？应当承认，目前的苏维埃运动是受了一些挫折，我们把苏维埃运动转移到比较落后的地区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可以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从艰苦斗争中去求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像那些只能在太平时期工作的牛皮家，我们是不需要的。当革命发展的时候，有篮球打，有舞跳，有捷报看，有馆子进，便兴高采烈；可是当革命走弯曲路时，便悲观失望，随时带几个金戒指在身边准备逃跑，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是太平时候的装饰者，我们不需要这个。
他说：目前的中央，已被毛、周、张、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他们的分裂行为，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的原则。他们秘密北走，是自私的，是不名誉的，是不道德的，已使党的中央威风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同志们，我们还再跟着这样的中央做什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抛开原有的中央，仿效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①（①1905年，列宁在任第二国际执行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期间，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对以调和主义为幌子，贩卖取消主义的托洛茨基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又揭露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1919年3月，列宁毅然抛开机会主义者把持的第二国际，主持召开了第三国际成立大会。这就是当时所说的共产国际。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径绝然不能同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同日而语。）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重新开展工作。到适当时间，再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中央。大家有何意见，请发表。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大家甚感震惊。就连张国焘的得力助手陈昌浩也因无思想准备而没有立即发言表示支持。
会场的气氛显得紧张而沉闷。
张国焘显然胸有成竹，他要李特和黄超发言，将毛泽东等人私率一、三军团北上以及对其阻拦和劝解未遂的经过叙述了一遍，并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抨击与谴责。
四方面军的同志听后不禁哗然，责备埋怨中央的气氛骤然升温。
张国焘要朱德表态：“总司令，你谈谈。”
朱德的面孔像这萧瑟的秋日碧空一样冷峻，他心里却阵阵发痛，仿佛觉得历史迈着沉重而艰难的步履走到这里突然凝滞了。他好像没听到张国焘在向他说什么，直到张国焘再次要他表态时，他才伸了伸微驼的背，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啊！天下红军是一家，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无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事，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千万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对朱德的发言，张国焘当然极不满意，但又不便发作，因为朱德毕竟是红军总司令，且有“红军之父”之称。只好先让他一码。
张国焘又转向刘伯承：“总参谋长，你说说。”
刘伯承当即发言道：“目前，大家都晓得，部队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作战，一路颇有损失，特别是翻雪山、过草地、减员更重。革命形势相当严峻，我们举步维艰。当前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是红军整体的团结，只有团结对敌，红军才有出路！……”
刘伯承的发言，深含着规劝与进谏，希望张国焘不要走得太远。但没等他说完，张国焘便极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讲下去了，大家现在不是要听你作什么政治动员报告。”
刘伯承无奈地坐了下来。
勿庸置疑，张国焘占有绝对优势，他俨然成了正确路线的领导者和代言人。再没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反对他的主张。
接着，张国焘宣布成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的成员名单，并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决议》。他被当选为“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的总书记”，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除了毛、周、张、博和杨、叶等人被“开除”和“查办”外，张国焘把自己所有主要的军政领导人都塞进了他的中央委员会，同时保留了原一方面军的大部分高级指挥员，包括朱德、彭德怀和林彪。他还任命长期住莫斯科的王明为中央委员。
他宣布完名单之后说：“中央今天正式成立了，我们要立即通报共产国际批准。并通报原来的那个不顾信义的中央，说明我们今后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红军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告，并和他们发生关系，要他们不得再冒用中央的名义。”
会议结束时，张国焘问朱德和刘伯承对此《决议》有何意见。
朱德说：“你既然还认我这个总司令，那我就发表意见。你在这里硬要另搞一个中央，我不赞成，我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你要枪毙就枪毙，这无法阻止你，但我绝不接受你的命令！”
刘伯承说：“我不够格，更不配做你的中央委员！”
张国焘板起了面孔：“那好，就减掉你们两位！这个世界无论离开多么伟大而了不起的人物，地球照样转！”
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举动，在滞留下来的原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引起强烈的不满和义愤。他们向朱德提出：“老五”和“老九”再行北上，找老毛和党中央去！他张国焘要下令阻拦，我们就跟他干！
被派往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写了一封长信提出反对意见，派人送给朱德，不料这封信落到张国焘手里。张国焘立即找彭绍辉“谈话”，撤了他的参谋长职务，被发落到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科去了。
第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因打听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的动向，被扣上“阴谋叛乱”的罪名，要将其处决，幸被朱德出面干预，才免遭杀害，被调到红军大学教育科当教员。
刚调到红四军任参谋长的陈伯钧，因当着张国焘的面犯颜直谏，呼吁团结，反对分裂，当即被张国焘下令抓了起来，“反省”数日后发配到红军大学指挥科去了。
……
鉴于此，张国焘对一方面军的人不能不采取防范乃至惩治手段。他对第五、第九军团强行改编；对四方面军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实行“纪律制裁”；为了孤立和削弱朱德的力量，他将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免去，调到红军大学当校长。
这一切，对于张国焘来说，都是为了“需要”。对人和灵魂的征服，不是枪弹，而是政治。——这是张国焘的格言。
尽管如此，在南下途中，有几十名师、团、营指挥员（多数是一方面军的）死于非命。
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
他忍辱负重不得不作出最大的克制与让步。他这样提醒自己：既然历史把你和张国焘拧在一辆战车上，为了大局，为了八万将士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张国焘尽量保持一种微妙的关系来相处共事，竭尽责能地制约或遏制张国焘权欲的恶性膨胀。如果一见面就吹胡子瞪眼，争吵不休，那么恐怕连自身和整个部队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总是主动地找张国焘一起研究作战方针，制定战役计划，并且身体力行努力贯彻。他耐心地教育一方面军的干部：要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和策略；要顾大局，讲团结，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有加强了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的胜利。
张国焘下令向成都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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